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中共中央收到了一封电报，这封电报正是在莫斯科进行国事访问的毛主席发来的。

电报的内容指示周恩来需于1月9日启程前往莫斯科，以便与苏联方面商定重大事宜。

周恩来总理的离京，一个棘手的问题随之浮现：在周恩来缺席期间，谁能接替总理的职责？

毛主席思索之际，脑海中突然闪过了一个身影，最终确定了“代总理”的人选。

那么，这位被毛主席寄予厚望的“代总理”究竟是谁？

被毛主席选定的这位“代总理”就是董必武。

新中国成立伊始，面对帝国主义的重重封锁与国际环境的严峻挑战，中共中央决定前往苏联，以期打破孤立，争取国际援助。

1949年12月，毛主席启程访苏，这次的苏联之行，一方面是为斯大林祝寿，另一方面则是与苏联签订重要条约、共谋中苏两国未来发展。

1950年1月，一封来自莫斯科的电报送达中共中央，那是毛主席对周恩来发出的指示：务必于1月9日启程，共赴莫斯科，共商国家大事。

此时，国内政局初定，百事待兴，而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远行，无疑在国内留下了一片亟需强有力领导者的空白。

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深思熟虑，将信任的目光投向了董必武，任命他为“代总理”，以肩挑国内事务的重担。

新中国诞生之初，国家百废待兴，却也面临着自然灾害的严峻考验。特别是在平原省、河北省以及苏北等地区出现了严重的春荒。

党中央对此深表关切，毛主席更是明确提出了“不许饿死一个人”的指示。在两人离京后，董必武挑起了救灾的重任。

董必武首先向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发出了关切之问，详细了解灾情现状及当地救灾工作的进展情况。

紧接着，他又亲自部署，派遣相关部门的专业人员深入灾区一线，进行实地考察。

没多久，灾情日益加剧，粮食短缺、炊烟难继的困境让灾区人民举步维艰。更有甚者，一些不法分子趁机浑水摸鱼，散布谣言，企图煽动民心，制造混乱。

重灾区内的百姓，在绝望之中，不得不背井离乡、沿街乞讨。若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不仅灾民的生命安全将受到严重威胁，国家的生产建设也将难以为继。

在此危急关头，董必武同志审时度势，向中共中央提出了成立救灾委员会的建议。

这一提议迅速得到了响应，中央立即通知各相关部门，要求他们全力以赴，投入到救灾工作中去，绝不能有丝毫懈怠。董必武强调：

“当前的春荒形势异常严峻，部分地区对群众的困境了解不足。因此，各地必须派遣负责人亲临灾区，进行实地指导，领导救灾工作有序开展。”

在他看来，救灾工作绝非儿戏，它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生产恢复和人民的生计安危。这不是一项慈善行动，这是新中国建设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民政府的职责，就是在人民遭遇灾难、面临困境时，挺身而出，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担负起救灾的重任。

新中国从黑暗中走来，正向着更加光明的未来迈进，中国人民是勤劳、勇敢的，相信一定会克服春荒的！

为保证“不许饿死一个人”， 董必武在当时国家经济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仍然竭尽全力，调配了高达22.42亿的粮食，使得灾民们顺利度过了灾情。

毛主席、周总理前往苏联后，可以说一切的重担都压到了董必武身上，他在担任“代总理”后，就变得更加忙碌。

那时的中国，可以说是从头开始，一个事务接着一个事务，一个会接着一个会，董必武就一直忙于国家建设，其日程之紧凑，事务之繁杂，超乎常人想象。

他不仅要与远在苏联的毛泽东、周恩来保持密切联系，实时报告国内动态，更要处理新中国这个“大摊子”。

在担任“代总理”期间，董必武展现出了非凡的领导力和卓越的行政才能。

他一手推动民主建政，强化国家基石；一手着手法制初创，力求国家治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在他看来，一个国家一定要建立健全的法律体系，一切要按照规矩办事，毕竟无规矩不成方圆，这样方能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和谐有序。

为了促进工业生产的快速恢复，董必武废除了“封建把头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民主改革的浪潮，让广大工人群众从旧制度的枷锁中解脱出来。

在他的主持下，短短数月内，政务会议召开了8次之多，讨论并决策了50余项关乎国家命运的重大事项。

同时，数十项法令、条例在他的亲自主导下制定并签发，为新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董必武的工作状态，几乎可以用“夜以继日，无休无止”来形容。当大多数人沉浸在周末的闲暇之中时，他的身影依旧在办公室内忙碌穿梭。

他不分昼夜，不论工作日还是休息日，他的心中只有国家，只有人民，只有那未竟的事业。

面对旁人的劝阻，让他注意休息，董必武总是淡然一笑，说：

“我现在应当忙的，我不能只想着自己生活中的问题，要多想想国家的问题，要想如何扩大生产、如何恢复经济、如何解决人民生活问题......”

