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卦䷊
接着来看《泰卦》的爻辞。
1）「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象傳》：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王弼的《傳》说：「拔其根而相牽引也」。
从象传来看，在拔茅的后面，应该有断句。而“茹以其汇”的其，应该指的就是茅。但是往外拔根茅草，难道就象征“志在外”了？跟“征吉”又有什么关系？王弼似乎也并没有说清楚。
在马王堆帛书本中，《泰卦》的初九写作：犮茅茹以亓胃（艸），（征）吉。
犮，既然可以通假成“拔”，那可不可以通假成跋涉的“跋”或軷祭的“軷”呢？“
《詩經·大雅·生民》：取羝以軷。
毛《傳》：羝，牡羊也。軷，道祭也。
《說文解字·車部》軷：出將有事於道，必先告其神。立壇四通，樹茅以依神為軷。旣祭軷，轢於牲而行，爲範軷。
《周禮·夏官司馬》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巒，犯軷，遂驅之。···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採薺》。凡馭路儀，以鸞和為節。
郑玄的《周礼注》对道祭有更详细的解释：「行山曰軷，犯之者。封土為山象，以菩芻、荊柏為神主，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春秋傳》曰：「跋涉山川，禮家說為道祭」。”
古时的軷祭，是出行前祭祀道路之神。先用土堆成小山，用茅草扎成一束，中间杂以一些有棘刺的杂草，将其立为神主。并宰杀一公羊祭之。然后主人坐在车上，车轮从茅草、祭牲上碾压过去，以求跋山涉水无艰险，一路平安，这样就“征吉”了。这种出行前的祭祀，叫“犯軷”。所以在《象传》中说是“志在外”。
那什么是“茹”呢？
“茹”，在这里是动词，是包含、杂糅的意思。“汇”，是汇聚的意思。
“茹以其汇”，就是在茅草中杂以其他有棘刺的草，汇聚成一束。
“《詩經·邶風·柏舟》：不可以茹。《韓詩》：茹，容也。
《詩經·大雅·烝民》：柔則茹之......柔亦不茹。《朱熹集傳》：茹，納也。
《廣韻》：茹，雜糅也。”
所以，初九的爻辞应该释读为：軷茅，茹以其彙。征吉。
这里讲的，可能是指天子出行前的祭祀。有可能是周武王伐商前的仪式。“志在外也”，就是要平定天下。
古时候是男主外、女主內。这里显然说的是男人的事情，是以男权为主导的交合与求子。
2）「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於中行。」
在马王堆帛书本中写作：枹妄，用馮河，不叚遺，弗忘，得尚於中行。
“包”，在《周易》中多次出现。有很多学者，对同一个字在不同的卦中有不同的解释，这是不可取的。应该要在整部《周易》中作通盘的考虑，不仅是参考今本，还要同时参考古本、帛书、竹简。山东大学的高亨先生解释，今本的“包”，和帛书本的“枹”，都应该通假成“匏”，即匏瓜、葫芦。
《說文解字·包部》匏[páo]：瓠[hù]也。
陆佃（陆游的祖父）《埤雅》：長而瘦上曰匏，短頸大腹曰瓠。瓠性甘，匏性苦。
“荒”，是空虚的意思。“包荒”，就是挖空了心的葫芦。
陸德明的《經典釋文》：荒，鄭讀為康，虛也。
在李鼎祚的《周易集解》中，荒寫作巟，他引翟玄的话说：「巟，虛也。」
“馮/冯”，要通假成“憑/凭”。“凭河”，就是不借助舟船徒涉过河。
“
《周易集解》引虞翻曰：馮河，涉河。
《爾雅·釋訓》：馮河，徒涉也。
《詩經·小雅·小旻》：不敢馮河。
《鶡冠子·學問》：中河失船，一壺千金。
陸德明注：「壺，瓠也。佩之可以濟涉，南人謂之腰舟」。
”
「包荒，用凭河。」
古人把黄河就叫作“河”。“凭河”，就是徒涉过河。但这样太危险，所以用一个掏空的葫芦系在腰间作为腰舟，来徒涉渡河。
「不遐遺，弗忘。」
“叚”，是假的本字，这里应通假成“遐”，即遥远的意思。“遗”，即遗弃。“遐遗”，就是遐弃。「不叚遺」，就是不因其远而遗弃。
《詩經·周南·汝墳》：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帛书本的“弗”和今本的“朋”，都是重（双）唇音，古音相近。所以「弗忘」，即不忘。不忘什么呢？
「得尚于中行」
古文字的“行”字，写成四角的四个勾，即路中央的意思。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不忘“志在得中”。也就是说：渡过黄河的目的，是志在求“中”。
为什么要求“中”呢？
因为大地的中央是风雨最协调、阴阳最和谐的地方，最有利于万物的生养，也最适宜于建邦立国。
