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中原地区商品经济发展，作为南北贸易的中转站，不断吸引流寓商人到此经营商业、建立会馆。

这些会馆，串联起多个商业重镇，构建网络化物流体系，包括“填不满的北舞渡”，“拉不完的赊家店”，“小武汉”周家口，四大名镇之一的朱仙镇……

北舞渡镇坐落于今漯河市舞阳县北部，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千年前的周朝。

经考古发现，北舞渡镇西侧故城，属于周朝东不羹国所在地。春秋时期，北舞渡镇属于楚地。战国时期为韩国领地，单独封邑为定陵邑，新城向东南移动，坐落于沙河和灰河的交汇处，为后世水运繁荣打下基础。汉晋时期，改为县级，名定陵县。

北魏升至定陵郡，下辖三个县。隋唐时期，降级为北舞镇。元朝改为北舞镇巡检司。

明朝又因北舞渡在沙河两岸的城镇发展不均衡，北部衰落为河北街，南部兴盛为北舞渡店。至清朝改为北舞渡镇，集中在沙河南岸发展。

明清时期的北舞渡镇十分繁荣，时人赞许它为“填不满的北舞渡”。北舞渡的兴盛繁荣离不开沙河的功劳。

“沙河即汝水源出汝州天息山，至简城入境， 水来自鲁山大盂山，至贾凌湖店北入境，东会沙河，至郾达淮”。

作为沙河、灰河交汇处，北舞渡镇天然享有水运航道的便利，随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而繁荣。

据《濬河开渠碑记》所载：“ 澧昆河之水悉汇于渡之上流，其下则入淮泗，直抵东南，盖南北通衢也”，河运对于北舞渡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沙河在当地的历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影响着当地社会。汉魏时期，沙河主要用于军事；隋唐时期，是重要的漕运水道；

明清时期，沙河发展成为豫中地区重要商业用途的水道，因其自西向东流，是连接豫西、豫东的关键通道，而背靠沙河的北舞渡得以快速发展。

其实早在元朝，北舞渡的发展已颇有规模，但直到明清时期，北舞渡镇才能获得成长为全国名镇的机会。

北舞渡借助自身交通优势，成为河南中部货物集散地。其水陆交通，向西直通洛阳、汝州，北上经水路和陆路皆可至开封，东顺沙颖河可下江淮，南经赊旗可往襄樊，是沟通东西南北百杂商货流通的交通中枢。

山陕商人若往南方经商，皆从北舞渡经过，而豫东汇聚的东南各省商货也经北舞渡运往西北各省，“陆行者易舟，水行者易车”，各地商人在此往来繁忙。

“北舞渡距城五十余里，民廛稠密，贾客列肆。镇中毂击肩摩，负贩而喧哗者俨如城郭。洵中州巨镇，南河要津也”，足以说明北舞渡经济繁荣，超过舞阳县城。

作为一个小镇，北舞渡却起到连接东西商货运转的重要功能，“沙河夜泊”的胜景描绘出了北舞渡航道中商船云集的繁华景象。

商业往来的运输交易造就北舞渡的经济繁荣，在当地诸多行业中，典当行业与金融业发展最佳，这也是当地转运贸易兴盛的侧面表现。

此外，从山陕会馆的《创建牌坊碑记》内容中，也可看出诸多粮食行、油业字号的捐资，表明当地粮油业经营状况良好。

北舞渡镇作为商业重镇，汇聚大批外来商人到此经营，这些商人大多来自山陕地区。他们经营多年并逐渐定居北舞渡，在同当地百姓、官府或其他势力打交道过程，为维护同乡商人的利益，自发以籍贯为纽带聚集在一起组成商业组织，并且筹资建立交流活动和处理事务的场所——商业会馆，称为山陕会馆。

山陕商人有供奉祭祀关公的地方风俗，会馆又称关帝庙。康熙六十年（1721），山陕商人共同筹建会馆，乾隆三年（1738）成为当地的地标建筑。

此后，会馆经历多次修缮和扩建。直到近代，随着京汉铁路的开通，豫中地区的交通运输优势东移至漯河，商户也渐渐迁至漯河，北舞渡因此日渐衰落。

而北舞渡的山陕会馆因缺失维护，日渐残破，后来会馆又饱受战乱摧残，大殿、春秋楼、大花戏楼和铁旗杆等重要建筑均不复存在，现今只留有大拜殿和彩牌楼两处建筑作为文物建筑被妥善保护。

