青年一直是众多学科的研究对象，也是哲学研究的对象。从哲学的角度对青年进行研究，在国内已开展多年，初步形成了一些研究的视角。例如，对青年及其相关概念的哲学研究，对青年本质的本体论研究，对青年特征的哲学思考，对青年世界观特点的哲学归纳，对青年人生哲学的探究，对青年中具体文化现象的哲学思考，对特殊青年群体的哲学分析，对青年工作的哲学思考等。可以说，这些研究对于从哲学的角度加深对青年的认识起到了积极作用，并为其他向度的青年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资源。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些研究的哲学宽度和深度均有不足，由此产生的哲学启发也不够充分，更未形成对青年的系统性的哲学研究，因此，距离建构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框架还有遥远的距离。为推动青年研究的进一步开展，使青年作为一种重要的对象得到更全面和深入的把握，从而加深青年研究的理论深度，提高青年研究的学术高度，并为决策部门提供相关决策的思想资源和哲学理念，极有必要拓展对青年的哲学研究。

然而，哲学毕竟也是与青年相“纠结”的。哲学起源于好奇，而人生的青年阶段正是好奇心最为旺盛的阶段。历史上的哲学家不乏在年轻的时候就步入哲学殿堂并提出其重要的哲学思

想的。当然，即使在这些青年哲学家那里，哲学与青年之间的接缘似乎也只是单向的，即哲学进入了这些青年的视野，但青年却没有或几乎没有进入他们的哲学视野，使得即使是青年哲学家，也没有建构出关于青年的系统哲学。于是，历史上虽然不乏青年哲学家，但却罕有研究青年的哲学家。可以说这是哲学视野中的一种历史性缺席。

拓展青年研究的哲学向度，就是要改变这种历史性的缺席，使青年真正进入哲学的视野，成为哲学研究的对象。这样，我们就不仅有“以青年为主体”的哲学，而且有“以青年为主题”的哲学。以青年为主题的哲学，首要的任务就是要让更多的关于青年的哲学问题得以显现，主要包括关于青年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人本社会论问题等。

( 一) 关于青年的本体论问题

关于青年的本体论问题，目前主要集中于“青年是什么”的“本质论”问题。其实，作为哲学本体论的ontology，其更为始源性的含义还在于它是一种“存在论”和“是论”。从这样的角度研究青年的本体论问题，就需要形成“青年存在论”的研究领域，它主要是探讨青年“何以是”的根据问题。如果将这一问题与青年的本质论问题联系起来，就在青年的存在与本质之间生发出这样的哲学问题: 凡存在的青年都有青年的本质吗? 无本质而有存在的青年是什么? 无存在而有本质的青年又是什么? 是什么招致一般的人的存在成为青年存在? 青年是如何获得其本质的?这种本质主要是一种生理特质还是一种心理特质? 其中生理特质与心理特质的关系是什么?青年的心理特质是其生理特质的自然延伸，还是具有对于生理特质的相对独立性? 青年的心智特征如何从其生理特征那里得到解释? 从物理主义视角看，青年的心智特征最终可以归结或还原为其生理特质，其中“心脑同一论”会把青年的心智特征归结为一种脑状态，于是认清了青年的脑特质，就等于认清了青年的心智特质。二元论的视角主张青年的心智特征与生理特质尤其是脑特征是两种不同的特征，不能用后者去解释前者。这样，关于青年的本体论问题，在这里至少呈现出关于青年两种特质的本体论关系问题，其中牵涉到心智哲学对心灵现象之本质的哲学立场。

青年的本体论问题也可以延伸出青年的实在性问题，尤其是当代信息技术可以建构一个“虚拟世界”从而创造出“虚拟实在”时，“虚拟青年”也就应运而生。那么如何理解虚拟青年与青年的“实在性”问题? 如何看待这种虚拟现象背后的哲学意义? 例如，当一个人不再是青年后，在网络空间以虚拟的身份将自己“装扮”成虚拟青年，那么久而久之就会对他的实际存在产生影响，使得“虚拟”比“实在”更实在，此时的“青年”之本体论地位应该如何界定?

