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月10日，陈毅元帅的追悼会在北京西郊八宝山正式举行，毛主席也拖着病体亲临现场。等到追悼会所有的仪式都结束时，一直坚持到最后的毛主席，体力已经到达了极限，有些站不稳了。

一旁的江青发现以后，立刻来到毛主席的身边，想要搀扶毛主席。就在她刚抬起手时，毛主席领会了她的意图，抢先一步抬手制止，对她说道：“你去扶一下宋先生吧。”随后，毛主席的目光望向了不远处的宋庆龄。

此时的宋庆龄已经开始离场，江青快步赶了过去，来到宋庆龄身边后，她双手轻扶着宋庆龄的一条手臂。宋庆龄感受到江青的搀扶，转头看了一眼，两人四目相对，却谁都没有说话，就这样安静地向场外等候宋庆龄的汽车走去。

江青将宋庆龄送上汽车以后，汽车发动起来后，一直都没有说话的宋庆龄才开口对工作人员感叹：“毛主席真是一个无比聪明之人。”

宋庆龄与江青的这次接触，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在1949年，宋庆龄北上参加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后，准备从北京返回上海时，毛主席当天事务繁重，实在是难以抽身，便安排江青到北京火车站代为送行。

期间，江青表现的十分得体，办事也妥帖，给宋庆龄留下了一个很不错的印象。事后，宋庆龄与人聊天时，只要提起她，就会给出很不错的评价，称她“讨人喜欢，有礼貌。”

7年以后，两人再次见面，地点则改成了上海。当时印尼总统苏加诺访华，宋庆龄在上海设宴款待苏加诺，同时邀请了江青和刘少奇夫妇共同作陪。席间，江青的各个方面都做到滴水不漏，令此次宴席颇为圆满。因此，宋庆龄又赞她“服饰得体、举止文雅”。

从这两件事来看，宋庆龄此前对江青的印象一直不错，对她的评价也多有称赞，但为何在1972年这次见面，两人并肩而行，却始终未发一言呢？宋庆龄上车以后，为何又感叹毛主席聪明呢？

宋庆龄与江青早有交往不假， 但她与毛主席之间的友谊更深。毛主席将宋庆龄称为“亲密的战友”，周总理对宋庆龄的评价也极高，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国民党还有什么人？只剩了两个女人！”

周总理这句话中提及的“两个女人”，一个是何香凝，另一个就是宋庆龄，足可见宋庆龄与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密关系。

提及毛主席与宋庆龄之间的情谊，就要追溯到1924年。那一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召开，毛主席参与了此次会议，宋庆龄则在上海，并未出席。

两人在此次会议期间虽然未能见面，但两人对于国共关系的态度和观点一致，已经互相引为战友，一位在会上直抒胸臆，提出许多意见，得到孙中山的认可和采纳，一位在幕后鼎力支持，促成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出现在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名单中，算是开始了神交。

毛主席当时虽然得到了孙中山先生和宋庆龄的支持，国民党右派却始终坚持反对，并积极搞破坏，企图将国共合作瓦解。

1926年，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为了粉碎国民党右派的暗中破坏，心急如焚的宋庆龄从上海来到广州，亲自出席了此次会议。会上，毛主席不再孤立无援，宋庆龄成了他最亲密的伙伴，两人在会上紧密配合，互相支持。

宋庆龄高声疾呼，大家要团结一致，切勿被心怀不轨之人带偏，如果最终无法合作，则孙中山先生的主义是无法成功的。仅仅从这一句话，就能轻易看出，宋庆龄对当时局势和未来发展的远见性，是极其准确的。

毛主席则公开表示，共产党员不怕公开身份，更不会隐藏观点，一切决定的出发点都是以国民革命整体利益为重，以国家利益为先。两人令人振聋发聩的发言，成功击溃了居心叵测的敌人，维护了国共合作，这是毛主席与宋庆龄肝胆相照、革命友谊的开始。

