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对美国的认识和态度，以1919年的巴黎和会为分水岭。巴黎和会之前，毛泽东对美国不无赞誉之词，甚至产生了“联美制日”的美好愿望。
但是巴黎和会上，美国及其总统威尔逊出卖中国利益，促使毛泽东认清了美国的帝国主义本质，从此他丢掉了对美国的某种幻想，转而批判和鞭挞美国的丑恶面目。
青年毛泽东的这一态度转变，也是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知识阶层对美国态度直转而下的一个缩影。
美国第28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常常以全人类的代表身份发表一些诸如“自由”、“民主”、“正义”等动听的言辞，来欺骗国际舆论，其目的在于促使美国能够问鼎世界霸权。如鼓吹他的外交方针的“实质原则”是追求“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人道主义”，敦促交战双方应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实现“没有胜利的和平”。
在美国觉得时机成熟，直接投身列强瓜分世界的武力竞技场后，威尔逊又极力标榜美国是为了“世界最终和平”而战，“没有自私的目的”，“我们不想征服别人，也不想统治别人。我们不为自己索取赔款，对我们行将自愿作出的牺牲不要物质上的赔偿”，美国的参战目的在于使其变成“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等。
威尔逊最具欺骗性的是他于1918年1月8日发表的自称是“世界和平纲领”和“为全人类谋自由、和平、正义”的“十四点和平原则”。
从文字上看“十四点和平原则”貌以公正堂皇，但在其漂亮文字背后隐藏着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野心。它并不真正反对秘密外交。它反对的是英法瓜分世界的密约，因为这些密约一旦实现，将是对美国扩张的巨大威胁。它的另一目的旨在反对苏俄。因此，“十四点和平原则”是一柄既针对苏俄、又把矛头指向英法等列强的多刃剑。
1918年11月11日，交战双方在“十四点和平原则”基础上签署了停战协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威尔逊等人欺世盗名的宣传下，中国知识界被大大地迷惑了。当时，中国许多知识分子都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视为“公理战往强权”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
早在威尔逊竞选总统时就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的胡适，1918年11月在天安门的演说中称：“这一次协商国所以能大胜，全靠美国的帮助。美国所以加入战国，全是因为要寻求一个‘解决武力’的办法。”陈独秀也认为从此以后，“无论对内对外，强权是靠不住的，公理是万万不能不讲的”。《每周评论》发刊词的全篇主旨就是“公理战胜强权”。
中国知识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热情歌颂是因为他们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威尔逊及其“十四点和平原则”上。作为“公理”与“正义”的化身，威尔逊在中国的声誉倍增。陈独秀说：“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是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李大钊说“美国威总统，也主张国际大同盟”，并称威尔逊建立的国际联盟为“新纪元的曙光”的标志之一。
对威尔逊的幻想导致中国知识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召开的巴黎和会寄予厚望。当时不少报刊发表评论认为，这次巴黎和会召开后，中国可以“挽百十年国际上之失败”，从此能够“同英法美并驾齐驱”，中国自此可以翻身了。
希望大，失望更大。中国知识界没想到“大好人”威尔逊竟在巴黎和会上出卖了中国的利益。
威尔逊
1918年中国派出陆征祥、王正廷、顾维钧、施肇基、魏宸祖五人代表团出席巴黎和会。威尔逊虽然表示同情和支持中国与日交涉，但是美国的对华、对日政策是服从于其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的。
当时，威尔逊正在谋求通过建立国际联盟来左右世界政治格局，其出席和会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建立国联。日本洞悉威尔逊的意图，便以退出国联相威胁，迫使威尔逊在中国山东问题上作出让步。在和会开始时，美国出于门户开放政策的考虑，反对日本独占中国山东，要求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由美、英、法、意、日五国共管。但在这一要求遭到日本拒绝后，威尔逊唯恐日本继意大利之后退出和会，便开始逐步以中国为筹码，向日本让步。
