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9日，是红军长征最危急的时刻。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密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有分裂和危害中共中央的明显企图。

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看到密电后，大智大勇，赶忙奔赴毛泽东处报告。

情况万分紧急，毛泽东随即同张闻天、博古等紧急磋商，一致认为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极其严重后果。

9月9日晚，毛泽东在红三军团驻地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连夜迅速脱离险区，率领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并通知已挺进到俄界的红一军团行动方针有变，原地待命。

9月11日，毛泽东率红三军团到达甘南迭部县俄界境内。

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高吉村藏民居住的一个简陋棚屋内召开扩大会议。鉴于一、四方面军已经分开，只有红一、三军团的八千余人随中央北上，革命力量元气大伤，会议决定改变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

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他指出：毛儿盖会议决议是红军主力向黄河以东。现在由于情况变化，一、三军团的行动方针应有所改变，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创建根据地，再向东发展。

俄界会议决定将原有一、三军团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政治委员。

俄界会议后，毛泽东率领陕甘支队迅速北上，攻克了甘南天险腊子口，翻越了白雪千里的岷山，抵达甘肃省岷县哈达铺镇（今属宕昌县）。

哈达铺自古以来是甘川道上的商贸重镇和军事要冲。三国时为“阴平古道”，明朝在此设铺。

9月18日，陕甘支队先头部队于抵达哈达铺，尽管此处只是甘肃南部一个汉回族聚居的小镇，但长期风餐露宿的红军却似到家了。半年来红军战士一直转战在少数民族地区，而在这里看到了汉族的院落，人们坐在桌子边吃饭，且这里的人长相特征和红军一样，都说汉语，因而将是将士们有了回到家的感觉。

彼时哈达铺商业比较繁荣，因当地盛产中药材当归，故而吸引来全国各地的药材商人。这些商人需要了解当时最新的贸易信息，因此在这座西部小镇上设有一个邮政代办所，订阅国民党的《大公报》、《民国日报》、《山西日报》、《晋阳日报》等五六份报纸。

毛泽东在学生时代起就养成了阅读各种报纸的习惯。带兵打仗之后，行军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千方百计搜集书刊报纸来阅读，以了解国际国内动态。

毛泽东于9月21日抵达哈达铺后，首先做的不是找吃的喝的，而是找“精神食粮”——书刊报纸来读。没过多久，几张报纸送到毛主席的手中。也正是这几张报纸，改变了中央红军的战略方向，成为长征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毛泽东从这几张报纸上获悉了陕北也有红军的新闻报道后，随即作出了重大决策，改变了俄界会议时打到苏联边界去、打通国际联系的战略方针，决定到陕北与刘志丹的红军会合，把红军长征的最后落脚点放在陕北。

毛泽东是从旧报纸上获悉陕北红军的重大消息，这已经成为党史研究者的基本共识。然而，对这一重大抉择的历史细节，当事人却有着各自表述。

据《毛泽东年谱》中记载：9月18日，毛泽东同陕甘支队第一纵队翻越岷山，到达鹿原里时，召见一纵队侦察连连长梁兴初、指导员曹德连，要他们到哈达铺找些“精神食粮”，只要是近期报纸杂志都找来。于是梁兴初和曹德连等人化装了一番，先行进入哈达铺镇，搜集了大量近期的报纸送给毛泽东。

据《叶剑英年谱》记载：9月下旬，叶剑英在哈达铺看到一张国民党的报纸，载有刘志丹在陕北的消息。随即与贾拓夫研究陕北的情况，并报告彭德怀。彭德怀立即把报纸拿给毛主席看。

《聂荣臻回忆录》这样写：

“9月19日，我和林彪随二师部队进驻哈达铺。在这里我们得到了一张国民党的《山西日报》，其中载有一条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的消息。我说，赶紧派骑兵通信员把这张报纸给毛主席同志送去，陕北还有一个根据地哩！这真是天大的喜讯！”

《杨尚昆回忆录》里这样写：

“在哈达铺，我们才知道陕北有刘志丹的部队，有一块根据地。当时，我看到两个材料，一个是国民党政府出的布告，说刘志丹‘匪徒’在三边地区活动，政府正‘围剿’。聂总先看到的，马上报告叶剑英，并把布告揭下来送到毛主席那里。另一个是我在老百姓家里看到的一张油印的红军传单，上面有‘红军占领中心城市的伟大胜利’这样的话；所谓中心城市是指瓦窑堡……此外，从当时收罗来的国民党区域的报纸上也证实国民党军队正在向陕北红军刘志丹部进攻。知道这些消息后，毛主席非常兴奋，说你总要找一个地方歇脚呀。他召开了一个小会，决定向陕北红军所在的那个地方走，就是向延安西北方的保安那里走。过了几天，部队进到通渭县的榜罗镇，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改变俄界会议关于在接近苏联的地方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将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