( 二) 关于青年的认识论问题

在关于青年的认识论问题中，青年研究的认识论前提应该是我们首先碰到的认识论问题。对于人的研究，尤其是对某一年龄群体的研究，当研究者的人生还未经历那一个阶段时，那个阶段在认识论上对于该研究者就具有某种程度的“自在之物”的特点。如儿童要认识青年的心智世界、青年要把握老年人的心智世界时就是如此。但是当人对自己已经历过的人生阶段加以“回溯”时，那个逝去的人生阶段是否也会成为另外一种“自在之物”( “自在之心”) 呢? 于是，即使是“认识你自己”的传统哲学古训，也存在能够认识一个“什么样的自己”的问题。目前，青年研究者多已度过了自己的青年阶段，因此对青年的研究多是“后青年”们所从事的事业。那么“后青年”还能认识“青年自我”吗? 当现在的自我疏远过去的自我时，就可推知成人研究青年时可能面临的认知鸿沟，对青年研究的主体如果与客体具有非同一性时，这种认识的可靠性如何保证? 在这里我们至少可以看到，非青年对青年的“研究”从哲学上永远都是不完备的，所以需要在不断的“沟通”中使其趋向于对青年实际的契合。

由此也提出关于青年研究中的“认识能力”问题: 谁最能认识青年? 似乎青年自己最能认识自己。但现实并非如此，那么为什么青年只能充当青年研究的对象或主题，而非主体? 如何才能改变这一现状? 在哲学上我们需要进行的认识论努力是什么?

此外，作为“未成熟的成人”，青年的认识规律也不同于或不完全同于成人的那种“成熟认识论”，而是一种“形成中的认识论”，那么这种认识论所包含的、特殊的认知规律和特征是什么? 青年“看”世界时往往会产生青年世界观的内在张力。正如法国政治家克雷孟梭的一句话: 一个人在三十岁之前如果不信仰左翼思潮，他就是一个没有心肝的人; 如果在三十岁之后还要信仰左翼思潮，他就是一个没有头脑的人。也如同一句德国谚语所说: 老年人经常怀疑正确的东西，青年人经常相信错误的东西。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 青年人与中老年人的认知机制之间无疑存在某些“硬差别”，那么是否存在类似于“男性等级模式”的“成人等级模式”? 男性等级化思维模式把所有的事物都分为相互对立的两极，如主体与客体、理性与感性、自然与文化、抽象与具体、心灵与肉体、美与丑、善与恶，并认为前者是主导的，后者是附属的，是次要的［1］; 这也是年长者的思维模式，那么年轻者的思维模式又是如何看待这些两极性的关系呢? 这或许也是青年认识论所需要研究的问题。

我们知道，认识者处于不同的阶级立场会形成对社会的不同认识，波伏娃也指出，男女之间不同的性别经历将影响彼此之间对事物某些方面的认识: “生活方式或不同种类的活动往往会产生不同的思维方式与观察方式。我们的行为既帮助我们能知道什么，又限制我们能知道什么。”［2］那么处于青年的人生阶段时是否存在着“青年立场”呢? 它决定了青年能看到什么，以及看不到什么，这可否视为类似于女性主义立场论的“青年主义立场论”? 一种关于人生阶段的理论认为，青年是人生的审美阶段，中年是人生的伦理阶段，老年是人生的神学或哲学阶段，这一区分是否决定了青年阶段的认识论特征? 一些伟大的思想家有自己思想发展的青年阶段和老年阶段，形成了诸如“青年马克思”、“青年黑格尔”，并与“老年马克思”、“老年黑格尔”形成明显区别，那么在其中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人的思想的“青年特征”?

