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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最让人类捉摸不透却又最具魅力的存在，也是一种最能吸引人们去探索、去思考的力量。

千古兴亡多少事，却都在谈笑一挥间付之一炬，宫阙万间曾门楣光耀，却都在大浪淘沙之下化作尘土，只窥见滚滚长江东逝水，延绵不尽诉千年，唯有青山依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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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驻足于自己脚下的这片大地，用个人的喜怒哀乐、冷暖悲欢谱写世事红尘，用民族和国家的荣辱兴衰、朝代更迭熔铸宏伟史诗。

近现代以来，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世界近代化的不断推进，人类文明的交融与碰撞日益增多，对于历史的探索与研究不免发在了更广阔的视角。于是，历史再一次用它自己的方式，让人类对它愈加地钦佩。

早在数个世纪前的欧亚大陆，处于同一历史时代的大汉王朝和罗马帝国，虽然地域上相距甚远，但是在两个民族的文化差异中间，居然惊人地存在着一些相似之处。

尤其是在宴饮文化中，其间的差异与共通让人不得不信服一件事，那就是历史它并不是随着人类的主观意识而改变的，它有自身演进发展的客观性和规律性。

“民以食为天”，饮食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一部分，而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饮食文化又是本国家、本民族社会文明和文化内涵最为凝练集中的表达。

无论是大汉王朝的崇尚主宾之礼、歌舞助兴，还是罗马帝国注重欢快随性、奢靡享乐，背后都有着这一历史时期各自的文化含义。

宴饮文化是一个民族文化历史背景的缩影，更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生动注脚，大汉王朝和罗马帝国的文化存在着异曲同工之处。

饮食文化和宴饮文化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概念。

饮食文化一般是指日常生活中的饮食习惯和烹调方式，而宴饮文化则是指一个社会的上层阶级宴请宾客时的各自风俗、规矩或是礼仪等。

并且宴饮文化的形成对经济条件的要求远高于饮食文化。

如果说一个国家已经形成了既定的、显著的、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宴饮文化，那么就说明这个国家或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在同时期的其他国家之间占有领先地位。

历史的发展总是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古罗马和汉朝的宴饮文化的起源和兴起仿佛存在一种冥冥之中的默契。

在古罗马的王政时期和罗马共和国早期，罗马民族尚且处于在夹缝中求生的状态，来自外部的入侵导致战乱频发，人们时常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社会生活状态中。

紧张的社会生活状态，加之当时的古罗马地域面积狭小，恶劣的气候使得可以种植的农作物种类较少，产量较低。

所以当时的罗马人饮食以方便、简单、朴素为主，崇尚朴实节俭，痛恨奢侈浪费。

甚至还有专门的法律来约束人们的消费，若是存在铺张浪费的嫌疑，则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在这样的社会风俗制约之下，需要耗费一定金钱的宴席注定难以实现，宴饮文化也就被扼杀在了摇篮里。

但是，随着古罗马的扩张，社会财富逐渐增加，社会政治环境逐渐稳定，甚至还带了自古希腊时期诞生的宴饮习惯。

于是，独属于古罗马的宴饮文化开始萌芽生长。外来的财富虽然充实了罗马的国库，巩固了罗马的霸主地位，但是却腐化了罗马民族原本的质朴和崇尚节俭实用的精神品格。

人们开始追逐奢侈的享乐，宴饮的大肆铺张开始成为主旋律。

大汉王朝的宴饮文化的诞生与兴盛，虽然与罗马帝国异曲同工，但是其传承的成分要大于创新和发展的部分。

汉代画像砖《宴饮图》

“夫礼之初，始诸饮食”。汉代的宴饮文化主要是为了继承和发扬先秦时期的礼乐之制。

中国的宴饮文化源远流长，最初起源于远古时期的祭祀食礼，自古以来，就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说法。

而且当时的人们认为，饭前用自己最看重的、赖以生存的食物来请求神明的庇佑和保护，这种行为可以展现自己的虔诚和对于神明的尊敬。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国从原始社会逐渐步入奴隶社会。

从西周时期实行分封之制起，面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空前局面，周天子在天下推行以血缘为纽带来维系统治的宗法制。

如此一来，社会关系的和谐与国力的凝聚就势必需要维护。在这样的背景下，礼乐制应运而生。

礼乐制的目的是维护社会等级和宗法制度、体现君臣尊卑有别的伦理道德观念，它对宴饮时的食物种类、菜品数量、歌舞人数等都做出了详细而严格的规定。

大汉在立国之后，实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与民休息”的政策来恢复国力。当汉代的经济实力显著提升，广阔的疆域和繁多的郡国必然需要一个集中统一的思想来领导。

于是，在历史的机缘巧合下，汉朝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

儒学之风盛行以来，复兴儒家的仁爱，贯穿严格的礼制，营造儒学的伦理道德氛围，就成了汉朝政府重要目标之一。

上有察举制选拔人才，彰显“圣朝以孝治天下”，下有兴办私学，促进儒家伦理对百姓的教化。

除此之外，汉朝还把宴饮礼仪有意识地、自觉地做出了一系列严格的规定，不仅继承了西周礼乐制的精神内核，还在礼乐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形成了独具汉代特色的宴饮文化。

宴饮文化隐藏着大汉王朝与罗马帝国不谋而合的喜好，以及大河文明与海洋文明之间的差异。

汉朝的歌舞礼乐颇有深意，罗马的轻松随意来自标榜的民主。

营造儒学当道的社会氛围，当然就需要把“礼”带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汉代上层阶级的宴饮文化则充分彰显主宾之仪，对于尊卑长幼的就餐礼仪和餐前祭祀仪式都做出了细致的规定。

