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系辞下》里有“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之说，中国书法史上的开山人物的作为与评价也是如此。

譬如唐代书法主要代表人物欧阳询和虞世南，其人其书各有特色，唐张怀瓘在《书断》中评价：“欧若猛将深入，时或不利；虞若行人妙选，罕有失辞。虞则内含刚柔，欧则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为优。”

对于书法，在美学家宗白华看来，中国的书法更是一种艺术，能够表现人格与创造意境。也正是从这样的认识论出发，在虞世南书法“君子藏器”的背后，或许不难想象生活在一千多年前的他内敛稳重的性格和生活态度。

关于虞世南的书法，最有代表性的还是他的楷书，学者刘涛在其《字里书外》（三联书店2017年版）一书中如此评介：“虞世南的楷书，笔力内敛，体段平稳优雅，含蓄柔和，气色秀韵，有如得道的高僧，举止有礼，不动声色。”

虞世南在世时，曾担任过唐太宗的侍从秘书，后来官拜秘书监，人称“虞监”。在《旧唐书·虞世南传》中，记载了唐太宗称虞世南有“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文辞，五曰书翰。一代书家名臣，在关于他的评价次第中，品德为首，学识为中，书翰为尾。至此，不禁联想到现如今一个时常令人咂舌的话题，即有些人认为，对于艺术创作者来说，读书太多会制约情感和生命体验，同时也会约束创造力。

当下，各种各样的艺术展纷繁呈现，艺术工作者们奔赴形形色色展览的同时，在创作中有时也会不自觉地变得“展览化”。艺术评论家张瑞田在《读书的能力与目的》一文中说：“我坚定地相信，书法家的文人化、知识化是不能妥协的文化底线。”也就是说，在张瑞田的眼中，读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对任何人来讲，读书都是伴随一生的学习和认知过程。

对书法家而言，耐得住寂寞、临帖、读书并行，才是艺术进取的大道。而如何做到为艺术的纯粹，或许更需要一个艺术工作者各方面的学养。中国的书法艺术是象形与艺术的混杂融合，用宗白华在《中国书法艺术的性质》一文中的说法，中国的书法是节奏化了的自然，表达着对生命形象深一层的构思。

谈中国书法首先要说技艺，譬如笔法，唐代书家李阳冰说：“于天地山川得其方圆流峙之形，于日月星辰得其经纬召回之度。”这说法有点玄，不如当代书法家于明诠在《书法从哪开始学都一样》一文中说得直接——书法技艺之难是难在作者情感境界的提升，并在笔墨语言中成功地表达出来。

其实从唐代开始，学书者不仅需笔墨通达，对于文字学也要知晓一二，例如《新唐书·选举志》记载：“凡书学，《石经》三体限三岁，《说文》二岁，《字林》一岁。”到了宋代，对学书者又提高了标准，《宋史·选举志》记载：“书学生习篆、隶、草三体，明《说文》《字说》《尔雅》《博雅》《方言》，兼通《论语》《孟子》义。”

苏东坡有言：“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我则心目手俱得之矣。”这句话或许能对应唐太宗对虞世南的“五绝”评价。品德为首，尽管人仅仅为人，人与人本质上没有多少区别，但如何做人却是知识、是学问，因为人要有人的样子。

学识为中，就像林语堂先生认为一切艺术的问题都是韵律问题。而宗白华在《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一文中，就将美与美术总结为以“形式”与“节奏”所表现出的“生命的内核”。林语堂在《书法为何难学》一文中写道：“要弄懂中国的艺术，我们必须从中国人的韵律和艺术灵感的来源谈起。”追本溯源，想来，不会是一两本书就能解决圆满的问题。

中国的绘画演变与各个时代的书法用笔皆贯穿相通，不同朝代的不同生活营造了与之相应的书法意趣。而在中国的书法艺术中，我们能体悟到书家的人格品性，在那被墨水浸染过的纸面上，我们能感知到书家所营造的意境。对此，钟繇亦有“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非凡庸所知。见万象皆类之”之说。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作为唐代书家的代表人物，徐浩在《论书》中以王羲之为标准对他们各有点评：“虞得其筋，褚得其肉，欧得其骨。”

据说，虞世南去世后，唐太宗曾向魏徵诉“无人可与论书”之苦；而彼时，与虞世南一并“货与帝王家”的欧阳询仍在世。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欧阳询与虞世南地位的差异。尽管艺术呈现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从诸多细节中我们不难看出，在艺术的背后，仍是关于艺术家本身的整体思考。这纷繁飘零的千秋岁月，又究竟展露了多少书家的笔墨？而那些笔墨人心，如无声诗乐，尽展于那一尺素纸之上，想来，这也是“字里书外”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