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清英雄史可法的另一面:难当大任,误国误君

从菡聊历史 2024-06-12 20:24:12

1628年(崇祯元年)冬,寒风凌冽,大雪乱舞,像极了“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的那个夜晚。

京畿督学左光斗微服出行,见路旁有一古庙,进庙暂避风雪,却惊奇地发现,破庙中各种书籍、文章手稿,散落一地,一书生正在书稿中酣睡。

左督学弯腰随意拾起一张手稿,读后暗自赞叹不已,便将书生收为弟子。不久后的会试,书生高中进士。此书生就是史可法。左光斗曾对妻子说:“咱们的儿子个个碌碌无为,日后能继承我意志的,只有史可法一人!”之后左光斗更是将史可法认作义子,悉心教导。

史可法从西安府推官的末流小官干起,十几年间升任漕运总督、南京守备兵部尚书。1644年,京师陷落,南明弘光朝新立,史可法由兵部尚书转任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因不受弘光皇帝信任,又受马士英、阮大铖打压排挤,史可法在南京呆不下去,主动要求赴江北督师。

身为督师大学士的史可法,出行不张伞盖,吃饭不讲究滋味,睡觉不脱衣服,身先士卒,清正廉洁,一心只为抗清。

1645年4月,徐州沦陷,扬州告急。为将清军阻挡在长江北岸,史可法殚精竭虑策划长江防御,但是各镇将领或不服调度,或临阵脱逃。史可法身为督师,却无师可督。清军亲王多铎,率十万清兵直逼扬州,史可法只能带领扬州军民万余人,坚守孤城,奋死抵抗。

4月23日,多铎亲自到扬州督战,给史可法连写5封劝降信,史可法连看都不看就将其烧毁。多铎不甘心,又派专人前来劝降,史可法不开城门,命人将劝降者射跑。

清军猛攻扬州40余日,城终破,史可法被擒。

多铎再次劝降,许以高官厚禄,但史可法宁死不屈,大气凛然:头可断,身不受辱,愿速死。劝降无果,多铎下令将其杀害。

何其壮烈!

但气节高尚的背后,史可法又有怎样的另一面呢?

没有担当魄力

1644年3月,李自成的大顺军攻陷京都,崇祯皇帝朱由检自缢身亡,大明朝廷土崩瓦解,命运的齿轮转到了南京留都。时任南京留都守备兵部尚书的史可法,成为明朝的头号人物,拥有了在皇室宗亲中推立新帝的无上权力。

值此山河破碎的危急关头,史可法应当当机立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拥立血统最近、最能服众的藩王为帝,迅速稳定军心民心,并凭借拥立之功,牢牢掌控朝廷军政大权,而后大展宏图,巩固江南,稳定江淮,徐图山东、河南,如此则足以与清廷、大顺在中原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但此时的史可法,在拥立新帝人选上踌躇不前、摇摆不定,没有雷厉风行的作风,没有霹雳成事的手段。为迎合东林党人,放弃最合人心且近在咫尺的福王朱由崧不立,却打算迎立血统更远的崇祯叔叔辈潞王朱常淓。史可法舍亲立疏的做法,遭到朝中一帮有识之人的强烈反对,为避免引起朝堂政治风波,史可法又临时起意,打算拥立血统更近但远在广西的桂王。

在史可法优柔寡断、犹豫难决之际,福王朱由崧奋起反击,让凤阳守备太监卢德九,联络江北三镇总兵高杰、黄得功、刘良佐,最后在凤阳总督马士英的拥护下,带兵护送福王直抵浦口,造成迎立福王的既成事实,打了史可法一个措手不及,只得接受现实。

史可法毫无魄力的行为,直接导致了两个严重后果:于私而言,奸佞小人马士英因拥立之功,升任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成为南明朝廷的第一权臣,史可法虽仍是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但福王任监国仅半个月,就被排挤出决策层,不得已自请远离朝堂,亲赴江北前往江淮督师;于公而言,清廉正直的人离开权力中心,无道奸佞却成了军政大权的主宰者,直接导致南明弘光朝廷文臣与武将的分裂,东林党人与非东林党派的分争。

更为严重的是,朱由崧乞求于武将求取帝位,江北四镇总兵自恃迎立新帝之功,自此嚣张跋扈,无视国家和朝廷,对于朝廷旨意,于己有利则服从,于己不利则无视,直接造成了各路藩镇自行事,争权夺利,置国家危亡于不顾,再难形成统一的朝廷意志,最终结局只能是被清军逐一瓦解,各个击破,或投降或战死。不过两年时间,清军就突破长江,俘虏了弘光帝朱由崧,史可法本人也在扬州兵败被杀。

没有宰相胸襟

再谈史可法的胸襟,在拥立谁为南明皇帝的问题上,如果完全出于公心大义,立福王朱由崧是不二人选。首先,福王是崇祯朱由检祖父明神宗朱翊钧的嫡子、老福王朱常洵的儿子,在血缘关系上,比神宗兄弟的儿子潞王更亲近;其次,作为崇祯朱由检的兄弟,按照“兄终弟及”的皇位传递惯例,远比崇祯叔叔辈的桂王、惠王更为合适;三者,福王其时就在淮安,离南京近在咫尺,马上就可以渡东登基,而桂王还远在广西,在动荡不安的乱世,能否安全及时到达南京,都是个大问题。

史可法舍亲而立疏、舍近而求远的作法,完全出于私心,而非公义。朝廷中反对拥立福王的,是东林党人。东林党人强烈反对迎立福王,是因为福王的祖母是明神宗的至爱郑贵妃,神宗与郑贵妃一心要立他们的儿子、老福王朱常洵为太子,而有义打压太子朱常洛,东林党人据理力争,保住了朱常洵的太子之位,但也因此与郑贵妃及老福王结下不解的怨恨。

