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龍云之子
荀子(前313年-前238年) ，名况，字卿。战国赵国人，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集大成者。荀子曾三次担任齐“稷下学宫”的“祭酒”（学宫之长）。秦末最著名的政治家韩非、李斯，汉初政治家、科学家张苍均为其门下高足，足以说明荀子思想对秦汉时期政治经济的影响力。清末变法者谭嗣同说：“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
《荀子》一书，两千年来一直受历代后儒的抨击，其注者不多。直至清代考据学兴盛，注释校订者才增加。现代研究荀子的学者也较古代为多，包括清代王先谦，民国时代的梁启雄（梁启超胞弟）。
《荀子·富国》
《荀子·富国》，是荀子集先秦时期社会实践而总结出的经济思想，是先秦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的巨作，其价值巨大。遗憾的是汉后文人忙于拍马屁“尊王”，只顾及个人仕途梦想，致富国和富民而不顾，弃荀子伟大的经济思想如敝履，致使现代中国未能产生自己的经济学理论。
《斯密·国富论》，是近代西方经济学的奠基石，是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代表著作，出版于1776年，原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曾任北大第一任校长的严复，于1898年开始翻译这部著作，以《原富》一书出版，并在译文中加了约三百条按语。
严复翻译的《原富》与后人重译的《斯密·国富论》
本文重注《荀子·富国》，通过《荀子·富国》与《斯密·国富论》的经济思想对比，希望国人能重新审视中华先秦的经济思想。
一、荀子的“社会分工协作”思想
荀子，基于先秦道名之学的“道同名异”哲学思想，阐述万物的自然规律和人性的社会规律。并首次提出社会学的分工合作的思想。注：严复于1898年，第一次将《斯密·国富论》译为《原富》，将“社会学”译为“群学”，“经济学”译为“计学”，“群、计”概念皆源于《荀子·富国》。
《荀子·富国》：“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为人，数也。人伦并处，同求而异道，同欲而异知，生也。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异也，知愚分。势同而知异，行私而无祸，纵欲而不穷，则民心奋而不可说也。”注：荀子以“道同名异”哲学观，阐述自然规律（数）和社会规律的人性（生），并指出一旦有了名异之分，人就有了“智愚”、“贫富”、“上下”等的差异性，从而激励民心的欲望和进取心。荀子这段文字不是儒家思想，本于老庄的“道名”之学。
《荀子·富国》：“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离居不相待则穷，群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者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译文：能者不能兼有多项技能，一个人不能兼任多个官位，人群离居没有交往则穷，人群没有分工则相争。民众贫穷，是患，民众相争，为祸。救患除祸，则需要明确社群的分工与协作。注：荀子指出了社会分工协作的必然性。改革开放的“包产到户”是智者之分，人有了分别心，才能激发出人的动力，这是人性的规律。
《斯密·国富论》的第一篇，也是讲社会分工的必然性，是人性的必然选择。人类的分工协作，是经济学的起源。
二、荀子“民富为因，国富为果”的民本经济学思想
荀子，由“民富”之道，然后讲国家财政收入要按礼制节用，以保障民裕，“裕”则民有所余（资本），方能扩大再生产，提高生产力。治理者要用“法数”计量和推演，保障“利足”和“民有余”。方能实现轻赋税、减少劳役，不夺农时，则是“国富”。这是荀子“民富为因，国富为果”的民本经济学思想。
《荀子·富国》：“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注：国家富足之道，治理者节用保证民有富余。需要以礼控制管理层的用度，以政令保障民的富余。民有余，则会扩大投入在生产，提升生产力，出实百倍。这是“富民”之道。
《荀子·富国》：“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注：对于国家治理者，必须按礼法节制，对于百姓，必须按法数节制。何谓“法数”？荀子曰：“量地而立国，计利而畜民，度人力而授事，使民必胜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必时臧余，谓之称数。故自天子通于庶人，事无大小多少，由是推之。故曰：朝无幸位，民无幸生。此之谓也。”注“朝廷和民众不能有侥幸之心，需要用“数”来计算和推演，保障“利足”和“民有余”，现代的经济学原是荀子所言的“计学”。
《荀子·富国》：“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注：轻赋税、减少劳役，不夺农时，则是“国富”。
《斯密·国富论》的第二篇为“论资财的性质及其储蓄和用途”，主要研究了资本的性质、构成、积累和用途。荀子所讲的“民裕”，即民有所余，民用所余可以扩大生产。荀子所言的“裕”大概是最早关于“资本”的定义，“余”即储蓄，民用所余扩大再生产，就是资本。
