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舒云

1938年8月1日，毛泽东在抗大第四期学员毕业大会上讲话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起源于1927年毛泽东在井冈山创建的红军教导队，先后历经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红军学校、红军大学校、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高等军事学院、军政大学等时期。1985年12月，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合并组建国防大学。1989年1月9日，国防大学首届党代会决定，将抗大校歌作为国防大学校歌。从此，国防大学校园每天都会响起雄壮激昂、来自历史深处的歌声。

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11月底，在江西省宁冈县砻市龙江书院创立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它是人民军队初创时期的高级指挥学校，培养急需的军事指挥员。毛泽东亲自选定军官教导队队长吕赤，区队长陈伯钧、陈士榘、张令彬，以及两位教官。

龙江书院是一座大殿式建筑，石头垒起桌凳，小河边的草坪充当演兵场。教导队开始只有几十名学员，后来增加到150名，他们大多是工农出身、入伍不久的班排骨干和积极分子。

毛泽东经常抽空来上政治课，讲解人民军队的宗旨和性质，并要求学员加强战术和夜间训练。毛泽东说：“战术训练些什么呢？为了使大家好记，第一点讲十八个字的战术，就是利用地形地物，发扬火力，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利用地形地物不是躲起来，不是怕死，而是要利用有利的地形条件隐蔽自己，减小目标。两只眼睛却要盯着敌人的行动，瞄准敌人放枪，使敌人增加伤亡，这样来达到保存自己的目的。”“你们嘴上没毛，年龄没有我大，前面还有许多重担等着我们去挑，我们不能做无谓的牺牲。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更好地消灭敌人！”“第二点讲十二个字的游击战术，叫作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

后来，毛泽东又加了“敌疲我打”，使之成为著名的十六字诀。毛泽东讲的第三点是夜间训练，“要学会走夜路，走山路。学会夜间摸敌哨，看目标，还要学会夜间传达口令和命令”。

1928年2月底，军官教导队随部队在湖南酃县（今炎陵县）一带活动，打了一个大土豪。一名年轻的区队长搜到一支打不响的手枪，坐在屋里修好后给吕赤看，不慎枪走火把吕赤打死了。学员们都很气愤，要求他赔命。毛泽东说，他是误伤。现在打死一个，再杀一个，就去了两个军事指挥官，还是不杀为好。毛泽东集合部队讲这次教训，要求大家熟练掌握手中的武器，并建立必要的制度，不准拿枪对着同志。最后宣布免除这名区队长的死刑，给予他行政处分。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部分部队来到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下辖两个师和一个教导大队。

1930年5月，红4军在汀州开办随营学校。学员入学时要进行体检、文化课考试和军事技术水平摸底。12月移驻龙岩城，改名闽西红军学校，谭希林任校长，邓子恢兼任政治委员，招生800余人。同年，闽西红军学校由中央接办，改称中国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年底迁至永定县太平区虎岗乡，改称闽粤赣边彭杨军事政治第三分校，萧劲光兼任校长，张鼎丞兼任政治委员。

1931年八九月间，中央红军连续打了几个大胜仗，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范围扩大到21个县，面积达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50万。中央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急需大批军政干部。毛泽东说：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办了黄埔军校，我们要建立“红埔”军校。10月，红一方面军将红1军团和红3军团的随营学校合并，抽调红3军团参谋长兼随营学校校长邓萍和原红8军军长何长工等人筹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址设在瑞金县城西门外的杨氏宗祠。学校开设了步兵科、政治科和特科（包括机枪、炮兵、工兵等），以后又开办了政治营和军事营等训练班，学制一般为3～5个月。

1932年2月，招收第3期学员时，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简称“红校”）。

伍修权说：中央对办红校下了很大决心，抽调了有一定学识，又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干部办学。萧劲光出任第一任校长，他调到红5军团任政治委员后，刘伯承、叶剑英等先后担任校长兼政治委员。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办了6期，每期4个月左右。教员是从红军中抽调的中高级指挥员，大多是黄埔军校、苏联军政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西北军干部学校的毕业生，还有日本士官生。

