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和鲁迅，一位是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诗人，一位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

鲁迅出生于1881年，毛主席出生于1893年，两人年纪正好差一轮，都属蛇。

鲁迅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最有名的文学家之一，他在生前就已经被无数人奉为导师和偶像了。而当时的毛主席，通过《新青年》得知了鲁迅。

1918年8月，25岁的毛主席第一次到北京时，对周作人介绍的“新村运动”产生了兴趣，便专门跑到八道湾去拜访，当时周氏兄弟都住在八道湾，可惜的是，鲁迅那天正好不在家，他只见到了弟弟周作人。

后来毛主席谈起此事时，还不无遗憾地说：“五四时期在北京，搞新文化运动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有见过鲁迅。”

1934年1月，当时毛主席已经在宁都会议上被剥夺军事指挥权，正退居后方，筹备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这期间，毛主席得知鲁迅的“门人弟子”冯雪峰也来了，便亲自到冯雪峰的住处拜访。他对冯雪峰说：“我们约法三章，今天一不谈红米南瓜，二不谈地主恶霸，只谈鲁迅。”

在谈话中，冯雪峰转述了一个日本人的话：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

这话也不知道是褒是贬，一般人听了可能会不高兴的，但主席却哈哈大笑，说：这个日本人不简单嘛，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

冯雪峰告诉主席，鲁迅读过毛主席的诗词，认为他的诗词里，有“山大王”的气概。毛主席听后又是开怀大笑。

毛主席为何大笑呢？因为鲁迅是懂他的。1927年，八七会议后，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邀请毛主席和他一起到上海中央去工作，毛主席却说：“我不愿去住高楼大厦，我愿意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大革命失败后，毛主席另辟蹊径，上了井冈山，用农村包围城市，从此改变了中国革命的面貌。

两年后，也就是1936年7月，鲁迅在他文章《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中，三次提到了“毛泽东”这个名字，这也是《鲁迅全集》中仅有的提到毛主席的文章。

当时，托派的陈仲山给鲁迅写信说：

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就放弃了正面对抗，而是“转向军事投机”，“放弃了城市工作”，“想在农民基础上制造Reds（原文如此，意为“红色”）以打平天下”；

后来，中共又“放弃阶级的立场，改换面目，发宣言，派代表交涉，要求与官僚、政客、军阀，甚而与民众的刽子手‘联合战线’。藏匿了自己的旗帜，模糊了民众的认识，是民众认为官僚、政客、刽子手，都是民族革命者，都能抗日。”

陈仲山的这封信，要害之处在于他要坚持“关门主义”，反对“统一战线”，鲁迅看到了一点，争锋相对地回答说：

“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

“我不相信你们会下作到拿日本人钱来出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你们绝不会的。我只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

这份回信，由鲁迅口授，冯雪峰代写，36年7月发表于《文学丛报》和《现实文学》，3个月后，鲁迅就因病去世了。

针对托派和党内一部分反对“统一战线”的同志，毛主席在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曾入木三分又辛辣地批评他们说：

在他们看来，“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对于富农，是一步也退让不得。对于黄色工会，只有同它拼命。如果同蔡廷错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哪有猫儿不吃油，哪有军阀不是反革命。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们是危险的。因此，结论：关门主义是惟一的法宝，统一战线是机会主义的策略。”

当时，很多党内的领导如博古都不理解“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但鲁迅和毛主席相隔万里，却能彼此相通，指出“联合战线”才符合中国的利益，才符合中国大众的愿望，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1937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日，这一天，毛主席在延安陕北公学的纪念大会上发表了《论鲁迅》的演讲，这篇演讲的内容后来一再被人们所引用。

毛主席在这次演讲中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将鲁迅说成“现代中国的圣人”，可见毛主席对鲁迅的无比推崇，这样的评价可以说是无以复加的高了。

在毛主席的语境中，孔夫子是古代中国的圣人。汉朝以后历朝历代无不尊崇孔子，无不以儒家的意识形态治理国家。而在新文化运动中，鲁迅凭借一篇《狂人日记》出道，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揭露了儒家等级制度的残国害民，发出了对旧社会最振聋发聩的怀疑和拷问。自此，另一个时代来临了。

鲁迅思想的内涵是一门深刻的学问，难以用几句话概况，但它和毛泽东思想的共同之处却是显而易见的。

鲁迅在那篇著名的《呐喊自序》中写道：

“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这是鲁迅弃医从文的原因，是他一生投身于思想文艺领域的根柢所在。

中国要进步发展，固然离不开物质方面的进步，也绝不可忽视“思想”的重要作用。伟大的社会革命，不仅仅是生产力的变革，还常常伴随着“触及灵魂的思想革命”，甚至往往是思想革命、精神革命在前，而生产力的变革在后。

这是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的核心观点：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

祥林嫂难道生来就自轻自贱，唠唠叨叨？闰土为何从一个活泼勇敢到少年，蜕变成后来暮气沉沉的样子？这从来不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而是几千年来的封建文化不断压迫着他们，否定着他们，让他们变得麻木、愚昧，让他们自己否定了自己的力量。

这是鲁迅笔下的“吃人”，毛主席将其精准地概括为“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四大绳索”。

他们看到了这一点，并且都对劳苦人民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他们都选择奋起反抗，用笔和枪，使每个被压迫，被奴役，被欺凌的人都站起来，做自己命运的主人。

他们都主张勇于斗争，绝不妥协，绝不变节，不当假慈悲的伪君子，“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鲁迅要“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黑暗的闸门，放孩子们到广阔光明的地方去”，哪怕自己被沉重的闸门压得粉身碎骨。

所以，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盛赞道：“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以上这三个要素，概括起来就是毛主席在《论鲁迅》中指出的“鲁迅精神”的三个特点：政治远见、斗争精神、牺牲精神。

1945年，周总理在一次谈话中说道：“鲁迅的很多思想和毛主席的思想一致。”这也是党内最早提出二人有思想默契的言论。毛主席对这个观点当然是认同的，他曾说：“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这种默契和相通，不仅没有因为时间的流转而减弱，反而不断增强了。《毛泽东年谱》记载：1971年11月20日，毛主席在和周总理、李先念、曾思玉、王六生等同志谈话时说道：

“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

可见，鲁迅在毛主席的心中，地位不仅没有下降，反而还上升了，他甚至自称“贤人”，以鲁迅的学生自居。

据曾担任毛主席图书管理员的徐中远回忆，读鲁迅的著作，是毛主席晚年读书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鲁迅的很多文章，如《寡妇主义》、《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答有恒先生》、《捣鬼心传》、《出卖灵魂的秘诀》等等，毛主席都反反复复度过。

直到1976年9月9日，毛主席的卧室里，还摆放着一套大字版的《鲁迅全集》，“床上、床边的桌子上放的那几册，有的是翻开放着的，有的是在某一页折上一个角，有的地方还夹有纸条……”

可见《鲁迅全集》是伴随毛主席走完生命最后几年路程的重要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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