荀子提出“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的重要观点。节用要靠礼，裕民要靠政令，明白了节用裕民的启发，不仅可以有“富厚丘山之积”，而且能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百姓相安，天下无事。
三、荀子“兼”的整体论协作思想
荀子讲“兼”的协作，农夫、将、天下三者“兼”的组合效应。并批驳墨子片面的“公天下”之忧，强调民众自主的创造力，是最早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
《荀子·富国》：“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掩地表亩，刺草殖谷，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守时力民，进事长功，和齐百姓，使人不偷，是将率之事也。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和节而五谷以时孰，是天下之事也。若夫兼而覆之，兼而爱之，兼而制之，岁虽凶败水旱，使百姓无冻餧之患，则是圣君贤相之事也。”注：农者耕其田，将率者（领导者）负责地区治理，王者负责历法（天下之事），依天时指导生产。三者各司其职，不可偏颇，为“兼”。三者之间“兼而覆之，兼而爱之，兼而制之”，三者共为一个整体，共同促进、共同制约的关系和机制，是无形的。后人不懂“兼”的整体概念，以为是“无形的手”。严复也不知“兼”的组合意义，所以在其译本中没有“看不见的手”的意思。
《荀子·富国》：“墨子之言，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忧过计也。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然后瓜桃枣李一本数以盆鼓，然后荤菜百蔬以泽量，然后六畜禽兽一而剸车，鼋鼍、鱼鳖、鳅鳝以时别，一而成群，然后飞鸟凫雁若烟海，然后昆虫万物主其间，可以相食养者不可胜数也。夫天地之生万物也，固有余足以食人矣；麻葛、茧丝、鸟兽之羽毛齿革也，固有余足以衣人矣。夫有余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忧过计也。”注：荀子认为，只要放手发挥民众的自主创造力，民众会有一系列的办法提高生产力，不需要担心“有余不足”。荀子批判墨子“公天下”之忧是多余的。这是人类最早的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
亚当·斯密认为：人类经济，活动主要的动机，是谋求个人的利益，谋求私利使自己的需要得到满足。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的努力，会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他原本无意要实现的目的，最终会促进社会利益。“自由竞争”是亚当·斯密经济学说的基石，但西方经济学家至今也不知道“看不见的手”到底是什么东东。
四、荀子的私有制思想
荀子批墨子的“公天下”使天下乱、使天下贫，认为“民裕”的私有制经济才是富民富国之道。
《荀子·富国》：“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将蹙然衣粗食恶，忧戚而非乐，若是则瘠，瘠则不足欲，不足欲则赏不行。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将少人徒，省官职，上功劳苦，与百姓均事业，齐功劳，若是则不威，不威则罚不行。赏不行，则贤者不可得而进也；罚不行，则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贤者不可得而进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则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若是则万物失宜，事变失应，上失天时，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敖然，若烧若焦。墨子虽为之衣褐带索，啜菽饮水，恶能足之乎！既以伐其木，竭其原，而焦天下矣。”注：荀子认为墨子之法不利于人性的发展，制约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是富国之道。
《荀子·富国》：“故先王圣人为之不然。知夫为人主上者，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强之不足以禁暴胜悍也。故必将撞大钟、击鸣鼓、吹笙竽、弹琴瑟以塞其耳；必将雕琢、刻镂、黼黻、文章、以塞其目；必将刍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然后众人徒、备官职、渐庆赏、严刑罚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属，皆知己之所愿欲之举在是于也，故其赏行；皆知己之所畏恐之举在是于也，故其罚威。赏行罚威，则贤者可得而进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则万物得宜，事变得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汸方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臧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注：荀子讲先王之道，就是充分发挥人的主动性，荀子曰：“故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诛而不赏，则勤励之民不劝；诛赏而不类，则下疑俗俭而百姓不一”，奖勤罚懒，激励人性的动力和创造性。民乃富，国乃强。