红校没有专门的课堂和宿舍，除校部设在谢家祠堂外，各学员队分散住在附近民房里，军事训练、政治教育和文化学习等都是露天进行的。教材、参考书不多，但面很广。军事教材除前方作战总结，还有苏联红军步兵作战条令、野战条令、参谋工作规定，以及赤卫军野战勤务教程、德国步兵操典、日本战斗纲要，国民党南京军校翻译出版的日本、德国的军事教程、军事杂志和西北军干部学校出版的射击教范、爆破教范等。

尽管当时条件非常艰苦，红校还是编辑出版了《革命与战争》《红色战场》《红色周刊》等刊物，经常刊登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刘伯承、彭德怀、陈毅等红军高级将领的文章。红校的文娱活动十分丰富，有专门的俱乐部，还有以俱乐部主任赵品三为团长的八一剧团。每个周末都有文艺晚会，校领导也参加演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经常捧场观看。

1933年9月下旬，中央红军扩大到8万余人，缴获的武器装备也越来越多样化，急需培养更多的军事技术人员。10月17日，中革军委发布《关于改编红军学校的命令》：“现将红校组织重新变更，以原有高级班上级班改为红军大学校；以六期团改为红军第一步兵学校；以七期团改为红军第二步兵学校；以工兵营、炮兵连、重机枪连、防空和装甲车连改为红军特科学校；游击队训练班改为游击队学校。”校址设在瑞金西郊6公里处的大窝，校长兼政委何长工在比利时勤工俭学时学过建筑，由他主持设计校舍。经过学员3个月的劳动，建成一幢两层简易楼房和一座可容纳500人集会的礼堂，以及操场、俱乐部和模型室等。

此后，周昆、刘伯承先后代理红军大学校的校长，张宗逊、彭雪枫继任校长，徐梦秋代理、彭雪枫兼任政治委员，李德兼任红大顾问。红军大学校设有高级班、上级指挥科、高级政治科、参谋科、后勤科，附设教导队、高射队、测绘队。专职军政教员有郭化若、周士第、王智涛、何涤宙、陈时骥、萧劲光、张如心、李翔梧、吴亮平等16人。另聘请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总部相关领导，以及从前线回到瑞金的红军将领兼任教员。

红军大学校的学员来源，是中革军委与红军总政治部以命令形式，从红军中轮番抽调的久经战火考验、富有实际工作经验、可堪大任的师团干部。他们绝大多数出身工农，高级政治科有程子华、彭雪枫、宋任穷、曹里怀、张宗逊、郭天民、周建屏、黄甦、周子昆、杨梅生等，上级指挥科有刘道生、韦国清、吴克华、唐亮等。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这时红军大学校开办尚不足一年，已经培训了三期学员，为红军输送了彭雪枫、宋任穷、程子华、韦国清、邓华、周子昆等大批军政指挥员。

中央红军长征前，中央革命根据地有4所军官学校：红军大学（又名郝西史大学，纪念在广州起义中牺牲的苏联将军郝西史烈士）、红军第一步兵学校（又名彭杨步兵学校，纪念彭湃、杨殷烈士）、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又名公略步兵学校，纪念黄公略烈士）、红军特科学校。为保守机密，中革军委在长征出发前决定将这4所军官学校合并，组建红军干部团。干部团团长是第一步兵学校校长陈赓，政治委员宋任穷，参谋长毕士悌，政治处主任莫文骅，总支部书记方强，下辖4个营、1个队、3个科。加上红军大学改编的上级干部队（上干队），共1000余人。红军干部团不仅保留了学校性质，因随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行动，还肩负着保卫党中央和渡河架桥等艰巨任务。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1月，红军干部团和陕北红军驻瓦窑堡永平镇的陕甘宁红军军事政治学校合并，在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干部学校，辖步兵营、地方干部营、特科营，校长周昆，副校长吴岱峰，政治委员宋任穷，政治部主任袁国平。