董必武的工作强度，即便是放在当今，也让许多人都望尘莫及。他每天的工作时间，几乎都超过了18个小时，这份对国家的忠诚与奉献，令人肃然起敬。

终于，在紧张而充实的两个月后，1950年3月4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圆满结束了对苏联的访问，回到了北京。

董必武也顺利完成了他的“代总理”使命，将这两个月来的工作成果，详尽无遗地向周恩来做了汇报，圆满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他的重任。

新中国诞生之初，董必武身兼多职，常常在深夜时分，仍能见到他忙碌的身影穿梭于公务之间，不辞辛劳。

为了不影响他人休息，减少给相关部门和保卫人员带来的不便，董必武特地申请了一张通行证。

这张小小的通行证，不仅为他深夜因公出行提供了便利，更是他低调行事、不愿给他人添麻烦的最好证明。

他从不以公车代步，坚持步行上下班，这样不仅锻炼了身体，更让他得以在行走间倾听民声、体察民情，真正做到了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由于他的这种低调又亲民的工作作风，使得许多与他接触的老百姓都未曾察觉到他的真实身份，有次在与董必武闲聊时，百姓问道：

“哎，你是干什么的工作的？”

“我啊，我是当勤务员的，人民的勤务员！”

作为延安五老之一，他从未以“元老”自居，而是将自己比作一块补丁，哪里需要就补在哪里。

他不认为自己是高人一等的领导人，他常常用“老牛”、“配角”来形容自己。这种无私奉献、甘于平凡的精神，正是那个时代共产党人的真实写照。

在那个物质匮乏、条件艰苦的年代，党内的领导人们的身上都有一块“补丁”精神。

仔细观察，不难发现，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衣物上，都留下了补丁的痕迹，这是他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见证。

如今，虽然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衣物上的补丁已难觅踪迹，但老一辈革命家的这种“补丁”精神，却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传承。

董必武自幼聪慧，17岁便高中秀才，成为乡里的骄傲，那时乡里乡亲想着在县城东门放鞭炮，来表达对他的祝贺。

不过董必武并未因此沾沾自喜，认为中秀才“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于是在回去时，选择了绕道回家，并婉拒了乡亲们的祝贺和礼物。

他亲眼目睹了外国传教士的嚣张跋扈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心中充满了失望和愤慨，于是便与考功做官这条路彻底决裂。

他投身革命、创办学校，为国家培养了大批进步青年和革命人才，并筹建共产党组织，他的一生，怀揣着的只有国家和人民。

在党内身居要职的董必武，从未将自己视为“大人物”，而是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也严格要求家人。

他对待子女一视同仁，不允许他们搞特殊化。大儿子被送去当兵，小儿子则被送往农村，拜农民为师，深入基层锻炼。

当组织考虑提拔小儿子时，董必武却断然拒绝，他表示自己的小儿子太稚气，还需要更多的锻炼和磨砺。

董必武的亲戚们都知道他在党内当了“大官”，都想着找他为自家在北京寻个好差事，走个“后门”。

面对亲戚们的请求，董必武更是坚守原则，毫不妥协，并拒绝道：

“我能成为国家的领导，靠的是党和人民的信任，我绝不会滥用职权！”

“学到老，活到老”是董必武一生的真实写照。他热爱学习，不断充实自己，这种学习精神也为子女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他常常教导子女们要认真学习，戒骄戒躁，端正学习态度。因为只有真正热爱学习、主动学习的人，才能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董必武是一位极具责任感、使命感与担当精神的杰出领导人。在国家初建、百事待兴的艰难时期，他临危受命，担任“代总理”一职。

董必武深知自己肩负的重任，他始终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不计个人得失。

在面临国家经济极度困难、民生亟需改善的情况下，他毅然决然地调配巨额粮食，确保了灾民的基本生活。

他一手推动民主建设，强化国家基石；一手着手法制初创，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基础。

他的决策果断、行动迅速，总能在关键时刻为国家和人民指明方向。

董必武的勤奋敬业也令人敬佩，他夜以继日、无休无止地工作，心中时刻装着国家和人民。

董必武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参考资料

董必武：新中国第一位代总理. 湖北党史

董必武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

董必武的“严”与“实”. 中国纪念馆研究

董必武长子：父亲的一生是小事累积出的高山. 武汉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