( 三) 关于青年的价值论问题

如果从“年龄辩证法”的角度来考察青年的价值特征，就会发现这样一些明显的悖论: 他们作为感性上强势群体的同时，也处于理性上的弱势地位; 他们具有生理强势的同时也具有心理上的弱势; 他们有无限的可能性，却只拥有极为有限的现实性; 他们代表社会的光明未来，但不一定有自己的光明未来; 他们的义务大于权利，付出大于收益，是体力的强势群体却是权利的弱势群体; 他们集自然性上的优势与社会性上的劣势于一身。

从生理的价值期待上看，一般来说，青年并不因为自己的社会地位不高而希望自己赶紧变老。在性别的选择上有的人从心理上甚至生理上愿意选择成为异性，但在年龄选择上青年一般不会自我选择老化，而是希望“永远年轻”。那么这是一种感性的愿望还是理性的选择? 其中体现的哲学价值观是什么? 从一种“全面的价值期待”来看，人希望自己有青年的体力、精力、活力，但也羡慕年长者的经济、政治和学术地位，这就是一种青年期的价值悖论，这同时也是年长者的价值悖论，当后者获得了比青年期更高的社会地位、其青年时代的努力得到了回报时，则会惋惜岁月的流逝，人生已步入暮年。

“价值回报”构成了青年价值论中具有特殊意义的问题。人生的青年期主要是付出而不是收获，哲学上可以称之为实践效果的“滞后效应”。因为人的任何努力、行为的社会反响与回报都是要有时间的，这个时间越短，其回报消失得越快，于是就有青年的努力及其回报“来得快去得快”或“来得慢去得慢”的效应。当人生处于创造价值取得回报的起始端时，由于付出多而获利少，困难乃至艰难必定层出不穷，常常导致尖锐的价值冲突甚至认知撕裂的现象。这样的处境也使青年进入“价值敏感期”: 对投入与回报的不成比例较为敏感，并被归结为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不公，还可能导致个别青年的“反社会”倾向。同时，这个时期也是“价值困惑期”，主要是青年人在价值观的选择上，由于生活阅历、辨识能力的限制，在多种价值观中难以取舍。当然，其中也孕育着“价值创新期”，使得青年可以探索新的价值观、新的社会理想、新的奋斗目标。历史上那些关于社会改造的学说、理想和主义，多数是作为提出者的思想家们处于青年时代的“思想革命”的产物。而这一维度走向“应用”研究，就是确立青年的“价值取向”问题，形成

关于青年的“应然”研究，重点在于提供一种应然的构想，对青年的发展进行理性的指引。

( 四) 关于青年的人本社会论问题

青年是社会关注的对象，当然有时也是被遗忘的对象，这表明了青年在社会中的“客体”而非“主体”的地位。当其被关注时，就是要受到爱护，要被教育，或者被“管理”; 而当其被遗忘时，就是在重大利益和权力分配上的边缘化。甚至在我们习以为常的“尊老爱幼”中，也是青年的一种特殊的被遗忘。而且，青年作为社会主导者的教育对象，同时也是被评价的对象和被“划代”的对象。青年常常被评价为“一代不如一代”或“一代更比一代强”( 而绝少说成年或老年如此) ，其中表明的是: 青年总是被社会主体“引导”的对象，也是被不同利益集团“争夺”的对象，从而是被认识和改造的客体，被规划和培养的“苗子”。此时，年长者以社会主体的身份，将青年客体化、他者化，内含着年龄的社会分工、利益分化和权力分配的“年龄鸿沟”，这也正是父权制所造成的青年在社会中的从属地位。

那么，青年是否只能被社会客体化? 他们能否以及如何从社会客体转化为社会主体? 一种“自然的”、“纵向的”转化方式是: 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年进入成年阶段，从而自然“熬成”社会主体; 另一种为“横向的”转化，即年龄阶段内的转化，那就是青年向社会主导者争取到更多的利益和权利，从而成为社会的主体或主导者之一。

动物界按生存竞争的铁律“年轻力壮者为王”，丛林法则导致“年轻”个体或群体的主体或主宰地位; 而人类社会则主要靠“经验”法则，使得年幼无知或年轻少知者们的社会地位不可能太高。“年轻”的字面含义就表明了这个年龄阶段的重要性还太“轻”，从而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分量还较“轻”，即所谓“人微言轻”或“年小位轻”。

当然，青年也有作为“生产的主力军”意义上的“社会主体”的地位，但即使如此他们也是社会地位上的客体。青年人身上这种主客体职能的分裂常常成为其他“青年问题”的根源。那么青年改变这种境遇的可能性存在吗? 如果改变了，社会将会怎样? 从更具哲学意义的角度说，是否需要改变青年的本体论地位，才能使青年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 如何才能改变青年的本体论地位? 而青年的本体论地位如果被改变了，他还是青年吗?