《禮記·中庸》：中也者，天地之大本也；和也者，天地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九二的《象傳》說：「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光大什么？当然是为了光大事业。
九二爻辞所讲的，其实是商汤的六世祖上甲微重新测地中的故事。
在新发现的清华简中有一篇以前从来没见过的书——《保训》，记载了周文王在临终前给周武王讲的两个故事，一个是舜于历山测地中以得天下的故事，另一个是商汤的六世祖上甲微重新测地中的故事。并告诫武王要“居中以得天下”。所以后来的《何尊》就记录了武王在打下天下之后说，要“宅兹中域”，即王朝的统治中心一定要建立在大地之中心。
我们先来看舜测的地中是在哪里？墨子说，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漁於雷澤。」
历山是在哪里？古代有两种说法：一是在河南濮州，一是在山西南部的蒲州。
雷泽（雷夏泽）的地理位置很明确，在今山东菏泽的东北，其南面是定陶，西北是濮阳。《史记》说范蠡后来去了山东定陶，他说这里自古就是天地之中。
雷泽的西南岸就是历山，西岸是犬丘（垂都），是伯益氏的居住地。雷泽的东北岸有大汶口文化的遗址——张堌堆。
我们把上述的事实纳入到上古时期夷夏东西的文化背景中去，就会发现历山在山西南部的说法显然是不对的。《孟子》讲得非常清楚，说舜是东夷之人。东夷之人一定是生活在太行山以东地区。而在河南濮阳西水坡，就发现了古时候最早的周髀象征物。
新石器时代测日影用的圭表，目前发现了两支。一支是在河南濮阳西水坡，发现了象征周髀的腿骨，年代是公元前4500年；另一支是在山西襄汾的陶寺，出土了立表测影用的木制槷表，年代是公元前2000年，属于夏代的早期。
如果我们把濮阳西水坡视作东夷文化中心的“舜迹”，而把襄汾陶寺视作西夏文化中心的“禹迹”，岂不与《保训》和《尧曰》所讲的故事暗合？
我们把濮阳西水坡至襄汾陶寺这二个地点作一连线，它们几乎就在北纬35.5度的同一纬度上。濮阳西水坡位于东经114.59度，北纬35.42度；襄汾陶寺位于东经111.29度，北纬35.52度，这二个地点应该就是当时的人们所认识的地中，一早一晚。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政治格局是东夷与华夏以太行山为界，“夷夏东西”。所以夷有夷的地中，夏有夏的地中。夏禹治水后，使得夷夏成为一体了，所以就有必要测得新的地中。
如果夏王朝认可这个新地中，就应该迁都于嵩山。于是就在洛阳附近的偃师二里头发现了这个夏代晚期的遗址。二里头的年代经碳14测定，超不过公元前1750年，很可能是在公元前1720年左右。
如果商朝的建国是在公元前1600年，那就是比商汤早了120年。上甲微是商汤的六世祖先，如果按一世20～25年左右计算，则年代刚好相符。上甲微在文献中并没有什么事迹。现在我们才知道，正是由于商汤守着上甲微重测的地中，才获得了天命，建立了商王朝。这就让我们能夠理解为什么上甲微是商朝人庙祭的祖先。
《清华简·保训》：昔微遐中于河。以复有易，追中于河。
这里的“遐中于河”，与《易经·泰卦》中的“凭河，不遐遗”，正可以相对应。
“微”，即上甲微。
“遐”，即远。上甲微认为地中已经不在舜原来所测的地方，而应该是在更远的地方。
“河”，古时即指黄河。在黄河的哪一段呢？
“追”就是“逐”。山海经中的“夸父逐日”，其实是追日影，也就是测日影。其所弃之仗当然也应该是测影之槷表。“中”，就是指地中。上甲微就在河洛地区重新测定新的地中。
上甲微测得的新地中是在“有易”之地，有易是个族名。有人说有易氏是在河北的易县，也有人说是在陕西的户县，只有钱穆一个人说“有易”是在洛阳附近。“追中于河”，即沿着黄河溯流而上，以测日影的方法来寻找新的地中。但究竟是在河的南岸，还是在北岸？就需要渡过河去测。最后测得这个新的地中，是在河南登封的嵩山。嵩山是在北纬34.3度，恰好位于濮阳西水坡和襄汾陶寺这两地的中央偏南的地方。
今天的地中在嵩山告城镇，洛阳是历史上建都最久的一个地方。周公后来在此重测日影，印证了上甲微所测的地中。于是就在此营建成周，并将都邑由宗周迁到了成周。唐代在此建了周公测影台，明代又维修重建，以示宗教与政治的合法性。这就是古代原始的天命观。但是时代越往后，这种意识就越淡化了。元代的郭守敬建了两个观星台，一个是在元大都的太史局，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院部；另一个就是在告城镇周公测影台的旁边。所以说，上甲微测得的新地中，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二千年。
清华简的另一篇《尹诰》，说商汤灭夏之后，作邦定都于“毫中邑”。这个地方也应该是在河洛地区，而且一定是没有城墙。根据这两点可以相信，二里头一期文化应该就属于夏王朝晚期的遗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