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明英宗朱祁镇时期的历史,他在夺门之变后复辟称帝,朝廷中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在朱祁镇重新掌权的短短一年之内,大量的老臣以各种致仕退休,几乎形成了退休潮。这些老臣中既有朱祁钰时期重用过的朝廷重臣,也有自始至终就对朱祁镇忠心耿耿的老臣。这些大臣的致仕退休在朝廷中形成了很大的影响,使明朝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明朝史料来看,这种现象显然不是巧合,而是大臣们有意为之的。因此很多历史爱好者不禁要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从这段史料来分析,这些提出致仕退休的老臣身份非常不一般。尤其是身为明宣宗托孤大臣之一的礼部尚书胡濙、土木堡之变时留守北京的首席大臣吏部尚书王直、明朝第一个封爵的文臣王骥,这三位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们既是朱祁镇的支持者,却在朱祁镇还没有坐稳皇位后提出了致仕退休的请求,这种反常操作让人感到匪夷所思。史书上把他们的行为归咎于年老体衰,已经无法在朝廷中承担重任,所以主动提出致仕退休。这种说法看似有道理,实际上却似是而非,有着明显的不合理之处。
在朱祁钰晚期,以这三位老臣为代表的文官集团都是朱祁镇的强烈支持者,他们甚至提出了拥立朱祁镇之子朱祁钰为皇太子的方案。从这个细节来看,他们是支持朱祁镇复辟的。而王骥更是参与了徐有贞、石亨和曹吉祥发动的夺门之变,在拥戴朱祁镇复辟称帝方面有着大功。按照常理这样的功臣正是享受功勋赏赐的事后,在朝廷中也必然受到朱祁镇重用,他们在政治上有着很光明的前途。一般而言,这种情况下只要有一口气活着都不会提出致仕退休。更何况朱祁镇刚刚复辟,皇位还没坐稳,正需要他们的时候,此时提出致仕更加显得不合情理。
要说他们年老体衰,好像也说得过去,但从史料上看,这三人都是高寿。胡濙活了八十九岁,王直活了八十四岁,王骥活了八十三岁。以古代的寿命而言,如此年老的官员致仕也在情理之中。可是他们三人的身体真到了无法支持的地步了么?从他们去世的时间来看,他们中的最早去世的王骥也是在致仕四年后去世的,而年龄最大的胡濙竟然熬到了天顺七年。也就是说如果他再熬两年,那就直接从天顺进入成化,从六朝老臣变成七朝老臣,在中国历史上也就独一份了。因此从这个信息上看,这些人的身体状况并不是很差。
综合上述的两个原因来看,这些老臣们的致仕选择的时机的确有些奇怪。他们在朱祁镇最需要他们时致仕,而身体上的理由有有些牵强,与他们一贯拥戴朱祁镇的政治风格不符。以这种情况来看,他们以年老体衰而选择致仕的理由是不充分,真实的原因并没有出现在史书中。
结合他们致仕后,朝廷很快陷入了政治斗争动荡的历史背景来看,很可能这些老臣们对这次政治动荡有着提前的遇见。也许是以他们丰富的政治经验,对朝廷中徐有贞、曹吉祥和石亨等人内斗的情况有所预判,为了避免卷入政治风波中,提前致仕躲避,以确保自己的政治利益不受损害。
朱祁镇复辟后,拥戴他复辟的徐有贞、石亨和曹吉祥都受到了重用。超过四千名官员用各种方式冒功,依附于这三大功臣,以攫取夺门之变的政治红利。徐有贞成为了内阁首辅,是朝廷中权力最大的人。石亨是军方第一人,掌管着禁军京营的大权。曹吉祥是权势最大的太监,在宫里权力极大,而且他的子侄都受到了重用,甚至在锦衣卫中有很大的权力。因此这三大功臣的党羽遍布朝廷上下,几乎垄断了朝廷权力,就连朱祁镇自己也一再忍让。可是这三大功臣掌权后很快内讧,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政治斗争。