事实证明，毛主席和宋庆龄的观点是正确的，国民党反对的派的做法是错的。宋庆龄与史良的一次见面中，就明确表示过：

“国民党的失败，是我意料之中的，因为它敌视人民，反对人民，压迫人民；共产党取得胜 利是必然的，因为它代表人民，爱护人民，为人民谋福利。”

宋庆龄的这一番话，可谓是直戳要害，一语中的，将国民党反动派必然失败，共产党必然会取得最终胜利的根本原因说得一清二楚。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凡事以私利为重，置国家民族大义于不顾的蒋介石，一生都没能想明白。

两人之间的矛盾，在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以后，愈发的尖锐，甚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蒋介石心胸狭隘，对宋庆龄恨之入骨，欲除之而后快。

据军统特务沈醉后来回忆，蒋介石在30年代曾对宋庆龄下达过暗杀令。戴笠接到蒋介石的暗杀令以后，找到沈醉商议刺杀宋庆龄的计划，先后制定出三个刺杀方案。

其一，使用“美男计”，打算收买利用宋庆龄身边的佣人实施计划；其二，在军统中挑选一个训练有素的女特务，以应聘佣人的方式进入宋庆龄府邸潜伏，伺机刺杀；其三，在宋庆龄外出时，制造一起车祸。

军统特务为了完成蒋介石下达的命令，无所不用其极，卑鄙无耻，使用的全都是下三滥的手段。即便如此，依然没能如愿，因为各种原因，戴笠和沈醉的阴谋全部失败，但蒋介石的暗杀计划却依然不肯终止。

蒋介石的妻子是宋庆龄的妹妹宋美龄，从这一点来看，蒋介石与宋庆龄之间还是亲属关系。而且，蒋介石迎娶宋美龄，也是为了得到宋家的支持，他与宋家的关系也十分紧密。但就是这种关系下，蒋介石仍对宋庆龄下达暗杀令，足可见其行事之狠辣。

只要是有人损害他的个人私利，他就会全然不顾其他人的感受，甚至背叛革命也在所不惜。蒋介石对宋庆龄下达暗杀令的动作虽然十分隐蔽，却不可能永远隐瞒所有人，在戴笠和沈醉几次暗杀宋庆龄未能得手后，孙科和宋美龄相继得知了此事。

当时在广州的孙科，第一时间用专线电话与蒋介石联系，在电话中询问他授意戴笠暗杀宋庆龄的事情。蒋介石自知理亏，竟然全盘否认了自己的行为，谎称自己与此事无关。甚至还在电话中要求孙科，让他去劝劝宋庆龄，让她立刻离开上海。

孙科心中虽然明白蒋介石的用意，但因为担心宋庆龄的安危，还是按照蒋介石的要求，打了这一通电话。孙科所言情真意切，但宋庆龄的态度却十分坚定，婉拒了孙科的要求，不肯离开上海。更不会助纣为虐，去帮助蒋介石。

孙科将宋庆龄的坚决态度转达给蒋介石后，蒋介石又收到上海已经失守的消息， 一时间心烦意乱，不知如何是好。正值此时，宋美龄托人送来的亲笔信，也来到了蒋介石的手中。

宋美龄显然也知道了蒋介石对宋庆龄下达暗杀令的事情，在信中表达了对蒋介石的不满，并警告蒋介石，如果他继续使用下作手段对付宋庆龄，她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阿姊有什么差错，我是绝不会答应的。”

蒋介石虽然行事张狂，但此时孙科、宋美龄先后表达了对他的劝阻和不满，再加上他与宋家的利益关系，容不得他不管不顾的继续嚣张行事。权衡之后，蒋介石迫于无奈，这才停止了对宋美龄的暗杀。

1949年，这一年注定不平凡。蒋介石虽然败局已定，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国民党顽敌困兽犹斗，是他们最疯狂的时候。同时，这一年也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人民在这一年迎来伟大胜利，新中国在这一年正式成立！

