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蒋介石为了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于是成立了两大特务组织，分别是中统和军统，其中军统的负责人是戴笠和郑介民，中统的负责人是陈果夫和陈立夫兄弟。
军统是民国最厉害的特务组织，在戴笠的领导下，军统的特务专门负责刺杀、搜集情报、监视等特殊任务，并且在抗日战争时期立下大功。戴笠为了扩大军统的影响力，便在全国的大型城市，都成立了军统的情报站，然后派王牌特务担任站长。
钟贡勋原本是一个高材生，毕业之后在黄埔军校当秘书，因此认识到一些国民党的官员，并且在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当过编辑。抗日战争时期，钟贡勋加入了军统，在湖北与安徽一带进行敌后活动，获得了军统高层的欣赏，成为军统的骨干。
抗日战争结束后，戴笠在空难中去世，军统改组成保密局，毛人凤开始掌权，钟贡勋也当上保密局南京站的站长。解放战争末期，程潜和陈明仁准备在长沙发动和平起义，当时长沙的特务机构也不稳定，钟贡勋就跑到长沙稳定军心，但长沙的起义最终还是成功了。
1907年，钟贡勋出生于湖南平江，从小接受了良好教育，是一个学霸级别的人物。
1924年，十七岁的钟贡勋考上国立广东大学预科。
1929年，钟贡勋从中山大学文科中国语文学系毕业，毕业后在黄埔军校特别党支部当秘书。
1932年，钟贡勋进入浙江警官学校学习，这里是专门培养特务的，校长就是戴笠。
戴笠
1933年，钟贡勋调往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当编辑。
1934年，钟贡勋担任四川省党部秘书兼组织科长及广东省禁烟特署秘书。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钟贡勋在军统皖南站当行动组长。当时钟贡勋奉命到山上去收编一支叫“背嵬队”的小股武装，为了躲避日本人的耳目，他打扮成一个货郎潜入山上，刚到山梁就被“背嵬队”的哨兵发现，金副队长就跑来查看。
由于“背嵬队”之前在许家镇，打了日军一个伏击，惊动了当地的日伪军，因此也被军统皖南站给注意，于是就派钟贡勋来收编“背嵬队”。虽然钟贡勋慢悠悠的上山，表现的很从容，见到“背嵬队”的岗哨，他还热情的打招呼，但金副队长还是看出破绽，觉得钟贡勋肯定有问题。
钟贡勋一边往山上走，一边唱着童谣，金副队长从童谣里面听出，歌词里面有“背嵬队”首领的外号，于是他就带着六个人把钟贡勋给围住了。尽管钟贡勋打扮成货郎，“背嵬队”里面有一个周班长，当了二十多年兵，他一眼看出钟贡勋不简单，而钟贡勋从周班长的打扮也猜出，他肯定之前在国军的德械师里面当过兵，但不知道是哪一支部队。
从六个人的举动分析，钟贡勋觉得六人中应该没有“背嵬队”的队长，金副队长说钟贡勋是个生面孔，钟贡勋说自己很早前来过这里，只是这一两年没有过来，说完钟贡勋还拿花生给金副队长等人。金副队长让一个队员给钟贡勋搜身，结果发现一把柯尔特手枪，金副队长立马拿枪指着钟贡勋，问他是来做什么的。
钟贡勋身份被识破够，他也没有慌张，说自己是“忠义救国军”的，上山来是想和“背嵬队”联系，但周班长很警惕，说钟贡勋肯定是日伪的便衣，还拿出刀架在钟贡勋脖子上。钟贡勋解释说，自己真的是“忠义救国军”的人，收到上级的命令，在梅游县一带收编溃散的国军，然后进行敌后活动，如果自己真是日伪的便衣，肯定不会把枪带在身上。
一个叫蛮牛的队员要钟贡勋的证件，钟贡勋说这里是敌占区，怎么可能把证件带在身上，于是他就开始煽情，说都是国民党的军官们指挥不当，才让金副队长他们在山上吃苦了，之前听说“背嵬队”在许家镇打了日军一个伏击，消灭了四十多个日军，所以才到山上来看看。经过一番解释，金副队长暂时相信了钟贡勋，让队员把枪还给他，还把他带到山神庙的基地。
钟贡勋看到“背嵬队”的人，都穿戴日军的装备，还看到一门迫击炮，金副队长说他们没有军饷和武器，都是独立发展，所以“背嵬队”只有三十多个人，为了避免被日军围剿，他们在山上有几个落脚点，钟贡勋说这真是狡兔三窟。经过一番谈话，钟贡勋得知金副队长的职务最高，之前在中央军的第八十八师特务营当中尉副连长。
探查清楚情况后，钟贡勋可以帮忙以“忠义救国军”的名义，帮“背嵬队”申请一个中队的番号，但由于处于敌占区，所以军饷和武器、药品之类的比较慢，但他会想办法，待遇肯定比躲在山上强多了。钟贡勋下山的时候，金副队长还要送一把缴获的日本军刀给钟贡勋，但钟贡勋说军刀拿着不方便，只要了一支日本军官的配枪。
不久后，军统皖南站正式收编了“背嵬队”，当时八路军的军分区敌工队，也准备收编“背嵬队”，却被钟贡勋给提前下手了。
1939年，钟贡勋到国民党中央训练团第五期学习。
1940年，钟贡勋担任军统局的主任秘书、科长等职务。
1941年，钟贡勋被保送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高等教育班学习，同年他又兼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特检处处长。
1943年，钟贡勋担任军统东南特区少将区长。
毛人凤
1946年，戴笠在空难中去世，接着军统被改组成保密局，归国防部直接管辖，毛人凤成为保密局的领导人，在毛人凤的提拔下，钟贡勋当上保密局南京站站长。
1948年3月，钟贡勋担任交警总局警务处长、交警总局驻广州办事处处长、总局主任秘书等职务，这时候的交警不是普通交警，是武装交通警察，维护国民党战略交通线的。
1949年2月，钟贡勋突然飞到衡阳，找到湖南籍的军统人员黄康永，并且把毛人凤的一封亲笔信拿出来，还说他和黄康永是老同学，还是同是交警总局在湖南招兵的负责人，让他一定要多注意程潜，如果程潜有什么行动，立马和他说。由于之前毛人凤把周伟龙逮捕，还准备撤销黄康永总队长的职务，是钟贡勋说情，才使毛人凤收回处罚，钟贡勋以为黄康永对他很感激，一定会听他的。
当时黄康永其实知道程潜准备起义，但他还在徘徊，因为他本人也是湖南人，知道程潜在湖南的威望高，如果出卖程潜对自己的影响很大，所以就隐瞒了程潜准备起义的事情。和黄康永交代完问题后，钟贡勋就去和毛人凤汇合了。
程潜
1949年，随着国民党部队的兵败如山倒，钟贡勋跟着毛人凤去往台湾。
1951年，钟贡勋担任台湾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第六组总干事兼“国防部”干训班讲师，“国家安全局”、“情报局”设计委员及台湾省警务处顾问等职务。
1955年8月，调任新竹县党部主任委员。
1964年8月，又改任南投县党部主任委员。
1968年8月，钟贡勋担任台湾省党部设计考核委员，并受聘为中央党史会史料审查小组委员和特约纂修，参加新编《国父全集》校勘工作。
1972年3月，钟贡勋从政界退休。5月，他被返聘为“国史馆”特约纂修。
1979年11月，钟贡勋突然投河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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