上述很多问题，从目前的哲学维度的青年研究还未曾提出，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无疑会使青年研究的视域得到扩展。

对青年进行哲学研究，除了需要发掘青年研究中的哲学问题之外，还要拓展更多的哲学方法来研究青年。哲学不止一种，不同的哲学往往提供不同的哲学方法，为我们提供看待问题的不同视野或角度。用多元的哲学来分析青年时，会看到青年的不同侧面，展现出青年的多样性。

(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最伟大的哲学发现，所以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研究青年问题必定是重要的视角。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就是揭示了社会的物质生活决定精神生活，社会的经济关系决定政治和其他关系。由此来看，青年的社会地位无疑是由其经济地位所决定的，或者说青年的经济地位是最能影响和决定青年的其他地位的要素。青年时代，要么是经济上还没有从父母那里独立出来，要么初有收入，但收入不高，所以经济实力不强，导致其社会权力被分配得较少。换句话说，“谁养活谁”通常是代际间社会地位差异的决定性因素的一种通俗表达。

如果进一步看，经济关系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那么生产力因素对于青年的社会地位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当今社会已进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而生产力中的技术变化或技术革命常常最能使青年受益，因为青年几乎总是新技术的最早驾驭者和使用者。但从历史和现实又可以看到，新技术并没有给青年带来社会地位的根本改变，只不过是使他们的生活( 如业余的精神生活因网络而更丰富) 得到了改变，或形成某些行业中( 如IT) 的就业优势，但由此带来的主要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并不属于青年，他们反倒是一些负面效应的主要受害者( 如网络沉溺) 。由此看来，青年地位的“技术决定论”在这里似乎并不成立，而需要寻求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和影响来加以解释。

历史唯物主义还为我们提供了阶级分析方法。青年与社会的其他年龄群体之间的差别构成为一种“年龄差别”。年龄差别不仅仅是一种生理或自然差别，也是一种社会差别。人类社会存在许多种差别，除了年龄差别外，还有性别差别、民族差别、种族差别、贫富差别等。当一些女性主义者将性别差别的研究引入了阶级分析的方法之后，提出了“女性的解放”就犹如无产阶级的解放那样具有阶级革命的属性。那么类似的分析对于年龄差别的分析是否有效? 或者说，同样是坚持阶级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是否认为这种分析可以贯穿到对青年与非青年之间的差异甚至冲突的认识之中? 社会中年龄的冲突甚至对抗是存在的，因年龄差别而形成的社会矛盾也是存在的，但是否适合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来分析这种矛盾? 是否需要因这种矛盾倡导一种“反压迫”的社会革命或“年龄革命”? 或者说年龄问题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在所有社会问题中居于什么位置? 年龄矛盾作为一种社会矛盾，在何时会居于突出的地位? 与此相反，认为阶级分析只适合严格意义上的“阶级”，而其他对象则需要用阶级分析以外的方法去加以解释，因此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将“阶级分析”错误地加以了扩大化。

由此看来，“青年分析”与“阶级分析”的对接可分为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 一是在青年内部进行阶级分析。即认为青年内部可以甚至必须进一步区分为经济利益和政治倾向不同的阶级群体，而青年群体与其他年龄群体之间的关系不属于阶级分析的对象; 二是将青年本身视为一个阶级，它与其他年龄群体的关系就是阶级关系。当然，笔者更倾向于认为，年龄差异与阶级差异形成的原因是不同的，因此，不适合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分析青年问题; 严格地说，阶级差异唯一适用的就是作为阶级范畴的差异，而其他社会差异都不是阶级问题。

