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树人

林伯渠（左一）与彭德怀在延安交谈

1941年至1945年，中共中央在延安开展了整风运动。整风运动转入审干阶段以后，曾经一度出现过偏差，主要表现在错误地估计形势，夸大敌情，将来自白区的一些同志列为“特嫌”进行审查。特别是当时具体负责审干工作的康生在延安搞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毛泽东及时发现了这种“左”的倾向，起草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规定了首长负责、自己动手、调查研究等几条方针。接着，又规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对受迫害的同志进行了平反。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向被整错了的同志赔礼道歉。

一次，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开会时，毛泽东说：“这个党校犯了许多错误，谁人负责？我负责。我是校长嘛！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人负责？我负责。我是负责人嘛!”“错误可以给人教训。给人错戴了帽子的同志，以后再给别人戴帽子时，你就要谨慎；被错戴了帽子的同志懂得了一条经验，以后你不要乱给别人戴帽子，因为你自己吃过亏，以后要谨慎。有了这两个方面的经验，将来我们到北平、上海、南京去审查干部，做反奸工作，情况就会好得多。”“这次大家都洗了澡，就是水热了一点儿。不少同志被搞错了。凡是被搞错了的要一律纠正，坚决平反!”“有的同志被错戴了帽子，这也没得要紧。帽子戴错了，现在我把它给你们摘下来就是了。”“我们共产党人是革命者，但不是神仙。我们也吃五谷杂粮，也会犯错误。我们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犯了错误就检讨，就立即改正。今天，我就是特意来向大家检讨错误的，向大家赔个不是，向大家赔个礼。”

说到这里，毛泽东恭恭敬敬地把手举在帽檐下，向被整错了的同志赔礼道歉。毛泽东还诙谐地说：“我向你们赔礼，你们也该还我一个礼吧？你们不还礼，我这手就放不下来了。”顿时，大家以长时间的热烈鼓掌向毛泽东答礼，许多同志还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1949年3月25日下午，来到北平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将在西苑机场检阅部队，接见工农商学兵各界代表和民主人士。快到中午时分，周恩来没找到负责西苑机场警卫工作的察哈尔省社会部部长扬帆 （进城时分管安全保卫工作），无法了解那里的布置情况。午饭后，周恩来看到了扬帆，因不知道他一直在颐和园的厨房检查为中央首长准备的午饭是否安全，就批评说：“你跑到哪里去了?眼下工作这么忙，找都找不到你!”扬帆不便解释，只好默认了。

下午，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按计划赶往香山驻地。扬帆乘一辆吉普车负责在前面开路，后面紧跟着的是毛泽东等人的11辆车。扬帆担心道路上有敌特埋设的地雷，就让司机把车开得快一些，同毛泽东的车拉开距离。没想到，后面的司机没有领会扬帆的意思，也都加速紧跟。车队到达香山后，周恩来叫住扬帆，批评说：“你在前面是怎么带的车?道路这么窄，又高低不平，车速又那么快，司机都不熟悉路况，如果翻一辆怎么办?你呀，怎么不用脑子想一想!”

扬帆进北平第一天，就受到周恩来的两次批评，感到很委屈。因此，一连几天闷闷不乐。周恩来得知内情后，说：“看来，不是扬帆同志犯了工作不负责的错误，而是我犯了官僚主义的毛病。我找个时间，向他道歉，作检讨。”

一天晚上，周恩来找到扬帆，开口就说：“扬帆同志，对不起，叫你受委屈了!我是来向你作检讨的。”接着又说：“那天我对你的两次批评，是我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错怪了你，给你思想上造成了负担，请你对我批评帮助。”

扬帆听周恩来这么一说，惶恐地说：“不!是我做得不好造成的，周副主席您怎能向我作检讨呢?”周恩来说：“在我们党内，上级可以批评下级，下级也可以批评上级，政治上一律平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像一个人身上沾了尘土，别人发现后，给你指了出来，你自己用手把它拍打掉了，这有多好哇!”最后又说：“一个政党是在不断改正错误中前进的，一个共产党员是在经常改正缺点、毛病中进步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强党‘健体’的法宝，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掉它!”说完，他紧紧地握住扬帆的手，再一次道歉。

1941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检查党在历史上各个阶段的思想问题。湘赣省委原书记任弼时在会上诚恳地检查了以往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最后，他恳切希望大家给自己提意见。接着，一些同志也都在发言中对湘赣省委在“肃反”中犯的扩大化错误承担了责任。