如果拥立了老福王朱常洵的儿子朱由崧为皇帝,他们担心福王一旦上位,重翻旧案,借此打压惩罚朝中的东林党人。史可法,正是东林党党魁左光斗义子和得意弟子,东林党人如礼部侍郎钱谦益所顾虑的,也正是史可法所担心的。

在拥立大事上失策之后,史可法为重新获取弘光皇帝的信任,得到马士英及四镇武将的好感,居然主动巴结讨好武将,主动将首辅之位及中枢大权让于马士英,主动提议给无尺寸之功的四镇武将加官进爵,进一步加剧了武将的嚣张跋扈。

国家存亡之秋,仍以个人前途和群体利益为念,又怎能令人心服,又如何统摄群臣,又哪能扛起抗清大旗。

在拥立新帝的事件之前,史可法可谓完人,出生贫寒,寒窗苦读得已高中进士,进入仁途后公正清明廉洁,特别是对待落难的东林领袖左光斗至纯至孝,被天下读书人视为对圣贤。

但拥立失策之后,史可法的个人威望大打折扣,如魏国公徐弘基原来捧奉史可法如同天人,之后竟然公开攻击史可法“勤王无功”,可杀。

没有战略眼光

虽在弘光一朝深受马士英的排挤打压,也不受弘光帝待见,但史可法是弘光第一臣,在名义上地位仍高于马士英,且有东林党一众大佬的力挺,其在朝中的影响力巨大,参与推动了一系列的重大国策,弘光朝的重大决策失误,都与史可法脱不了关系。

“借虏平寇”的幻想。弘光朝建立初期,正值吴三桂开关降清,联合清军大败李自成大顺军。弘光君臣想当然地认为,是吴三桂借助清军,成功击败“闯贼”,收复京都,为崇祯帝复仇,光复了祖宗的江山,一个个兴高采烈、欢呼雀跃,认定为功在社稷的伟大义举。得到消息的第二天,就决定为吴三桂进一步加官进爵(“封关门总兵平西伯吴三桂为蓟国公”),同时派人给吴三桂送去大量财物劳军(“发银五万两,漕米十万石)。

同时,弘光朝廷还急忙派出重臣,前往北方联络满清,商量着如何合作消灭大顺和大西“流寇”,如何确定南明与大清的地盘,如何世代友好,成为好邻居、好伙伴。对于清军觊觎江南饮马长江,剿灭南明势力的企图毫无觉察,错把敌人当有友军,反将友军当死敌。

史可法等朝廷重臣,没能识破清军意图,是因历史局限性造成的吗?显然不是,是其本人没有深远的战略眼光和发展大局视角造成的。同时期的许多有识之士,就曾一针见血指出,清军才是第一危险,壮大自己才是正道。吏科都给事中章正宸就上疏道,“今日江左形势视之晋、宋更为艰难,肩背腹心,三面受敌”,明确将清军、大顺、大西都视为敌人,并进一步告诫朝廷“虏踞宫阙,动摇山东”,“虏必控弦南指,饮马长、淮”(“虏”,指的就是清军)。给事中马嘉植、陈子龙也都提出同样的担忧。

偏安江淮不求中原。李自成大败山海关之后,率大军西撤西安,全国形势急剧变化,山东、河南等广袤的中原地区,原来李自成在建立了政权,此时地方势力纷纷反叛回归明朝,清军刚刚入关,人少势单,无力染指,正是明朝光复中原的大好时机,甚至不用派兵,只需派一众官员,拿着朝廷的任委状接收地盘就可以了。但是南明朝廷却裹足不前,一心只有江南一隅,根本不关心中原,更没有光复河山的宏愿,只想守着膏腴之地过小日子,又怎能守得住。

没有霹雳手段

成大事者,当有菩萨心肠,霹雳手段。史可法有没有菩萨心肠,难有定论,但没有霹雳手段是事实。在朝中与小人马士英的斗争,没有心机和章法。在拥立南明皇帝的时候,史可法手握拥立大权,一言九鼎,如果当机立断,他立谁,谁就是南明的皇帝,处在权力最中心的他却优柔寡断,让马士英等人赢得先机。

更令人费解的是,史可法居然自降身份,亲自过江去与一个外臣马士英商量人选,还手书福王朱由崧七不可立的理由(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交给马士英,将福王说得一无是处。福王成功登基后,马士英以此书信为要挟,时时打压史可法,史担心马会将其书信交给皇帝,公之与众,不敢与其正面冲突,只能选择隐忍退让。

督师时与藩镇武将的斗争,更是软弱至极。四镇总兵基本上不搭理史可法这个“内阁首辅”,史可法带300军士随身护从,进入高杰军营时,高杰极为不满,史可法无奈,又拨了200人给了高杰,只带100人在身边,高杰仍然不满意,连南京及各地发给史可法本人的文书,都必须先由高杰过目审查之后,才能转交给史可法。史可法哪里还是督师大学士,分别成了藩镇总兵的手中玩偶。清军围攻扬州时,城中万余兵力,大都是城中百姓组成的自卫军,四镇总兵的正规军几乎没有,怎么能守得住清军的长期围攻。

四镇总兵之间矛盾重重,并非铁板一块,手握“王命旗牌”和“尚方宝剑”的督师大学士史可法,毫无作为,只能孤身抗敌,以致城陷身死,虽可怜但却无法同情。

史可法是英雄,气节可嘉,但能力平平,难当大任,身居高位,误国误君也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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