但即使如此，我们也需要看到，年龄差异作为一种社会差异，不可能不受到类似于形成阶级差异的那些社会原因的影响，从而具有类似阶级差异的某些特点。例如经济原因上，年龄的社会地位差异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地位决定的，这一点就如同阶级的社会地位差异的根源一样。于是，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从经济着手，或者说，不解决经济地位的问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青年的社会地位问题。

在界定青年时，一些学者已经用到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总和的视角，亦即从这样的视角来认识青年的本质: “青年人的本质不能‘自在’地存在，而像一般人的本质一样，只能在于此时此地，只能通过它的特殊的( 在个人层次上的) 规定性体现出来。因此，青年学的对象是作为具体—历史地决定的生理学、心理学、人类学和价值学研究对象总和的青年。”［3］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建构论”用于解释青年具有更大的效力。

由此扩展开去，不同历史语境中的“青年”无疑有着不同的含义，现代意义上的青年与古代意义上的青年就存在较大的差异。从一种基础性的视角也可以看到，不同时代有进入青春期的不同年龄阶段，所以“青年”也应该是一个历史范畴，必须用历史分析的方法去把握不同历史时期的青年。

此外，马克思的哲学还被视为“人学”和“实践哲学”。从人学的视野去看，目前对“青年”的界定都是群体性的，而不是个性化的。如果某一作为个体的“老年”比另一作为个体的青年还要“健康”、“活泼”，那么为什么不认为他比后者还更多地隶属于“青年”呢? 类似地，行为主义的哲学方法可否作为判别青年的尺度? 如果可以，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可用行为主义的而不是生理学的标准作为这样的尺度? 侧重人学视角对青年的研究无疑可以导向一种关于青年的“人文哲学”，其中包括从“所有青年”的共性研究到“每个青年”的个性研究，后者包括他们由不同的“青年经历”所形成的不同的对青年期的哲学性体悟，那是一种更为丰富的哲学: 青年人生哲学，它是人生特殊阶段的一种哲学，从而是一种特殊的人生哲学，回答的是这一阶段的人生观意义上的哲学问题。而从实践哲学的视角去看，青年的“实践性”在人生中也是具有独特性的，他们理想远大，但往往又“好高骛远”，不切实际; 他们一腔热血追求目标，但又拙于经验和能力不足而希望落空，某种意义上是“知行界面上的漂流者”。

( 二) 分析哲学方法

目前，分析哲学和现象学作为当代影响较大的哲学流派，也为对许多对象的研究提供着重要的哲学方法，青年研究无疑可以从中借鉴一些独特的视角。

拿分析哲学来说，目前关于“青年”的本体论研究就需要更多地引入其方法，以强化对“青年”的语义分析与概念澄清。因为“不容忽视的，是一些最基本的概念经常是在模糊、含混的状态下使用，一直未能得到比较彻底的澄清。比较典型的，如‘青年期’、‘青春期’、‘少年期’这几个最基本的概念，在我国的青年研究中，是一个长期存在混淆现象的老问题”［4］。其实，从分析哲学的角度看，有些关于青年的“定义”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例如，定义青年是介于儿童和成年之间的人生阶段，是人的一生中介于童年与进入劳动世界、获得自主能力而成为成人之间的一个固定的过渡时期。这类说法的意义仅在于确立了以青年为轴心的人生分期，表明它是一个“前青年期”与“后青年期”之间的人生阶段; 但社会通常是以“成人”为轴心的，所以青年就是“不成熟的成人”，或“前成人”，而老年就是“后成人”。某种意义上，以谁为轴心，其他群体就是边缘者。但青年显然不是社会的“轴心”，所以，这样“定义”青年所暗含的“轴心”并不可能被认可，其唯一的功能仅是告诉了我们“青年不是什么”，并未真正地说明“青年是什么”，它无非是一种回避正面回答问题的策略，而不是对问题的真正回答。