任弼时不让同志们代他受过，截住大家的话说：“湘赣省委的工作是有很多缺点和错误的，在有些方面也是受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的。责任不在同志们，责任主要由我来负……”随后，任弼时对张启龙说：“我在湘赣时也批过你，省委还把你的党籍搞掉了，这都是错的，责任在我。现在我向你道歉！我看你还可以写点文章，总结那时的经验教训，对大家都是个教育。”张启龙说：“我不会写。”任弼时说：“请个知识分子来帮你，要萧三来。”

任弼时严于解剖自己，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使同志们深受感动。大家畅所欲言，以诚相待，既弄清了问题，又增强了同志间的团结。

1941年，由于国民党发动的反共高潮影响，重庆红岩村的生活条件极其艰难。红岩机关财务开支的重担由中共南方局常委、南方局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董必武掌管。

为了改善红岩村的生活状况，董必武在处理工作的同时，对红岩机关的伙食开支实行严格管理和监督，要求办伙食的同志既要想办法改善领导和同志们的伙食，又决不能乱花一分钱。

有一个月，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为此，董必武十分自责。他对身边的同志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利。之后，他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并向中央写了检讨信。

彭德怀要求别人严，要求自己也严。他常说：“我是一月一省吾身。不论工作怎样忙，每月总要抽出半天时间，把自己做过的事认真地检讨一番，看哪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以便少犯错误或不犯错误。”

在1948年的西府战役中，有的部队打得不太顺手，受到了一些损失。在总结这次战役经验教训的会议上，一开始，彭德怀就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他用右手指着自己的额头说：“彭德怀呀彭德怀，你的马列主义就是没有学通，一格一格，七零八碎的。你只看到胡 （胡宗南）、马（马鸿逵）两家有矛盾的一面，但没有看到与重视胡、马两家在反共上一致性的一面。我们在看问题上就不像毛主席那样的辩证，要好好地学习哩！”

彭德怀在担任国防部长期间，曾到东海前哨的一个炮兵阵地视察。当彭德怀问及火炮出厂时间、国外最新式常规火炮的性能等问题时，这里的团长回答不出来。后来，彭德怀又看到这个部队的弹药库竟修筑在阵地前沿上，结构也不符合战备要求，便发火了：“你们是坐在敌人只要一发炮弹就能送你们升天的地方！还在忙其他事！”“把这个库房拆了重修。”“我一个月后再来检查！你这个团长，撤职！送军法处！”当晚，彭德怀在这个团吃饭时，发现团长没有到，就叫人把他请来。彭德怀拉着团长坐在自己身旁，说：“我今天又说了错话，向你道个歉吧！……不该说要把你撤掉，送军法处。其余的都对！当然，你认为不对的，可以批评我，不能赌气不吃饭啊！”说着，彭德怀还把一大块菜夹到团长碗里。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刘伯承任南京市军管会主任、南京市市长。不久，刘伯承接到中共中央命令，率第二野战军进军大西南。正当他准备挥师西进时，收到了一封群众来信，反映南京西善桥一带树木乱砍滥伐严重，要求人民政府予以制止。此时，刘伯承已没有时间亲自调查处理，只好将此信批示给了有关部门。

在进军大西南的千里征途上，刘伯承始终没忘记此事，并决定给党中央写一份检查。当时有人劝他说：“司令员，算了吧，砍几棵树算不得什么大事，更何况你已离开南京。”他一听，严肃地说：“我现在是离开了南京，但当时我是南京的市长。南京的一草一木都是人民的财产，我没有保护好人民的财产，是工作上的失职，应该作检查。”说完，他动笔给党中央写了一份检查报告，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在报告中，他还提出了制定法规禁止乱砍滥伐、保护好森林的几项建议。

1940年10月，江苏省东台县开明地主、苏北参政会参政员施文舫向陈毅提意见，指出东台县的一个叫谭启民的区干部贪污腐化，欺下瞒上，言语间有批评陈毅偏听偏信的意思。陈毅听后有些不高兴。施文舫见此情景，只得悻悻离去。事后，陈毅认识到自己的做法不妥，心里很不安，夜里也没睡好。第二天清晨，陈毅一起床，早饭也不吃，就带着警卫员步行来到施文舫家登门道歉，作了自我批评。施文舫非常感动，留陈毅吃午饭。后来，陈毅嘱咐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主任对谭启民进行查处。谭启民被降职后劣性不改，后以私印抗币代价券及贪污腐化等罪被枪决。24年后，陈毅还记着这件事。他在《六十三岁生日述怀》诗中写道：“难得是诤友，当面敢批评。有时难忍耐，猝然发雷霆。继思不大妥，道歉亲上门。……”

