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明，1952年5月生，山东蓬莱人。当代著名国画家。北京画院艺术委员会主任、一级美术师、中央文史馆馆员。曾任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北京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美术家协会主席、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李之仪《卜算子·相思》词意图  71cm×30cm  王明明  2015年

中国画的“创新”观

任何有抱负的画家，无不梦想在创作上实现突破和超越，往往又为“创新”所累。

纵观历代中国画经典会发现，一幅作品最能吸引人、打动人的地方并不在其“创”或“新”上，而是取决于画家自我的表现力度，一切的形式和技法都是为此服务的外在依附，不能孤立存在。因此，只用心于形式和技法“创新”，只能算是做表面文章。

刘方平《月夜》诗意图  71cm×30cm 王明明  2017年

董源之新在于不为奇峭之笔，宋徽宗之新在于精尽其微、形神并举，赵子昂之新在于胸有诗情画意，钱选之新在于矢志不渝而不落凡尘，黄公望之新在于骨苍而身腴，倪云林之新在于旷远荒寒、高逸出俗，董其昌之新在于自信圆融、清新秀雅，徐渭之新在于狂放不羁，八大之新在于墨点无多泪点多，齐白石之新在于朴实天趣，黄宾虹之新在于浑厚华滋……他们的作品表面上是图式、技法之新，实则为画家思想境界之新、人格个性之新、情感诉求之新。时代发展，画家面对的问题在变，视野及追求随之而变，此推动了中国画之变革。不管如何发展，其内在的审美精神却一直没有改变，都有一种文脉的连接与传承。黄宾虹曾言：“画有民族性，而无时代性，虽因时代改变外貌，而精神不移。”因此，用 “传承与发展”来描述中国画的这种独特的发展规律，比用 “创新”一词更为确切。

王安石《 定林所居 》诗意图  71cm×30cm 王明明 2007年

在传统诸家中，最有“创新”意识的画家莫过于石涛。他强调“我自用我法”“古之须眉不能安于我之面目”。但是，他在传统方面下了大功夫，早年广泛研习历代画家之长，尤用功于丁云鹏、董其昌，并涉及书法、诗文等各艺术门类，在此基础之上师法造化，“搜尽奇峰打草稿”，继而参禅问道，融会贯通，终成大家。石涛具有开拓创新精神，但并没有否定传统、切断历史，立新并不破旧，而是借古开今、融古法为我法。值得一提的是，石涛所说的“笔墨当随时代”一直被很多人断章取义、错误引用。

韦应物《秋夜寄邱员外》诗意图  71cm×30cm 王明明 2007年

在视觉层面，东、西方绘画虽有共性的东西，但要真正读懂中国画，还必须要进入到中国文化的语境当中来。现在的问题是，很多时候是在其他语境当中来评价中国画，这样得出来的长短是非自然没什么意义。根植于中国的土壤里，吸收其中的养分，开花、结果当然要有中国的特色。用笔墨感知世界或感悟人生，表现对自然、社会及与之相关联的政治、哲学、宗教等方面的认知，崇尚写意，重视意境和神韵，将旷远之心境、爆发之情感凝结于一纸之上，此可谓中国画审美之独特性。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诗意图 71cm×30cm 王明明 2018年

与其他画种相比，中国画在审美旨趣、表现方式及教学传承等方面显示出某些“局限”性，发挥的空间相对小一些。这正是其魅力之所在，保证了其“血统”的纯正性，也保证了其高度。其实，中国画乃“阳春白雪”之事，要求欣赏者要有一定的文化背景及文化层次，否则是无法领会其中奥妙的。不能不受制约地把一些西方的理念、技法生硬地往中国画上嫁接，否则中国画的魅力将会荡然无存。民族文化结晶的独特性一旦遭到破坏，那它的精神价值必然会被削弱。那些所谓的“开创”之作，从表面上看虽超然于历史性之上，但只具有表面的语义，却难以成为经典，更不具有可传承性。

张旭《桃花溪》诗意图 71cm×30cm 王明明 2019年

回望中国画2000余年的发展史，会发现其虽有“局限”的一面，但亦有非常大的包容性，“造血”机能并不亚于世界上其他任何艺术形式，从没有拒绝对其他艺术门类养分的吸收。如此，才出现了任伯年、林风眠、关良、蒋兆和、李可染……他们都是在中西融合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艺术家，每一个人都有坚定的中国文化立场，内心对传统文化非常敬畏、仰慕。他们虽然学习、借鉴了一些西方的理念，但没有用其来改造中国画，而是将之消化、吸收，融入中国文化的语境之中，和中国艺术有机结合，最终变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语言。万变不离其宗，没有人说他们画的是西画。这是一种智慧。

前人的经验是我们取之不尽的财富，从传统化、地方化、民间化的内容和形式中找到自己的立足点，经过撷取、消化、吸收来激活自己的创作灵感，在传统精神中注入新的活力——画家自我对时代、对人生、对自然的反应，实现、完成新的创作历程，这才是正确的中国画“创新”观。传承传统精神不能被错误地理解为陈陈相因，如果对前人的成就仅仅保持“复制”状态，中国画的光辉只会逐渐地减损、衰弱，直至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