借鉴分析哲学在区分“科学”与“非科学”上经历的思想历程，可以类似地追问“区分青年与非青年”的哲学根据是什么? 其间的“划界”标准是什么? 为什么会在划界标准上争论不休?在这种背景下再进一步探讨划分这种界限是否可能。换种思路看，“青年划界”可类似于“科学划界”那样也存在绝对性与相对性、“内核”与“保护带”的“两面性”。由此可进一步追问其中界定青年的不变的东西是什么? 模糊地带又是什么? 如何对模糊地带加以模糊处理? 或者借鉴科学哲学家邦格的方法: 实行多维划界，引入“隶属度”的概念，以解决争议，取得相对共识，从而规范所谈论的对象。这样，“青年”就可以成为一个“多面体”，成为一个可用“隶属度”来描述的动态的、模糊的“集合”，并且只有在这种模糊中才能追求到“精确”。

( 三) 现象学方法

现象学为我们提供的是另一种哲学方法，如果从这种方法去看待青年研究，那么它所追求的不在于对“青年是什么”做出一个本质论的结论，某种意义上它要从科学主义的青年观回归到人文视域中的青年观、生活世界中的青年观，也就是“回到青年本身”。

在现象学看来，世界是对我们显现着的，而这种显现是与我们的存在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世界就没有“我”，而没有“我”，世界就无从照亮，无从显现，就无从谈论世界上存在什么和世界是什么样子。现象学的这一观念使得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得到关注，所以现象学的青年是某个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具有特定语境的互相显现。由于世界正是经我们的经验显现并显现于我们的经验中，于是，作为“客观的”青年也就与每个界定者的经验相关。这样，在对青年进行现象学分析时，就必须将人的体验纳入其中。这样的“现象学青年观”也会引发我们思考: 当“我”年龄上已经不属于但感觉自己还是青年时，“我”是不是一个青年? 当一个青年被人视为“老态龙钟”时，他还是不是一个青年? 其中所包含的现象学问题是: 青年是什么与青年在人们主观中被给予的方式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或者说，从现象学看，正是在一些相关性中，某人之为青年才显现出来，那么这些相关性有什么? 这也是从哲学解释学和建构主义去看青年: 青年和青春期在一定程度上是语境分析与社会建构的产物，正因为如此，“社会诸因素的制约性使青年期无法统一在精确的标准上，个体对青年集合的类属更加模糊化”［5］。而解释学和建构论的哲学方法，在于探讨在什么条件下把一个人认作是“青年”，或者说为什么会把一个人或一群人看作是青年，青年是如何被解释而成的?

现象学所关注的不在于你在认识中得出了什么结论，而在于你是如何得出结论的，所以它会引领我们从“青年是什么”追溯到你是“如何认为青年是什么”的。由于现象学力求去除“前见”对我们认识对象的影响，主张将这些前见“悬置”起来以便“回到事物本身”而把握住真理，因此在这里就启示我们去思考: 对青年的认识需要“悬置”些什么才能把握“青年本身”? 这就是有的青年研究者所意识到的: 青年研究要警惕“常识性知识”对自己的干扰［6］。由此可见，现象学方法启示我们在进行青年研究时，需要厘清在认识青年的过程中有哪些“先入为主”的东西干扰了我们对青年真实性的把握。

( 四) 心灵哲学方法

心灵哲学中的心灵主义方法也为我们拓展了一种研究青年的哲学方法论视角。从具体科学的层面上看，无论是生理科学还是心理科学都是研究青年的重要视角。近两个世纪以来，研究的重点出现了从前者转向后者的趋向。将这一视角提升到哲学的高度，就是更强调青年作为一种“精神存在”的意义，人们所期望的“永远年轻”，指的便是精神上的年轻，包括积极向上、拼搏进取、充满朝气的心理状态及其长久持续所产生的精神影响力，说到底这是一种哲学上的心灵主义视角，在一定条件下用于倡导青年人的那些积极正面的精神状态是具有重要价值的。

从心灵哲学的心灵主义视角分析青年，也会带给我们若干引人入胜的问题。例如，青年作为一种精神存在，有其独特的内心体验特征，那么究竟进入何种内心体验状态才是一种“青年状态”或“青春状态”? 这里无疑使得“主体间性”问题变得突出起来，即青年的心智状态是如何被他人认识的? 此时“他心”问题与“理解青年”就成为一个关注点。“我们是如何知道他心的”是心灵哲学的难题之一。由此推论，作为非青年( 尤其是作为社会强势群体的成年人) 的群体去理解作为“他心”的青年的心智世界时，就存在着“可能性”与“限度”的问题，这也是所谓“代际问题”的哲学根基。由于“他心”问题的存在及其不可穷尽性，此时我们“理解青年”的合理追求是什么? 非青年与青年之间的“心灵沟通”的哲学前景是什么?