1949年初，国内局势对蒋介石越来越不利，蒋介石被迫宣布下野，将这个难以收拾的烂摊子甩给了李宗仁。李宗仁上位以后，仍不肯死心，企图阻止解放军南下。大肆拉拢民主人士和社会贤达成为他实现目标的一个重要手段，而宋庆龄则成为他争取名单的首要人物。

李宗仁派人带上自己的亲笔信面见宋庆龄，信中言辞恳切，希望宋庆龄能够出面相助。宋庆龄看完这封信，立刻明白了李宗仁的意图，自然不肯在此时出面替蒋介石收拾烂摊子，便断然拒绝了李宗仁的“好意”。

李宗仁遭拒后并不死心，乘专机飞抵上海，亲自面见宋庆龄，表达了自己诚心“谋求”和平的想法。李宗仁虽然将自己的真实意图粉饰得很动听，却还是没能改变宋庆龄的立场，再次遭到严词拒绝。

宋庆龄还明确地告诉李宗仁，她会排除一切困难，坚守上海……采用各种方法促成人民的胜利，并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培养人才。此话一出，李宗仁自知再怎么争取也都是徒劳，只好悻悻地离开了。

与宋庆龄对蒋介石、李宗仁的态度截然不同的是，宋庆龄对毛主席和周总理则十分和善。

1月21日，新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毛主席与周总理非常希望宋庆龄能够出席，便联名发去了一封电文，向宋庆龄发出诚挚邀请。彼时，革命胜利虽然已是必然，但黎明前的黑暗仍然笼罩，宋庆龄的安危仍然处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威胁之中。

深知宋庆龄处境艰难的毛主席和周总理，决定在确保宋庆龄安全的前提下发出邀请。为了避免被国民党侦知消息，电文没有直接发给宋庆龄，而是通过地下电台发给了当时在香港的潘汉年和刘晓。

周总理还特意发去电文嘱咐他们，将电文送给宋庆龄时，一定要注意两点。其一，送电文的时候要以宋庆龄的安全为前提，如果条件不允许，宁可不送；其二，如成功将邀请电文送至宋庆龄手中，不可稍微表现出任何勉强之意，一定要孙夫人完全同意才行。

经过慎重考虑以后，决定由著名特工华克之亲自执行此次任务，只身前往上海，若宋庆龄同意北上，则由华克之负责保护宋庆龄离开上海，经香港进京。华克之从潘汉年处领了任务以后，乔装打扮成商人模样，乘坐一艘不起眼的外国货轮，顺利抵达上海。

华克之经验丰富，行事老练，抵达上海以后并未直接前往宋庆龄住处， 反而直奔宋庆龄秘书柳无垢的住处，将此行的任务先告诉了她。柳无垢安顿好华克之以后，将消息转达给宋庆龄，宋庆龄表示要考虑一下再答复。

数日后，柳无垢带回了宋庆龄的亲笔信，言语虽然委婉，但暂时不想去北平的意愿却说得清楚明白。

“接获大札，敬悉伟大的主席和全党同志对我的关注，至为感激。经长时间考虑，确认一动不如一静。我将在上海迎接解放和请公见面。根据我的预计，蒋介石是无可奈何我的，请勿念！”

接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联名电文以后，宋庆龄其实非常激动，毕竟她一生为革命事业奔走，如今中国革命大业即将告成，她自然是激动万分。但受邀前往北京之事，她却有很深的顾虑，之所以会有顾虑，并非是考虑自身安全问题，因为当时的北京要远比上海安全得多。

宋庆龄不愿意去北平，是因为北平是她的伤心地，也是她不愿意碰触的“伤疤”。此前，宋庆龄一生中仅去过北平两次，第一次是1925年春天，陪着孙中山先生前往北平与北洋政府谈判。

