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人来说，都不会忘记当时的“83严打”。

改革开放初期，国门打开，西方思想文化与生活方式冲击着中国传统文化。

一些待业青年、社会闲散人士又处于躁动的年龄，他们高举西方“自由”的旗帜，行违法乱纪之实。

人心浮动，治安混乱，烧杀砸抢的无政府主义荼毒人心，街头巷尾，不时可见暴力事件的阴影，人心惶惶。

因此，中央决定展开一场全国性的严厉打击罪犯斗争，不论是平头百姓还是高干子弟，都没能逃过制裁。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斗争中，众多犯罪分子被绳之以法，其中不乏被判处重刑者，他们被送往大西北的劳改农场。

那么，他们的命运如何了最终怎么样了呢？

改革开放初期，犯罪活动频发，盗窃、杀人、强奸等恶性犯罪活动接连发生。

1979年9月9日，一名交警拦截了一个抢夺农民螃蟹的青年，对犯罪分子体罚时，引来了群众的围观。

在之后的五个半小时里，这名交警被多名人士攻击，就连停靠在一旁的小汽车都没能幸免。

他们抄起路边的石头，攻击了多名民警，并破坏农民的摊位，甚至趁乱抢劫群众的皮包、钱财等。

这晚，某公司女干部骑车路过控江路桥上时，遇到了一伙流氓，被拖拽到路边凌辱了近一个小时。

一直到午夜时分，才恢复正常，而这就是震惊中央的恶性刑事案件——“控江路事件”。

20世纪80年代，犯罪浪潮非但没有平息，反而愈演愈烈。女工们不敢上夜班，平日里哪怕晚回一会儿家，家人都揪心不已。

人流如织的街头巷尾，成了犯罪分子的狩猎场，他们专挑人流密集之时下手，得手后迅速消失在人群中，留下的是受害者无助的哭喊与社会的恐慌。

而这些犯罪分子的年龄都不大，大多是在20多岁左右的青年，据统计，25岁以下青年占犯罪总比的70%。

1983年2月8日，邓小平到无锡视察工作，无锡市负责人对邓小平说：

“现在社会经济、政治趋于稳定，但就是社会治安，实在是太差了。

女工晚上不敢出门上班，好人怕坏人，这样下去不得了啊！”

7月17日，邓小平身着草绿色便服，拿起手中的报告，边念边说：

“你们这个文件四平八稳的解决不了问题，为什么不可以组织一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战役？看看到底有多少人、有哪些人。

这次的打击活动也要发动群众，也可以起到教育的作用，在处置上不能软弱无力，不痛不痒，不然会助长他们的风气。

对于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必须杀一批，冒一批抓一批，严才能治住，我们保护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人道主义！”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了邓小平发起了这场声势浩大的严打的呢？

有人说是唐山市的“菜刀队”引发的；有人说是国外女记者被强奸引起的；还有人说是“六一六”案件引起的。

1983年6月16日，发生了一起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特大凶杀案。

犯人是8名十几岁的社会社会闲散青年，平日里就不停地作乱，制造了多起抢劫、爆破案。

这晚，8名青年喝醉酒后，又开始了胡作非为，残忍杀害了27名无辜者，就连70多岁的老人和两岁的幼儿都未能幸免。

此事件一出，广大人民群众无比愤慨，集体上书要求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还死于的人一个交代。

但人们却忽视了一点，那就是这些犯罪分子的年龄，在这8人中，有6人都未到判处死刑的年龄。

因此，最终只判处了两人的死刑，其余人只是受到了关押，并未受到什么处置。其实，在当今社会，这样的例子也是不在少数的。

就是这起“六一六”案件，震惊了中央领导，也震惊了邓小平的心，因此，在综合各方面意见后，果断下令“严打”。

“严打”战斗战果辉煌，首先对准了臭名昭著的“二王”——王宗坊与王宗玮兄弟二人。

1983年春节前夕，本应洋溢着节日的祥和，却因这二人的疯狂行径而蒙上了一层阴影。

“二王”携带枪支潜入沈阳解放军医院，不料行踪败露，王宗坊瞬间成为众矢之的，被众人团团围住。

看着哥哥被抓，王宗玮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向人群开枪，枪声骤响，最终导致4死3伤，从此，“二王”也开始了逃往之路。