“他心”的视角甚至也关联到现象学的视角，因为“自心”中也有他心的问题，那就是自己当下的体验( 经验自我) 与对过去经历的回忆( 记忆自我) 的关系问题。任何一个研究青年的人在进行青年研究的时候，都处于人生的一定阶段。由于“研究”的特定要求，青年研究者至少是处于人生的青年阶段或后青年阶段，此时就出现了类似前面我们曾提出过的问题: 身为青年时对自身的研究与超越青年后对青年的研究有何不同? 何者更为可靠? 何者更为“现象学”? 经历青年之后，或人生的“后青年”阶段对青年的研究往往要结合自己青年阶段的人生体验，那么还可能“感同身受”地准确再现那些阶段的经历从而使其作为研究对象吗? 恰如人生的“狂飙”期如何在其褪尽之后还能在理论的平台上得以再现? 人生的“青年记忆”与人生的“青年经历”( 当下的青年体验) 之间可以互通甚至可以还原吗? 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现象学之如何认识对象的问题，或者处于什么主体地位时更能认识青年的问题。当后青年人群要研究青年时，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要“从青年的实际出发”，但如何把握那个“青年实际”以及是否能真正地把握“青年实际”，就是一个可以进行哲学追究的问题，最后必然追问到研究者的主体性和方法论视野的合理性与可被接受性问题。

当然，上述乃至还有一些未曾提及的哲学视界所提供的研究青年的方法，也不是彼此隔绝的，而是可以互相交织、互补的。例如，现象学所揭示的生活世界中的具体青年与分析哲学的抽象青年之间的相互融入、关于青年的本质主义说明与建构主义说明之间的互补、对青年的“祛魅”性研究与“附魅”性把握之间的贯通，亦即“科学”与“人文”的贯通，就是如此。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之间的关系问题，如建构主义方法、分析哲学的方法，无疑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需要采用的视角。而且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发展中的哲学，需要且有可能将新的哲学方法纳入自己的视域，增强其“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功能。如“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虽然还未得到公认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但所进行的“扩展”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探索。

当不同的方法论形成不同的视界从而建构出不同的青年形象时，任何单一的视界便都有自己的长处，也有自己的局限，难以全面地说明和解释青年，此时多种方法的“合作”或“视界融合”就可以彰显威力。例如，通过多种方法的合作可以使得对青年研究的内在标准与外在标准之间、主观标准与客观标准之间、生理标准与心理标准之间、身体标准与精神标准之间达到一种整合，形成对青年的整体性和全方位把握，展现出青年的真实的多面性。

作为一个多面体的青年，早已被众多的学科所研究，形成了一个关于青年研究的“学科家族”，如青年学、青年社会学、青年生理学、青年心理学、青年人类学、青年文化学……其中“青年学”是囊括青年研究的最大学科范畴，“青年社会学”则是其中最成熟的分支，它们在关于青年的学科家族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它们与哲学向度的青年研究也具有特殊的关系。

“青年学”是青年研究者们多年来一直在努力建构的新学科，虽然在具体的研究内容上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在学科化、建制化方面一直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青年研究的理论深度和学术高度的欠缺，而这一原因背后的原因，又在于青年研究的哲学视野或哲学基础的缺席，导致实证成果难以得到理论升华，很难形成具有长久影响力的学术积淀，从而制约了青年研究的学科建设。

