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回到一九九八年，三年前，人们给一场假球赋予“保卫城市”的悲壮色彩，而短短的三年后，人们却要把陈亦明和他的重庆红岩送上道德审判的法庭。

故事的梗概是，一九九八年十月十日，在重庆红岩对重庆红塔、成都五牛对辽宁天润两场比赛中，出现了明目张胆造假的场面，引起球迷的强烈不满。

四天后，足协认为这两支队伍消极比赛，对联赛最后的升降级结果有严重影响，决定吊销重庆红岩主教练陈亦明和辽宁天润主教练王洪礼高级教练证书，停止两人的执教资格一年。

这个处分无疑是中国足坛上空的炸雷，处分的消息传出后，作为涉事人的陈亦明第一反应是忍无可忍，他向全中国球迷宣布，“中国足协是在滥杀无辜”。

既然能说出“滥杀无辜”一词，那等于说中国足协是一个根本不讲法制的机构，而且该机构蛮横无理，况且不通事理，也看不表谁是真凶。

此时，外人眼里的陈亦明是“反正已丢官罢职，肯定会将官场的黑暗，足球圈里的黑暗事实抖落个干净”的人。

“如果我申诉不成功的话，我有证据证明我所知道的那些黑暗的东西。”

陈亦明进京

十月十五日，陈亦明火速飞抵北京，向中国足协递交“申冤”材料，这其中应该包括不少为他撰文申冤的报纸。

与此同时，在受处罚的当天晚上没有多说什么的王洪礼，态度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发出了“我要申诉”的吼声。天润集团的董事长程志佳找到王洪礼，对他的遭受处罚打抱不平。

除此之外，陈亦明晚上如约走进了中央电视台《足球之夜》演播室。这个消息经央视隆重预告，便有了一档足球节目八千万人收看的盛况。

按照他本人后来的说法，那个曾经让无数国人接近中国足球真相的十月十五日，发生了太多意外的情况。

此前，面对陈亦明“揭露中国足坛的黑暗”的宣告，马克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欢迎提供证据”。傍晚，陈亦明先到中国足协，当时足协已经下班，但马克坚、王俊生等人专门在办公室等他。

足协留下了陈亦明的申诉状，两人之间的对话是关上门谈的，人们无法得知他们具体说了什么。但关于这场神秘的交谈的内容，陈亦明本人在十年后的采访里简单提到过。

“当时我先去足协办公室，王俊生跟我说，我们以前当运动员，你是八一队，我是北京队，咱们关系不错。你说，你打没打假球。打了，肯定不行。

“我说，我打过假球，那是一九七五年的事。那时候的比赛讲政治，讲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赢了人家三个，至少要放人家一个，特别是外国球队来的时候更要这样。

“但和云南红塔的比赛是默契球、人情球。这种比赛全国那么多，你们足协为什么只抓我和王洪礼。再说了，这种比赛是我一个主教练能控制的吗。我的上面还有俱乐部领导、地方足协领导，我还得听他们的。

“后来王俊生就跟我说，不吊销你的教练证书了，但你别去央视做直播，你可知道，当晚全国有三亿双眼睛盯着这节目。”

那场谈话后，陈亦明得到的是口头承诺，足协对他处罚的度量将“在联赛后给答复”。

张斌的夜审

晚上七点，陈亦明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演播室里，一大帮记者也挤进了这间较小的导播间，陈亦明拿起了饭盒里的饺子大嚼起来，边嚼边说自己中午没有吃饭。

显然，这是一种逃避，以另一种让自己闭嘴的方式。

节目开始前，他说自己在重庆时，有人送给他一副对联，上书：“能遭天磨真铁汉，不受人忌是庸才”，他很喜欢这楹对联。

得到足协确定答复的陈亦明，情绪异常平和，把矛头避开了中国足协，只把一次处分当作生活中的磨难，这与之前慷慨陈词的“滥杀无辜”已经是两码事。

节目正式开播，主持人张斌思考了整整一天的连珠炮似的发问，通通被陈亦明闪展腾挪地避过。张斌提出的“主犯在逃”、“蹲监狱”等法律学概念时，陈亦明都以糊涂概念挡了回去。

整个对话过程有一句话，足以让人铭记在心，“我将来还要当教练”。有这句话就已经足够，他还想在中国足协这座庙里烧香，就得听主持吆喝，张斌注定无法得知任何东西。

直播间里强烈的聚光灯，不会对还要在圈子里混的陈亦明形成任何刺激，而那些极富想象力和诱惑力的所谓真相，成了刚刚被吃进肚子里的一堆“饺子”。

这场所问所答的问讯，后来被陈亦明形容为“像审犯人”。当然，陈亦明离开节目前说出的“尽在不言中”，似乎道出了他心中的不能说出的一切。

陈亦明在被中国足协处罚后，一直声称其将去巴西学习，这趟旅程确实成行。从巴西归来后即向众人展示了他的“国际执照”，并放言希望中国足协能够予以承认。

但中国足协告诉他，要想名正言顺上岗，还必须得有国内执照。足协劝陈亦明赶快找个学习班进修，后者真的顺水推舟地报了个名。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陈亦明来到广东省足协所办教练员培训班报到，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日，顺利毕业。整个过程，草率得像是走过场。

更有意思的是，陈亦明赶上的是最后一届由地方足协主办的培训班，此后这类培训班均要由中国足协主办。

本次风波的另一位当事人王洪礼，则赶赴厦门参加亚洲教练员培训班，以期望早日重新拿起教鞭。

至此，王洪礼、陈亦明成为足协“打假”的第一拨“刀下鬼”。

妥协者的胜利

之所以拿两个教练开刀，其实反映了相对于各级足协、俱乐部、政府、球员甚至球迷群体来说，教练，尤其是国产教练，明显处在一个“弱势群体”的位置。

这是最好，也是最合理的解释。

大概十年后，陈亦明才讲出了关于那场问题比赛的真相，“当时，我们队已经没有升级希望了，输赢都是第三。但是，我们主场和云南红塔的比赛，关系到云南红塔、成都五牛和河南建业三家的命运。”

“如果我们输给云南，那么河南要降级。如果我们赢了云南，那么云南降级。后来三家俱乐部都来找我，我说这事我做不了主，要汇报给领导。上面说，能打成什么样就什么样。当时，球队的内援和外援都想回家。就这样，我们在主场以零比四输了。”

当陈亦明说出这些的时候，他已经至少离开中国足坛八年以上，他的发声是因为李承鹏在十年前写的那本《中国足球内幕》。在那本书里，陈亦明被描述为不折不扣的赌徒。

“现在市场上假酒、假烟、三鹿奶粉等太多了，都是毒害人的。这本书不少内容跟这些假酒、假烟和三鹿奶粉一样，他们在中国足球最困难的时候出这本书，无非就是想挣钱。”

人们最终明白，足协在当初那个失去对联赛控制力的大局下，做了个杀鸡儆猴的戏码，但显然这并没有救得了中国足球。

无尽的妥协，改善而非革命，骨子里追求安稳的天性，让足协这场警告式的行动并没能遏制住假球的风潮，甚至在此后的几年里愈演愈烈，最终逼迫当局者选择直接重构联赛，但依然未能触及筋骨，中国足球也因此不断沉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