1936年2月，中革军委决定，将中国工农红军干部学校扩建为西北抗日红军大学，周昆任校长，袁国平任政委，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郭化若任训练处处长。

5月14日，红军东征胜利回到陕北。党中央决定在西北抗日红军大学的基础上，在安定县瓦窑堡创办一所全日制的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6月1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成立，毛泽东任校教育委员会主任兼政治委员，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刘亚楼任训练部部长。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出席第一期学员开学典礼并讲话。红大下设三个科，第一科是师以上干部的高级指挥科，包括罗荣桓、苏振华、张爱萍、杨成武、陈光等学员，其中学员陈光和罗荣桓兼任科长和政治委员。第二科是上级干部科，学员周士第兼任科长，该科大部分是营团干部。第三科是附属步兵学校，周昆兼任科长，袁国平任政治委员，学员都是连排干部。

6月21日，国民党军突袭瓦窑堡，红军大学掩护并随中央机关撤至保安县（今志丹县）城。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三个方面军的红军学校被编入红军大学。12月，林彪任红军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任副校长，罗瑞卿、刘亚楼先后任教育长，傅钟任政治部主任。

1937年1月20日，红军大学随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领导机关从保安迁至延安，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承接着红军大学第一期，举办第二期开学典礼。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红大没有第二期，抗大没有第一期”。

抗大学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经过土地革命战争和长征的红军干部，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干部，以及来自海内外的知识青年。林彪、莫文骅、陈光、罗荣桓、罗瑞卿等既是领导干部，也是学员。抗大的专职教员只有张如心、成仿吾、李德等几个人。第一、二科的教学课程基本上是军事和政治并重，有哲学、政治经济学、军事战略学和合同兵种战术等。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说：抗大“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只有这么一家”。抗大的教室是学员们在山上开出来的窑洞，学习用的笔记本是用敌人的传单装订的。毛泽东说：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抗大的主要课目有：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张闻天的《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凯丰和吴亮平的《政治经济学》，秦邦宪的《辩证唯物主义》，杨尚昆的《各国论》（主要是英、美、法、德、日、意），李维汉的《党的建设》，李德的《兵团战术》等。有关时事和党的政策，临时由毛泽东或周恩来作报告。

1937年3月7日，毛泽东为抗大题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后改为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规定了抗大的教育方针。4月，毛泽东又为抗大题写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1937年11月，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毛泽东让中央宣传部部长凯丰为抗大谱写一首新的校歌，以取代原来的红大校歌。

凯丰受领毛泽东交办的谱写抗大校歌的任务后，回想在延安的所见所闻，思绪万千。他很快写出歌词：“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的作风；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我们是抗日者的先锋！”毛泽东审阅后说：“写得不错，完全符合抗大办学方针。”

凯丰，原名何克全，江西萍乡人。1925年从萍乡中学毕业后，考入湖北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因经常阅读《语丝》《莽原》等进步刊物，他写了一篇关于武汉“反赤”情形的通讯，刊登在鲁迅主编的《莽原》上，署名“未名”。后来，他担任校刊主编。校刊也不时刊登署名“何克全”的文章。1927年3月，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2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冬回国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1年春，他任团中央巡视员、共青团两广省委书记，化名“开封”，谐音“凯丰”。

1931年5月，凯丰因叛徒告密被捕，3个月后被党组织营救出狱，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和《东方青年》主编。1933年初，他担任中央苏区团中央宣传部部长、书记。长征时，他担任红9军团中央代表。1935年1月，他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9军团中央代表身份参加了遵义会议。1937年8月，在洛川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当选为中革军委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凯丰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中共沈阳市委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马列学院（今中共中央党校）院长。1955年3月23日，凯丰在北京病逝，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28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凯丰追悼会的消息。邓小平主祭，陆定一、徐特立、杨尚昆等人陪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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