1918年4月25日，威尔逊在美、英、法、日四国会议上表示，“日本领土的很大一部分是贫贫瘠的，因此它当然需要为它的人口寻找安身之处。他们已经在朝鲜和满洲找到了一些空间，……它现在在中国寻求更多的地方” 。这一论调很有为虎作伥的味道。为了给牺牲中国寻找借口，威尔逊不顾自己宣布的“十四点”，公然把有关中国的列强密约作为他出卖中国的理由。他表示，关于山东问题，“现查该问题实为复杂，中国日本既有1915年5月之条约换文于前，又有1918年9月之续约于后，而英法等国亦予日本协定条约，有维持其继德国在山东权利之义务。此次战事，本为维持条约之神圣”等。
1919年4月30日，威尔逊、劳合•乔治、克里孟梭三巨头开会讨论山东问题时，中国代表团被摒除在外，日本被邀出席。会议作出正式决定：把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的要求写入对德和约。当时，英、法与日本有密约，早已承诺支持日本，但美国并未有这样的密约。威尔逊完全有理由反对日本的要求。但威尔逊却选择了出卖中国。连克里孟梭暗中讥笑威尔逊“讲话象耶稣基督，但行动象劳合•乔治”。
在和会上中国代表团就山东问题据理力争，但结果却是“徒费唇舌之劳”，他们不得不得出悲哀的结论：“和会仍凭战力，公理莫敌强权！”在顾维钧等人的坚持和努力下，中国代表团在经历种种屈辱和挫折并作出巨大让步均未取得列强同意的情况下，在中国人民五四爱国运动的推动下，毅然决定拒签和约。
巴黎和会
巴黎和会上，威尔逊的虚伪理想主义，彻底曝光，中国知识界对他的幻想也一点点破灭。1919年2月2日，《每周评论》在所刊登的《随感录》中，便有人问道：“难道公理战胜强权的解说，就是按国力强弱分配权利吗？” 2月9日，《每周评论》又说：“威尔逊总统的平和意见十四条，现在也多半是不可实行的理想，我们也可以叫他威大炮。”从“大好人”，到“威大炮”，威尔逊的形象一落千丈。
曾称威尔逊为“大好人”的陈独秀愤怒地写道，“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名的空话”，“现在还是强盗的世界”，“只讲强权，不讲公理”。曾对威尔逊抱有希望的李大钊也醒悟过来，认为中国上了威尔逊的当，他质问道：“威尔逊里你不是反对秘密外交吗?为什么他们解决山东问题，还是根据某年某月的伦敦密约，还是根据某年某月的某某军阀的秘密协定?须知这些东西都是将来扰乱世界平和的种子。像这样的平和会议，哪有丝毫价值！你自己主张、计划，如今全是大炮空声，是昙花一现了。我实为你惭愧！我实为你悲伤！”
北京大学学生也幽默地讽刺说：“威尔逊发明了一个公式，十四等于零。”
巴黎和会之前，青年毛泽东受时代思潮和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的影响，对美国抱有极大期望的。1916年7月25日，毛泽东在致萧子升的信中，热情地期望正在竞选总统的威尔逊“不妨联任”，他还曾提出过“联美制日”的设想。
然而，美国和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的拙劣表演，特别是与其他列强一道对中国实行出卖政策，让毛泽东由失望而震怒。他从巴黎和会中无看透了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政府践踏中国主权的真相，看清了威尔逊和美国政府奉行的强权政治的本质。
在五四运动的大潮中，毛泽东因组织并领导了湖南学生运动而崭露头角，1917年7月，他又创办了在全国影响很大的《湘江评论》。在《湘江评论》上，毛泽东连续发表尖锐批评美国推行强权政治的文章，对威尔逊本人也表达了极大的愤慨和抗议。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号用辛辣嘲讽的笔触写道：
“威尔逊在巴黎，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怎样才好？四围包满了克勒满沙，路易乔治，牧野伸显，欧兰杜一类的强盗。所听的，不外得到若干土地，收赔若干金钱。所做的，不外不能伸出己见的种种会议。有一天的路透电说，‘威尔逊总统卒已赞成克勒满沙不使德国加入国际同盟的意见’。我看了‘卒已赞成’四字，为他气闷了大半天。可怜的威尔逊！”
针对巴黎和会上列强你争我夺的表现，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分析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实质上是列强之间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而不是它们所标榜的什么公理与强权的斗争，说到底是强权与强权之间的争斗，目的是要建立更大的强权。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仅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目光如炬的毛泽东此时即预言，美国与其它列强在对外侵略和扩张的过程中，对世界的争夺将会愈演愈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