在《斯密·国富论》中，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研究目标是“富国”和“裕民”。其中，“裕民”是第一位的，没有民众的富裕，“国富”就成了无源之水。而无论是富国还是裕民，皆有赖于国民财富的增加，即首先是把蛋糕做大。后来成为西方私有经济的理论基础，即政治经济学。
五、《荀子·富国》是部政治经济学著作
荀子论国家治理的标准，国家强弱、贫富的特征，是先秦时期典型的政治经济学之作。
《荀子·富国》：“观国之治乱臧否，至于疆易而端已见矣。其候徼支缭，其竟关之政尽察，是乱国已。入其境，其田畴秽，都邑露，是贪主已。观其朝廷，则其贵者不贤；观其官职，则其治者不能；观其便嬖，则其信者不悫，是暗主已。凡主相臣下百吏之俗，其于货财取与计数也，须孰尽察；其礼义节奏也，芒轫僈楛，是辱国已。其耕者乐田，其战士安难，其百吏好法，其朝廷隆礼，其卿相调议，是治国已。观其朝廷，则其贵者贤；观其官职，则其治者能；观其便嬖，则其信者悫：是明主已。凡主相臣下百吏之属，其于货财取与计数也，宽饶简易，其于礼义节奏也，陵谨尽察，是荣国已。贤齐则其亲者先贵，能齐则其故者先官，其臣下百吏，污者皆化而修，悍者皆化而愿，躁者皆化而悫，是明主之功已。”注：荀子以“乱国、治国”，“贪主暗主、明主”，“辱国、荣国”对比，评价一个国家的治理情况。
《荀子·富国》：“观国之强弱贫富有征：上不隆礼则兵弱，上不爱民则兵弱，已诺不信则兵弱，庆赏不渐则兵弱，将率不能则兵弱。上好功则国贫，上好利则国贫，士大夫众则国贫，工商众则国贫，无制数度量则国贫。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故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窌仓廪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等赋府库者，货之流也。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交无所藏之，是知国计之极也。故禹十年水，汤七年旱，而天下无菜色者，十年之后，年谷复熟而陈积有余。是无它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谓也。故田野荒而仓廪实，百姓虚而府库满，夫是之谓国蹶。伐其本，竭其源，而并之其末，然而主相不知恶也，则其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以国持之而不足以容其身，夫是之谓至贪，是愚主之极也。将以求富而丧其国，将以求利而危其身，古有万国，今有十数焉。是无它故焉，其所以失之一也。君人者亦可以觉矣。”注：荀子以“知国计之极也”和“愚主之极也”，来评价治理者的德行和能力，荀子不盲目“尊主”，而是对愚主之极的鄙视。严复最早将“经济学”译为“计学”。
《荀子·富国》：“百里之国足以独立矣。凡攻人者，非以为名，则案以为利也；不然，则忿之也。仁人之用国，将修志意，正身行，伉隆高，致忠信，期文理。布衣?屦之士诚是，则虽在穷阎漏屋，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以国载之，则天下莫之能隐匿也。若是，则为名者不攻也。将辟田野，实仓廪，便备用，上下一心，三军同力，与之远举极战，则不可；境内之聚也保固，视可，午其军，取其将，若拔。彼得之不足以药伤补败。彼爱其爪牙，畏其仇敌，若是，则为利者不攻也。将修小大强弱之义以持慎之，礼节将甚文，珪璧将甚硕，货赂将甚厚，所以说之者，必将雅文辩慧之君子也。彼苟有人意焉，夫谁能忿之？若是，则忿之者不攻也。为名者否，为利者否，为忿者否，则国安于盘石，寿于旗、翼。人皆乱，我独治；人皆危，我独安；人皆失丧之，我按起而治之。故仁人之用国，非特将持其有而已也，又将兼人。”
荀子认为，考察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状况各有其标准，以经济而言，田野荒而仓廪实，百姓虚而府库满，其国必亡。因此不论国家大小，只要是仁人治国，就足以独立，即使再强大的国家也会归附于我。
结束语
1776年出版的《斯密·国富论》，原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我国有三个译本：1902年严复译为《原富》；1931年王亚南译为《国富论》；1972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严复将其译为《原富》确有深意，严复肯定是读过《荀子·富国》的。
严复译的《原富》，没有著名的“看不见的手”，今天的经济学家们也没人知道“看不见的手”是什么。希望国人好好研读《荀子·富国》，或许在其中能找到那只神秘之手。
《元贞之道》曾讲过先秦的三大显学：杨朱的民本之学、墨子的社稷之学、孔子的“尊王”之学。荀子作为稷下学宫的三任校长，确有先秦百家集大成之举，既有庶民“民富”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杨朱派），也有“将率”们的社会治理（墨子公天下）思想，也有“天下之事”的天道历法（王制历法），却刻意不谈儒家所尊的“人王之主”，反而是例举诸多乱国暗主的贪愚。荀子只言儒学的教化之功，却大谈杨朱的民本思想，确是儒学的叛逆，二千年来，荀子一直遭到后儒文人的唾弃，是“罪”有应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