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祝辞：

凡间俗事何足羡，

天降财运落北园。

睡到日上三竿醒，

纵是高卧也赚钱。

丁亚雷简介

南京艺术学院教师，中央美术学院博士，画家、艺术评论家、文化学者

艺术家究竟该为谁服务？

文/丁亚雷

艺术家究竟该为谁服务？这事在今天确实不是个太好回答的问题。放到几十年前，倒是简单得多。那时只有一个标准答案，你要是答错了，轻点会被做思想工作洗洗脑，重点是要坐牢的，如果觉得你拯救无望，死不悔改，那可能是要掉脑袋的。还记得王实味吧，让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今天的北韩大概还是这个样子。

后来情况变了，经过认真的真理标准的讨论，大家颤颤巍巍地得出了一个“普遍的”认识，“有钱能使鬼推磨”。后来的生活，人们基本上就劲都往一处使了。一时间，当官的、当兵的、教书的，当然也包括画画的，都在想着怎么挣钱。赚钱就要有市场，于是，市场经济也不是只能姓资，也可以姓社了。经济学很复杂，政治经济学更难懂。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疑使中国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一下子富了起来。现在的中国，什么都差，就不差钱。

现如今，突然再次提出文艺该为谁服务这个多少带点“政治艺术学”味道的问题，确实让艺术家有点恍如隔世的感觉。昨天在茶桌上还在聊谁的画卖得火，一夜之间，就不能再给市场当奴隶了。这对思想单纯的艺术家来说，确实有点让人手足无措。

自古，艺术家就都是别人供养着的。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是大师，没有国王和教皇、没有梅迪奇家族，这大师还真出不来。梵高虽然后来成了大师，但他活着的时候没人供着，自家兄弟也很为难，后来他就活不下去了。今天的艺术家可能很少愿意死后当大师的。

作一个“人民艺术家”当然是很荣耀的事，但“人民艺术家”人民说了不算，得由人民政府来决定。否则，都由贩夫走卒来买单，那人民艺术家的帽子还不全都让赵本山戴了！？中国古代称得上画家的人，情况要特殊一些，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当官的，官当得还不小。王维、苏轼、董其昌就都是官。当官就有俸银，但俸银也是皇帝发的。所以，要做个能生存下去的艺术家，从来也只能靠别人养着。

靠别人养着，说出来不好听，像做小三似的。或者可以换句话说，叫靠出卖自己的智慧和劳动生存。其实，世间各行各业无不如是，这原本就不是什么丢人的事，也不是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对艺术家来说，大可不必为此费尽思量。该思考的，是怎样满足客户的需要。政府需要红光亮、高大全，你能画，画就是了。酒店大堂需要迎客松，又有何不可？还有人想偷偷搞两张金瓶梅压箱底，你不怕丢人就画呗。只要你不违法，谁又能将你如何？所以，艺术家的问题在于该认清你生存的环境究竟是个人治还是个法治的社会。

在人治的社会里，艺术家的选择要简单些，无非是给那些治人的人服务。当然，你也可以作八大，清高孤傲。境界可以确保你的艺术达到极高的成就，至少不入俗流。但既然是孤高、既然是不入俗流，那被治人的人喜欢和接受的可能性就要小得多。所以，你要坚守的其实是一种清苦的生活，你的艺术创造是要以牺牲在世的荣耀为代价的。至于后世究竟搏不搏得传世的盛名，八大自己并不知道，梵高也是一样。你要追求在世的繁华，你就不能做你自己，你必须委身为奴，去为治人的人服务。

在形式主义艺术史阶段（形式主义艺术史可能是我自己臆造的词，我主要是想指靠形式的探索建构艺术风格语言的历史阶段），艺术家即使委身为奴，也是具备创造性可能的。毕竟，要想掌握写实的方法和技巧，需要几代人的努力。透视、明暗、色彩等等，任何一个领域的突破和发现，都足以使一个艺术家名垂青史。水墨语言的探索概同此理。在形式探索为艺术家留下的空间越来越少的时候，“不幸”的是，人类社会的组织结构也从人治向法治转换了，人们利益交换的渠道慢慢地变成了在共同契约的约定下依靠公开的市场来进行。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艺术家可委身为奴的人和社会形态越来越少，另一方面，艺术家的创作可做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宽泛。只要你不违反共同的约定，你如何做艺术，你是用油彩还是用水墨，你是用石头还是用钢铁，哪怕你去拣垃圾来做，只要你忽悠得出去，能养活自己，没人管你。前提是，你别违法。你说，我必须要杀个人来完成我的伟大艺术，这个作品再伟大恐怕也不行。

今天的艺术，相对来说有着非常可喜的面貌。有艺术家愿意委身为奴，他愿意就好。有艺术家只想着挣钱，能挣钱有什么不好？还有艺术家愿意把铅笔削的尖尖的，花几个月的时间在画布上画出一幅很写实的肖像，他有时间，画他的就是了。艺术家该为谁服务？在一个法治的社会里，这其实并不是个问题。

十几亿人，或者几十亿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面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喜好。高级的人是人，低级的人也是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艺术家也一样！

编辑：周英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