孙中山当时患病在身，却因为忧虑国事，抱病北上，终因身体无法承受，病逝于北平。宋庆龄第一次去北平，就经历如此痛心之事，令她心如刀割，悲痛欲绝，进入到一种近乎自闭的状态，很长时间才从那段阴影中走出来。

“连太阳光都不愿见了，在屋里也放下窗帘。”

这是宋庆龄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的一句话，可见，孙中山先生病逝，对他的打击有多大。而北平，自然也成了她很久都不愿意提及的城市。时隔4年之后，宋庆龄第二次去北平，是因为当时南京中山陵已经落成，要在北平举行孙中山先生的灵柩南移活动，宋庆龄自然必须要到场。

除此之外，宋庆龄当时的身体状况也不是特别好，由于积劳成疾，身体长期不适，并伴有炎症和高血压。关于这一点，宋庆龄后来又单独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说明了自己的身体情况。并坚定地表示，自己的精神永远支持伟大的革命事业。

随着上海市解放，出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在进入上海的第一时间，就在副市长潘汉年的陪同下，赶往了宋庆龄的住处。陈毅亲自面见宋庆龄后，显得格外激动，先向宋庆龄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又紧握住宋庆龄的双手，向宋庆龄征询接管上海的意见，令宋庆龄万分感动。

新中国成立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即将到来之际，毛主席和周总理对宋庆龄能够参加开国大典的盼望更加热切。若是开国大典当天，宋庆龄不能出现在天安门城楼，将会是新中国历史的一大缺憾。

毛主席和周总理分别写了一封亲笔信，托邓颖超亲自南下上海，交给宋庆龄。邓颖超抵达宋庆龄在上海的住所时，两人见面激动万分，紧紧相拥。

邓颖超与宋庆龄寒暄叙旧，互诉离别之情。邓颖超将解放区农民翻身和踊跃支前的场面悉数讲给宋庆龄，令宋庆龄心生向往之情，这不正是她梦寐以求的景象吗？如今竟然真的在解放区变成了现实，令她听得入了迷。

深情地交谈过后，邓颖超才将毛主席和周总理所写的两封亲笔信拿出来，郑重地交到宋庆龄手中。宋庆龄分别阅读了这两封分量极重的书信，深受感动。此后，邓颖在上海足足住了两个多月，频频带着宋庆龄参加社会活动，令病体未愈的宋庆龄，精神反而多了几分光彩。

终于，宋庆龄下定决心，接受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邀请，北上参加政协会议，以及新中国的开国庆典。最终，在邓颖超的提议下，宋庆龄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参会，成为75名特邀代表之一。

邓颖超安排好北上的火车以后，沿途经过南京，她细心地问宋庆龄，火车途经南京时是否需要临时停靠？她可以趁机去晋谒中山先生的陵墓。宋庆龄闻言动容，却坚定地拒绝了：“不必 了，去了徒增伤感。”

毛主席和周总理得知消息以后，十分高兴，周总理建议毛主席亲自去火车站迎接宋庆龄，毛主席欣然答应，他说：“宋庆龄是杰出人物，当年能坚定地与蒋介石决裂，实属不易，我去 车站迎接 , 也是应该的。”

1949年9月1日，宋庆龄乘坐的火车进入北平。毛主席特意穿上那件只有重大活动时才舍得穿的浅色礼服，又换上皮鞋，率众到火车站提前等候。宋庆龄乘坐的火车进站以后，刚刚停稳，毛主席就迫不及待地主动走入车厢，握住宋庆龄的手说道：

“欢迎你，欢迎你，一路上辛苦了！”

宋庆龄也激动地表示感谢，此后又与周总理等人逐一握手，相互寒暄。当宋庆龄走出车门时，才发现外面还有很多人在站台迎接她，中央儿童保育院的一群儿童欢呼着冲了过来，纷纷举起手中的鲜花，献给他们敬爱的宋妈妈。