比如，餐前祭祀礼仪要从最年长者开始，同时，最年长者所行的礼仪也是最为复杂的；

座位以东向为尊，主人自北方升席；菜品的摆放要遵守“左殽右胾”是顺序，即“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坐姿也必须严肃正经，双膝跪于地，坐在小腿处。

汉代的宴饮礼制之所以会有如此严格的规范，源自于宴饮文化并不是完全出自人类对于生活的仪式感，上层阶级的宴饮是一种带有政治目的和功利色彩的活动。

汉代君臣间的宴饮礼仪都是为了凸显皇帝的至高无上和皇权的不可僭越，觥筹交错之间也是笼络人心，施以恩惠，并借此达到自己政治主张的最佳机会。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就曾借助同皇帝共同宴饮的时机，为汉景帝跳了一支“短袖舞”，巧妙地讨要到了封地。

定王刘发

他甩甩袖子，举举手，动作局促而又滑稽，甚至稍显笨拙，引得席间左右无不发笑。这时，他诙谐地说道：“我在的地方太过狭小了，都还不够我伸展四肢来跳舞呢！

”于是，汉景帝将武陵、零陵、桂阳赏赐给了定王刘发。

不同于大汉王朝宴饮时讲究严肃的礼节，古罗马的宴饮氛围则明显轻松自在许多。

由于深受古希腊民主思想的影响，古罗马的宴会上，主客之间是平等的关系。大家可以畅所欲言，随意落座或者斜躺在舒适的长椅上就餐。

也许，罗马贵族们正随意拿取着公共餐区任何自己钟意的食物时，亚洲大陆东边的汉代王室们，正正襟危坐在自己的小桌子前，执行着严格的分餐制，只吃用小碟子摆在自己座位上的食物。

但无论是在称霸地中海的罗马帝国，还是在富庶强盛的大汉王朝，宴饮时的助兴节目都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汉朝对于宴饮时的歌舞节目大都由专门的歌姬、舞姬、乐师，而且节目的规模也要根据宴席的规模而设。

但在亚欧大陆西端的罗马帝国，宴饮中的礼仪观念相对淡薄，更加注重宴饮时欢乐愉快的氛围，主人或宾客都可以是表演的主角，宴饮欢快热闹而又其乐融融。

在这样的对比之下能说明古罗马的宴饮文化比汉代更加先进、更加人性化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虽然我国汉代的宴饮礼节繁琐而严格，但是并不意味着气氛的沉闷，歌舞升平的享乐自然不可或缺，类似于刘发巧要封地的幽默故事确也不在少数。

宴饮文化是古代王朝“人吃人”的虚假繁荣，是统治者为达自身目的而戴上的仁爱面具

反观古罗马，他们的宴饮虽然随意自在，气氛融洽欢快，但是其间鲜明的等级划分却依然不可避免的存在。

古罗马的民主和平等，只限于上层阶级，而平民和奴隶并没有资格接触到这样的宴会。

况且，每一场宴会背后都来自每一个奴隶呕心沥血地布置和细致入微地服务，在贵族们的狂欢之后，留下的一片狼藉，又都是每一位奴隶呕心沥血地收拾和清理。

更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古罗马的宴会竟然同汉朝不谋而合，同样带有政治功利性。

对于古罗马皇帝而言，举办宴会是最好的彰显权力、树立威信的手段。

邀请皇室成员、政治元老、军队统帅出席宴会，也是皇帝笼络人心、巩固统治的最佳时机，甚至还可以邀请著名的学者、诗人、艺术家等，这对于提升自己的名望也颇有帮助。

政客们则通过宴请选民，进行着政治交易，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标、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开拓自己的政治前途拉拢选票和拓展人脉。

被选举人则化身选民们的保护人，帮助选民们减免税收，远离兵役，给予物质上的馈赠。

不仅如此，宴会还成为了罗马皇帝用来稳定社会秩序的工具。

在古罗马，最大规模的宴会甚至可以遍及全城。在军队凯旋而归之时，或是皇帝大婚之日、新统治者登基之际等诸如此类的重大事件，都可以举办全城规模的宴会。

每一位前来参加的公民都可以得到赏赐，沐浴在皇帝的恩泽之中。大家都感慨着皇帝的仁慈和慷慨，短暂地忘记了此前的压迫。

而这正是罗马皇帝的意图所在。社会矛盾的尖锐被暂时地安抚了下来，社会秩序也得以一定程度的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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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些暂时的安抚，带来的终究只是浮于表面的安定。

汉朝后期的土地兼并依然没有被宴会的恩泽所融化，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朝代的崩塌在所难免；

罗马帝国末期，等级愈发森严，奴隶的生存条件日益艰难，生产力日益低下，叛乱和兵变四起，而这一切已经不是宴会所能够摆平了的。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同一历史时期的两大王朝的宴饮，都不约而同地散发出了腐烂的气息，象征着一个王朝走向泯灭的必然。

至今，中外的宴饮文化仍时刻警醒着我们。上层阶级沉迷于浮华奢靡的享乐之中，忘却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站立，不是依靠君臣相护、官官相护的虚伪，而是依靠实干兴邦的决心。

历史带给了我们千千万的感慨，有遗憾也有骄傲，有惊喜也有痛心。

今人感恩着前人，也默默地汲取着前人留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历史的风云变幻最终在一个朝代的倒塌和另一个朝代的崛起之中浮浮沉沉。

当尘埃落定之后，后人们用更为冷静、更为清醒的目光审视前人时，勿忘前车之鉴，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