1942年5月，为了同党外人士、开明士绅更好地合作共事，共同抗日，加强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在陈毅的指示和领导下，盐阜行署召开了一次各阶层人士座谈会。陈毅在会议上说，今天在座的我们盐阜区著名教育家之一、射阳中学校长杨镜吾先生，学问、品格均出人头地，可是在去年秋天反“扫荡”时，被人诬陷，我们的一个部队没有经过详细调查，就轻易逮捕了杨先生，使杨先生饱受囹圄的痛苦。后来我们经过详细调查，了解到真实的情况，恢复了杨先生的自由和名誉。陈毅一边说，一边走到杨镜吾的面前，弯腰鞠躬，并说：我代表军队和地方党委向您老赔礼道歉。这使杨镜吾深为感动，连忙站起来鞠躬还礼。参加座谈会的各阶层人士也都被陈毅的举动所感动，感慨地说：“只有共产党敢承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1946年11月，李立三给部队作报告。他首先讲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经过和成功的经验，接着又讲了中国革命的历史。

在讲完陈独秀右倾错误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的损失后，他提高声音说：1930年6月以后，李立三曾提出了“左”倾冒险主义的主张，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后来，党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指出了李立三的错误，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

听报告的人都为这具体生动的讲话内容所吸引，整个会场鸦雀无声。这时，李立三又大声向听众发问：“你们都认识李立三吗？”台下很多人回答不认识。李立三用右手食指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就是李立三。”顿时，会场沸腾开了，大家都为李立三这种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所感动。

李立三打着手势要大家安静下来，接着说：同志们，希望你们从我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发展和巩固解放区，扩充部队，努力完成战斗任务。祝同志们身体健康，多打胜仗。

1960年9月，王震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视察工作，正赶上乌鲁木齐生产建设兵团开誓师大会。生产搞得最红火的绿洲团场场长杨晋光却一脸愁苦地走上主席台，并把一面锦旗摊在桌子上，说：“首长，同志们，去年我们团场的成绩，水分很大……我们绿洲团场，不应拿这面优胜红旗，请党委收回……”“今年新增加的单产指标，是一发 ‘冲天炮’，我们团场高不上去；开荒任务，我们团场也不敢多报。”“嘭”的一声，王震一拳砸在桌子上：“一个共产党员，把党给的荣誉随随便便退回去，格（这）样的事做得？把上级给的指标说成是‘冲天炮’，拒绝接受，格是临阵脱逃！要是在战场上，我要敲你的脑壳!”王震脸色铁青：“全国各地都在创高产，放‘卫星’，你格样的八尺大汉，老英雄团长，在格样的时刻当草鸡，做脓包，我要撤你的职，关你的班房！”随后，在师党委会上，杨晋光受到严厉批判，撤职反省，并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后来经过几天的调查，王震感到杨晋光的说法是正确的，就决定向杨晋光作公开检讨。可是当王震走进大礼堂时，见会场上坐了不到一半人，原来到会的只有连以上干部。王震拉长了脸，要求马上召集各团场的书记员和广播员，带上录音机来到会场。王震一脸严肃地说：“前几天的誓师大会上，杨晋光放了一炮，大胆批评了不实事求是的浮夸作风，结果我发了火。正是我那个粗暴的发火，使本该受奖赏的杨晋光受了处分，真是碰上了鬼!”他环视台下，要求杨晋光到台上来。他亲切地把杨晋光扶到台中央，诚恳地说：“我错了，我对不起你呀！我向你赔礼道歉！”说到这里，王震向杨晋光深深鞠了一躬。

1952年1月8日，时任川北区党委书记和行署主任的胡耀邦在南充市检查工作。检查到南充市人民政府办公大楼和工人俱乐部时，许多拆迁户朝胡耀邦围了过来，纷纷诉说拆迁中的问题。胡耀邦耐心听取了拆迁户的意见。当他看到两处工程都存在大量的浪费现象，拆迁民房过多，当场指示结束工人俱乐部全部工程，不准继续拆迁民房。

1月10日，胡耀邦致信南充市市长吴致中，请吴致中在南充市召开的二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宣读他写给大会的一封信。信中第二个问题写道：一年多来，公家修建房屋，不仅浪费很大，而且因为收回了大量国有土地，购买了大批民房，特别是将其中一部分拆掉，使政府财产与政府威望遭受了许多损失。在这个问题上，我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应向人民群众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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