由于哲学视域的普遍性，通常有“× × 学”，就会“生长”出相应的“× × 哲学”。如“经济学”有相应的“经济哲学”，“政治学”有相应的“政治哲学”，“法学”有相应的“法哲学”，“管理学”有相应的“管理哲学”……这是因为该学科中总会蕴含有作为该学科“终极问题”的哲学问题。“青年学”也不例外，就是说如果青年学成立，就必须有相应的“青年哲学”，它可以被视为关于青年的“元问题”研究，或运用哲学方法研究青年现象中的基本问题的学科，是对青年问题的整体性与根本性的思考，是一切历时性和共时性青年群体所共有、并且只有哲学才能给予分析的那些“形而上”问题。没有这样的研究，青年学就会缺失自己的理论深度和学术高度。

关于青年哲学对青年学的意义，甚至有的学者主张后者的学科性质就应该是一种哲学，或者说，青年学应该是哲学意义上的青年学: “青年学不仅是青年科学体系中的一门基础理论学科，而且是与哲学密切联系的基础理论学科。目前我国青年学的学科独立性出路所在，就是要同哲学‘联姻’，构建哲学意义上的青年学……青年学作为哲学意义上的青年学，不仅能使青年学有别于各门具体青年学科，恢复青年学学科的本意，使青年学成为一门指导各具体青年学科的基础理论学科。同时，也保证了青年学的学科独立性。”［7］严格地说，笔者并不认同青年学和青年哲学可以合二而一，毕竟它们在方法、问题和主要范畴上是各不相同的。笔者所认同的是，青年学与青年哲学可以交叉。例如，一般认为青年学的对象是青年的本质问题，但青年的本质问题又是一个哲学性的“青年本体论问题”，在此两者的“问题域”自然就交织在了一起。这样，虽然笔者并不主张将青年学本身建构成为哲学性质的学科，但使青年学有更为坚实的哲学基础无疑是非常必要的，唯此才能形成对青年研究的有效提升。

青年社会学与青年哲学的关系也具有学科关系上的代表性。目前青年社会学日趋走向“实证研究”的范式，而青年哲学则代表青年研究的另一种范式。那么青年研究需要的是社会学范式还是哲学范式、实证方法还是思辨方法? 显然两者对于青年研究都是必要的。青年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对象，不仅有实证方法可研究的内容，而且有思辨的哲学方法可研究的内容。前者使其“立地”，后者使其“顶天”，缺少二者中的任何一个，青年研究或青年学都是“跛足”的。从另一个角度看，关于青年的实证性社会学范式的研究也是和抽象的哲学范式的研究贯通的，因为循着从具体到抽象的认识提升过程，对青年的具体的实证分析可以不断通向对于青年之“元问题”的研究，最后涉及到“终极性”的青年问题，在这样的问题域中所进行的研究和得出的结论，不可能像青年社会学那样可以对青年就业、青年吸毒、青年犯罪等问题提供具体对策，但可以对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及原因的原因加以探索，从而终将触及青年之是其所是的终极原因问题。例如青年的“人性”问题，这就是从青年社会学走向了哲学。青年哲学的出现可以改变

青年研究仅仅被视为隶属于社会学的学科分类的现状，有助于补全青年学学科的各个层次上的分支，从而有助于青年学自身独立性的形成和作为一个完整学科的成长，并为认识青年现象和解决青年问题提供更为丰厚的思想资源。

参考文献

［1］ 李银河: 《女性主义》，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5 ～ 7 页。

［2］ 桑德拉·哈丁: 《科学的文化多元性: 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和认识论》，夏候炳谭兆民译，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年版，第191 页。

［3］F·马赫列尔: 《青年问题和青年学》，陆象淦译，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 年版，第128 页。

［4］ 邓匡林: 《论青年期及其概念的发展》，载《青年研究》，1993 年第2 期。

［5］ 陈政: 《从哲学角度对青年、青年期概念的探讨》，载《当代青年研究》，1987 年第6 期。

［6］ 单光鼐: 《再谈“青年研究”的方法论》，载《青年研究》，1990 年第3 期。

［7］ 余逸群: 《论青年学的学科独立性》，载《当代青年研究》， 2010 年第1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