吴起镇

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邱会作，在其个人回忆录中，对毛主席在哈达铺从报纸上获悉陕北红军消息的过程，也有详细的描述。长征时刚刚20岁出头的邱会作任军委四局任三科科长，与毛主席密切相随。

据邱会作回忆：红军出腊子口后，来到了一个叫哈达铺的镇子，镇里有不少商店，一所学校和一个邮政所。当地人把哈达铺称为“小岷县”，是周围各地通商的口岸，有两三千居民。到了哈达铺，别人急于休息，邱会作却要为毛主席收集报纸，结果在邮政所找到了一些过期几十天的旧报纸和一张陕西省通邮图。毛主席看到通邮图，激动地对邱会作说：“这件东西是个宝贝呀！”随后看报纸时，又高兴起来了，原来一些报道说在延安、保安、安塞等地，有国民党军队“剿共打胜仗”的新闻。对这些反面报道，毛主席一语中的地说：白军在哪里打“胜仗”，哪里有红军。毛主席看了一会儿陕西省通邮图说：我们在这里休整一下，就到那个人民要革命的陕北去“安家”！

无论这些报纸是谁找到并送给毛主席的，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这些报纸是介绍了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情况。如1935年8月1日《大公报》报道：

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则说：“盘踞陕北省为红军二十六军，其确实人数究有若干，现无从统计，但知其枪有万余。匪军军长刘志丹辖三师，为匪主力部队，其下尚有十四个游击队。此外各种小组及赤卫队等则甚多。匪军现完全占领者有五县城，为延川、延长、保安、安塞、安定等。靖边一度陷落，顷已收复。本人自去岁开到陕北接防担任剿匪后，与匪大小战不下百余次。其后因扰乱绥远之杨小猴匪部窜至陕境，本人抽兵前往堵剿，同时冯钦哉部又调至陕南震慑，以防范徐海东匪部，官兵之力量薄弱，匪军之防地乃愈扩大。当时曾被占有十县之地，防线延长，交通不便，如是剿匪更为不易。现在陕北状况，正与民国二十年之江西情形相仿佛。”

1935年9月15日的《大公报》头版还刊登了《徐海东窜甘》、《陕匪势猖獗》以及《陕北军事形势转变，刘志丹徐海东有合股趋势》等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当年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

陕北赤匪主力，原以清涧、安定间之乡间为根据地，延川、延长、绥德、吴堡等为出没游扰之所，至神木、府谷、米脂等，不过为匪中一二支队及匪民不时出而骚动之区而已。日前赤匪集合首领刘子丹(即刘志丹)、谢子长、杨祺等于安定属之于家湖开某重要会议，对于扩大匪区似抱有绝大企图。

毛泽东正是通过这些报道中，了解到在贫瘠的陕北大地上，还有一块几乎与江西中央苏区面积一样大的根据地。

刘志丹

时任中央红军作战参谋的孔石泉回忆：旧报纸上的这个消息给历尽磨难、几近绝境的中央红军带来了历史性的契机，就像在茫茫夜空中找到了指路的北斗。作为陕甘支队司令员的彭德怀也兴奋地对叶剑英说：“这张报纸来得太及时了，中央已决定下一步到陕北去，去找刘志丹！”

9月21日，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上，毛主席兴奋地讲道：我们要感谢国民党的报纸，提供了陕北红军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从这里到刘志丹创建的陕北根据地，不过七八百里的路程，大家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

随后，红军日夜兼程向陕北进发，行军路上的毛主席精神振奋，不时和大家聊天谈局势，鼓舞部队的士气，他激励大家说：“我们红军这几年是下了两次山，第一次是下井冈山，这一次是下岷山。下井冈山时我们只有千把人，革命是低潮。但下井冈山不久，红军就发展到十几万人，还建立了中央苏区。这次下岷山，人比第一次多，又有久经锻炼的红军，我们还会发展起来的。我们到了陕北，先要扩大地盘，那里南边有关东平原，自古以来就是成霸业的地方，我们要坐北向南，即使不能占领关中平原腹地，也要占它一个边。”

10月10日，陕甘支队翻过六盘山，抵达甘肃省镇原县三岔镇，刘志丹派来寻找中央红军的代表在这里与陕甘支队相遇。毛主席读了刘志丹的亲笔信后，心情振奋，当即登上山坡，挥舞着手中的信，向大家宣布就要到达陕北根据地的大好消息。

10月19日，毛主席率陕甘支队抵达陕西省延安市吴起镇。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会议，毛主席在会上宣布：陕甘支队自俄界出发已走了两千多里，到达这一地区的任务已经完成。敌人对于我们的追击堵截不得不告一段落。我们的任务是保卫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

至此，行程两万五千里、纵横十一省、前无古人、震惊世界的中央红军艰苦卓绝的长征胜利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