在这些政治斗争中,先是石亨和曹吉祥联合拿下了徐有贞。徐有贞先被贬为广东参政,然后又被锦衣卫抓入诏狱,最后他被贬为庶人,流放金齿。后来石亨和曹吉祥都有密谋造反的迹象,先后被朱祁镇派锦衣卫拿下。尤其是曹吉祥被拿下后,他的养子曹钦发动兵变,率领五百死士攻打皇城。虽然有这锦衣卫都指挥马亮提前报信,但仍旧引发了京城内罕见的大战。战争持续了一天一夜,最终曹钦及其家族被总兵孙镗率领的京营官兵剿灭,曹吉祥也被朱祁镇处死。但曹石之变也引起了朝廷的动荡,对明朝政治产生了极大的破坏作用。
在这些政治斗争中大量官员获罪贬官或流放,甚至不少人在曹石之变中被杀。而提前致仕的老臣们正好躲过了这些政治风波,不但没有收到伤害,而且政治利益丝毫不受损害,实在是让人感到非常惊叹。如果说他们提前对朝廷中的乱局没有预判,是绝对做不到如此精准的。
那么问题来了,这些老臣们提前预判乱局即将发生的依据是什么呢?综合当时的史料记载来看,曹石之变等乱局的发生,是有着明显的征兆的。首先,于谦被杀是最为典型的征兆。于谦是北京保卫战的大功臣,虽然拥立了朱祁钰称帝,但一直是支持皇太子朱见深的。于谦被杀,对于朱祁镇声誉的负面影响极大。
虽然朱祁镇一度对此非常犹豫,但出于功高震主的考虑,他仍旧采纳了徐有贞的建议,处死了于谦。如此一来造成了朝廷之中人人自危,在朱祁钰时期得到重用的大臣不得不选择明哲保身的动作。有的大臣自请外放,有的大臣利用小罪贬官外放,而三位老臣则是采用致仕的办法。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脱离京城的政治漩涡。因为于谦被杀意味着朱祁镇要重用夺门之变的功臣,而这些功臣并不是一条心,在掌权后必然会互相内斗。政治上的内斗极难分出敌我,就算闭门不出也可能被波及,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京城。
朱祁镇杀了于谦,也表现出他的容人之量不大。朝廷中绝大部分人都参与过拥立朱祁钰称帝的事情,还都在北京保卫战中立过功。于谦挽救国难的如此大功都不能幸免,其他大臣敢继续待在北京么?三位老臣不但有着大功,而且是朱祁钰时期的重臣。虽然他们一直或明或暗的保护朱祁镇和朱见深,但谁知道会不会被扣上功高震主的帽子。这个帽子一旦扣上,必然被朱祁镇所猜忌,功劳越大死得越惨,于谦就是前车之鉴。出于这样的考虑,他们趁着朱祁镇还没坐稳皇位时退休致仕,减少了被人报复的风险。
除此之外朱祁镇纵容夺门之变的功臣,对数千官员冒功的现象不闻不问,也是政治动荡的征兆。夺门之变虽然是大功,可实际参加的人数也就数百,官员也就几十人。徐有贞、石亨和曹吉祥先后保举了数千人,这就显得过犹不及了。很明显他们都是在接纳党羽,谋求着争权夺利。朱祁镇对此心知肚明,却装傻充愣,他的目的就是用三大功臣的党羽来清洗朝中景泰朝的旧臣。在朱祁镇心里景泰朝的旧臣已经不值得信任了,需要全部更换一遍。既然得不到皇帝的信任,那就是伴君如伴虎,早走早安全。
正是出于上述的考虑,很多朝廷大臣以各种方法离开北京朝廷。要么选择外放地方,要么去南京当养老官。胡濙等三位老臣自然可能轻易外放,也不会轻易被贬官,他们自请求致仕退休,算是给了朱祁镇一个台阶下。朱祁镇既然要朝廷大换血,自然不会阻挡他们退休,甚至还大量赏赐,敲锣打鼓的送他们回家乡。远离了京城这个漩涡,自己的身家性命也就有了保障,就算朝廷打成一团,也与他们没有什么关系。而很谋求政治利益的官员,也希望他们离去,这样会才留下大量的职位,于是有上升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