之后，中央发布了“二王”的悬赏令，铺天盖地开始抓捕，终于在9月18日的江西广昌的一处山林里，将这对恶贯满盈的兄弟擒获，两人被当场击毙。

他们不止是造成了沈阳解放军医院的4死3伤，还在逃往的途中，又枪杀了3名民警和1名群众，并抢劫了2.1万元的钱财。

那时，全国上下到处都是“二王”的通缉令，就连学校里的学生，都知道“二王”的外貌。

“二王”的覆灭，仅仅是这场“严打”风暴的冰山一角。

在这之中，有平头百姓，也有高干子弟，就比如时任上海市常委陈其五的儿子陈小蒙、陈冰郎；时任上海市人大常委胡立教的儿子胡晓阳。

（陈其五曾起草《敦促杜聿明投降书》）

他们勾结一些社会闲散人士，打着父辈的旗号，几年间凌辱了多名妇女，并将过程拍摄下来，以此要挟。

就比如我们大众所熟知的朱德的孙子朱国华一案，在这场严打中，以流氓罪被击毙。

1983年的这场严打，真真是铁面无私，也真正做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容有疑。

据统计，期间共逮捕犯罪嫌疑人超过177万，其中绝大多数被依法判刑，另有数十万人被送往劳动教养所进行改造。

监狱系统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扩建监狱，甚至租用社会场所作为临时羁押点。

面对这些重刑犯，国家做出了一个重大决策——将他们分批送往西北边陲的青海诺木洪农场进行劳动改造。

这是一场跨越千山万水的特殊押解行动，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押解人员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和严格的检查。

当列车缓缓驶入那片荒凉而神秘的土地时，一场关于救赎与重生的故事悄然拉开序幕。

在诺木洪农场，这些曾经的社会蛀虫被赋予了新的身份——劳动者。他们用汗水洗刷着过去的罪恶。

青海的诺木洪农场地形复杂，四周什么也没有，荒无人烟，也不怕犯人越狱，因为也不可能会逃得出去。

不过在这之中，也有人试图挑战诺木洪农场，就比如重刑犯申某，在一次劳作时，趁其不备跑了出去。

却没成想申某刚跑出去没多久，就发现自己一直在原地打圈，不论怎么跑都感觉自己好像根本没有跑出去，跟见鬼了似的。

正当他疑惑之际，看守人员将他逮捕了回去，这下申某老实了，安安静静地待在农场了。

最初，青海的诺木洪农场的生活条件很差，没有桌子，犯人们只能蹲在地上吃饭，晚餐也是些洋芋和甘蓝菜。

也不是说对犯人们苛刻对待，而是诺木洪农场本身就是一个荒凉的地方，当然也不会对这些犯人进行非人的折磨。

诺木洪农场是他们接受劳动改造的地方，也是他们新的起点。

不过大家也知道，这些人的身份是重刑犯，虽然并未达到枪毙的程度，但他的所做所为也是情节严重，超越了法律的底线的。

因此，要想让这群人认罪伏法，积极改造，就得下好一番功夫，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在这之中，有一些人的出现了一种厌改抗改的心态，在他们看来就是：

“我就是犯法了，我就是罪犯，那咋了？说不定我死了我刑期都没结束。”

产生这种思想就需要狱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进行谈话。

在这里采取的是“强化政治攻势，落实个别谈话”的方针，是希望大家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好好接受改造，中央也会给予犯人重新做人的机会。

一部分人认为，自己来到农场改造，苦是苦了些，但并没有受到什么非人的折磨，因此对待劳动改造，还是很配合的。

不过，在这之中，就会有一些“刺头”，就爱反其道行之，不配合改造。

就比如重刑犯黄某，平日里他的性格就十分暴躁，没有什么法律意识和纪律意思，别人只要跟他“唱反调”，他立刻怒火中烧，就想要打对方。

最终，在狱警的耐心引导下，黄某这才平静下来，融入到了集体，也找到了自己的兴趣。

再比如重刑犯陈某，他就认为自己改造无望，萌生出了：反正自己也出不去，那还不如直接死了一了百了的想法。

狱警了解后，不断地给他讲解犯人特例、典型，给他树立希望，这才放下了自杀的想法。

但重刑犯胡某就更极端了，这已经不是想不想的了，这直接吞订自杀，幸亏救治的及时，这才保下了胡某的一条命。

在医院里好吃好喝地休养了一段时间，出来后，胡某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狱警说什么就是什么，也接受改造了，再也不做极端的事情了。

严打的目的，不是简单地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或施以极刑。

其核心在于构建一个安全、有序的社会环境，通过强有力的法律手段，有效遏制犯罪活动的蔓延，从而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公平正义。

严打旨在打击犯罪活动的嚣张气焰，让犯罪分子意识到法律的威严与不可侵犯。

这不仅能够减少犯罪行为的发生，还能在社会上形成强大的震慑力，让潜在的犯罪分子望而却步，从源头上降低犯罪率。

严打是维护社会治安的重要手段，通过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可以切实保障人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通过严厉打击犯罪活动，可以清除社会上的不良因素，弘扬正气，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

严打的意义深远而重大，是建设法治社会、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参考资料

1983：党中央决策“严打”始末. 检察风云

1983年“严打”：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 央视网

刘复之与1983年“严打”.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