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长期在曲折中发展。1956年，我们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公开表示异议。1957年莫斯科会议，我们抵制苏共欲将自己二十大观点，作为各兄弟党的共同路线做法。1958年，我们拒绝苏联建立海军联合舰队的提议。

1959年，苏共将两党意识形态的分歧差异，扩大至国家关系层面，单方面撕毁两国国防新技术协定。最后发展到1969年，陈兵边境对峙、大战一触即发的局面。

时间来到1969年的前一年，苏联出兵60万，侵占捷克斯洛伐克，指责他们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有这个刀兵相向的先例在，由不得我们不做好大打出手的准备。

肖全夫是1961年升任沈阳军区副参谋长的，7年后他又升任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1969年3月的珍宝岛战斗，就是他在前线负责指挥的。

沈阳军区司令陈锡联，按照毛主席和军委的指示，加强边境巡逻，随时做好自卫反击的准备。苏军依旧是我行我素，继续制造摩擦，试图挑起更大的冲突。

3月2日，苏军因在一场大规模冲突中吃了暗亏，于是不断往珍宝岛一带增兵。沈阳军区也没闲着，陈锡联下令调兵，提高珍宝岛的军事力量。

为了便于应对随时可能升级爆发的战斗，陈锡联特地设立了一个前沿指挥所，放在更加靠近战场的地方——距珍宝岛不到10公里的五林洞。这个指挥所，是由肖全夫和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李光元组成的。

3月中旬的一天，消停了数日的苏军，又动了起来，动静还不小：三辆坦克开进我方地盘。前沿指挥所立即将这一情况，上报到正在北京的司令陈锡联处。他们都认为，这是苏军即将进犯的表现，但在如何应对上，肖全夫和陈锡联出现严重的分歧。

陈锡联认为，应当先下手为强、教训和震慑一下苏军。肖全夫却说，现在不能打，还没到打的时候。

前面你也支持打，怎么现在人家欺负到家门口了又说不打，你怎么回事？陈锡联质问肖全夫，刚好副总长温玉成也在旁边，说到出击的时候了。

肖全夫顶着二人的压力，冷静分析起苏军情况：他们只有三辆坦克过来，没有步兵跟随，也没有别的战车，我判断他们这是在火力侦察；要是我们这就打了，底牌被人看光，接下来的仗不好打。

陈锡联有些恼火，以军区司令的身份给副司令兼参谋长的肖全夫下令：“我说打就打，我的命令都不管用了吗？” 肖全夫依旧坚持“暂时不打”的意见，认为这是最合理的方案。

担心错失良机、贻误战机的陈锡联又着急又生气，说肖全夫这样是在犯错误，将来是要受罚的。肖全夫不为所动，没改想法，但也被说急了，于是反问陈锡联：“我问你，谁是前线指挥员？！”说完，他就把电话一摔，挂断了。

是啊，肖全夫是他陈锡联定下的前线指挥员，可见是值得信任的；况且陈锡联远在北京，操那么多心也没用。而肖全夫那边热血下头，冷静下来，觉得确实得动一动，否则说不过去，于是让人放了几炮。

历史证明，肖全夫的做法是正确的，当时苏军入侵已成定数，否则那么多军队不是白调了吗。苏军见我军炮火不猛，误判为我军在岛上的军事力量不够，遂果断大摇大摆地发起进攻。

结果一打起来，苏军顿时傻眼，什么情况？怎么这么多人，火力这么猛。肖全夫充分发挥我军擅长近战的优势，打退苏军的多次进攻，苏军的坦克、装甲车报废损坏了不少。

战斗一打响，肖全夫就不停给远在北京的陈锡联报告战况。陈锡联没有吝啬赞美之词，大肆夸奖他，并承认自己前面犯了着急的错误。

当时北京的中央首长们，也是密切关注着北方边境的战况。陈锡联赴京参会，周总理就问，你走了，谁负责前线指挥。

当得知前线指挥员是肖全夫后，周总理放心地笑了，说苏军算是遇到对手了，讲肖是南京军事学院的高材生，是苏联人教出来的，苏军那一套他清楚，该怎么对付苏军他也知道。在听到战报后，周总理亲自给肖全夫打电话，表扬了他一番。

在北京的陈锡联一点没揽功，而且不断向中央首长们高度肯定肖全夫的指挥能力。也因此在1980年，肖全夫被提拔为乌鲁木齐军区（大军区）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