宋庆龄被这一幕震撼到了，她预想过下车时的场景，却完全没想到会得到如此高规格的欢迎仪式。是啊，毛主席亲自接站的情况实属罕见，除了宋庆龄以外，也只有程潜得到了这样的待遇。

当天晚上，毛主席宴请宋庆龄，席间，众人相谈甚欢，畅聊国事，互述多年离别之情。宋庆龄的住处被安排在什刹海，这些事情都是周总理亲自来安排的，并派了一个班的兵力，专门负责宋庆龄的安全问题。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正式举行，宋庆龄在她的贴身秘书曾宪植的搀扶下，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当毛主席宣告新中国成立时，宋庆龄热泪盈眶，这是激动的泪水，也是感动的泪水，她多年以来的拼搏终于迎来了新中国。

1972年，陈毅元帅病逝。毛主席与陈毅的情谊深厚，原本身体状态就急转直下的毛主席，听到消息后状态更加不好。当周总理将悼词稿送给毛主席过目时，他仔细地审阅着每一个字，却始终未发一言，也并未表态要参加陈毅的追悼会。

1月10日，陈毅的追悼会即将开始前的1个小时左右，毛主席睡醒后，连忙裹了一件大衣，就直奔陈毅的追悼会现场赶去。当时正值寒冬，天气很冷，毛主席出发的匆忙，穿得很少，参加追悼会期间，身体被冻得有些僵硬，却始终低着头默不作声。

宋庆龄当时也在现场，听着周总理致念悼词的过程中，忍不住流下眼泪。听闻陈毅逝世的消息，宋庆龄万分悲痛，申请出席陈毅的追悼会。但考虑到宋庆龄的身体不好， 天气又寒冷，国务院提前与宋家大院通了电话，建议她还是不要去了。

没想到在陈毅追悼会即将开始的时候，毛主席突然要参加追悼会，这才又与宋庆龄联系，邀请她参加追悼会。宋庆龄接到邀请以后，丝毫没有犹豫，立刻动身赶往八宝山。仪式进行期间，所有人都一言不发，毛主席与宋庆龄也没有交谈。

直到仪式结束后，身体不好的毛主席久立后，出现身体不稳的迹象，才出现了前文提到的那一幕。宋庆龄之所以称毛主席是一个“无比聪明的人”，是因为她明白毛主席安排江青扶她上车的用意。

原来，此前宋庆龄与江青共同参加了一场宴席，席间，江青主动向在座的宾客们敬酒，几乎所有人都敬了一圈，却唯独给宋庆龄忘了。宋庆龄心胸宽阔，自然不会将这种偶然的失误放在心上，但毛主席也暗自记在了心里，以这样的方式让江青给宋庆龄“赔礼”，可谓巧妙。

毛主席的良苦用心，宋庆龄能在顷刻之间便了然于胸，可见他们之间的友谊根基多么深，是名副其实的“亲密的战友”。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在北京逝世。得知9月18日举办追悼大会时，宋庆龄的身体状态已经很差了，甚至到了拄着拐杖都难以久立的程度。许多人都劝她，不要参加毛主席的追悼大会了，但宋庆龄坚决要去。

毛主席追悼大会的日子虽然是9月18日，但遗体告别和守灵活动其实从9月11日就陆续开始了。宋庆龄带病坚持参加了每一次活动，等到9月18日当天，连日劳累的宋庆龄，已经达到了身体的极限，却依然坚持参加追悼大会。

当天，宋庆龄的身体状态非常差，甚至都已经有些站不稳了，在组织的关怀下，一把椅子被及时的送到了她的身边。为了能够送毛主席最后一程，她选择了坐下，成为坐着参加毛主席追悼大会的唯一参会人员。

宋庆龄先生，将一生奉献给革命事业，坚定地站在党和人民这一边，是最值得信赖的亲密伙伴。她如同一颗释放璀璨革命光芒的巨星，照耀中华大地，她的革命精神，值得后世永远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