作为舞阳县唯一的会馆，北舞渡山陕会馆与同时期河南的其他山陕会馆相比，规格和规模都算不上最高等级。

北舞渡与同时期的周家口、赊旗镇相比较，经济体量和经济规模相对较弱。这与当地的商业模式有关，北舞渡主要商业是运输行业，其他交易则是转卖、进口外地杂货，贩卖本地农副产品等，因此北舞渡的经济体量不如其他商业市镇。

北舞渡会馆的募款计量大多以千文为单位，平均每次共计约几百两。同时期周家口地区的会馆至少几千两，有时修建耗资甚至超过两万两。由此可见两地的经济实力还是存在明显差异。

总的来说，北舞渡镇身处交通要冲，其经济发展模式在河南地区具有代表意义。

赊旗镇位于南阳盆地，属南阳县。南阳盆地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南北交通要塞。南阳地区的重要性从众多名人评论中可见一斑。

东汉文学家张衡作《南都赋》，称赞南阳是“割周楚之丰壤，跨荆豫而为疆”，地势“武阙关其西，桐柏遏其东。流沧浪而为隍，廓方城而为墉”，宋朝名臣李纲曾评论南阳，“西邻关陕，可以召将士；东达江淮，可以运谷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财货；北拒三都，可以遣救援”。

在交通方面，南阳作为河南的交通要津，是南来北往水陆交通的换乘地。明清时期，南阳居于全国中间位置，从中原地区通往云、贵、川、湖、广必须经过南阳。

并且丹水、白河、唐河等重要航运水道也流经南阳地区，提供便利的航运交通。

南阳庞大的陆路水路交通网络为商业的发展提供支撑，促使明清时期南阳地区会馆相继建立明清时期，南阳地区的繁荣和交通便利吸引着大批商人前来经营，江淮、秦晋之地的商人们纷至沓来，商业运输和交易买卖带动商路沿途城镇的发展，一些城镇因运输业而兴起，赊旗镇最为著名。

赊旗镇又名赊家店，现今名为社旗县。赊旗镇坐落于南阳盆地的赵河、潘河交汇处，两河汇聚成唐河，可南下直达襄樊。赊旗镇的陆路便利，向北可直达汴梁，向东可到北舞渡镇，借助水运，南北皆通。

清朝《南阳县志》描述其为“南船北马”之地，南方商人的货船在这里改走陆路，北方商人的载货马车在这里改走水路，转运业十分发达。

赊旗镇商业盛期有72条商业街，500多家商号，各省商人建立的会馆有10多所，河道停船500余艘，人口多达13万，市场上木材、煤炭、粮油、织物、杂货、药材等各类商货一应俱全，可见商业贸易的繁荣，有“拉不完的赊家店”之赞誉。

赊旗镇作为长途贸易中转的重要市镇，大量外来商人汇聚于此。商业活动通常伴随着竞争，外来商人有时会和当地商人产生经营方面或是利益方面的冲突。

当地商人经常凭借本地人脉、地缘等资源优势对外来商人进行排挤打压。为扭转不利局势，外来商人自发以地缘为纽带联合起来，建立商业会馆，维护成员商业利益。

赊旗镇最著名的当属山陕会馆，有“天下第一会馆”的美称，建筑雕琢精美，气势宏伟，历经 136 年方才完工。赊旗镇山陕会馆由陕西、山西的商人联合筹建，因为共同信奉祭祀关羽，又名关帝庙。

康熙年间，得益于南阳建筑业高超的工艺水平，会馆初建便颇具规模。到乾隆时期，商人实力愈发雄厚，多次对会馆进行扩建。例如，乾隆四十七年（1782）竣工的春秋楼拔地倚天，雕梁画栋，雄伟壮观，民间有“赊旗有个春秋楼，半截还在天里头”的说法。

正是基于当地特殊的地理位置与特点，山陕商人选择此地建造商业会馆，作为其商业版图的重要支撑。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清末的赊旗镇经济衰落，山陕会馆也“会事不振，积弊难反”。究其衰落原因，其一，唐河、白河的水情严峻，旱涝交替，商人们恶意竞争，人为破坏河水流量；其二，京汉铁路通车，取代赊旗镇的转运交通优势。

周家口位于如今的周口市川汇区。明朝以前，此处还是野渡荒地，人迹杳杳。古代周口的城镇多以淮阳为中心而建，人口多聚居于此。

周朝时期，周口属陈国，战国时期，楚灭陈后隶属楚国，楚顷襄王迁都于此，史称郢陈。秦朝，设立陈郡。汉朝，属淮阳郡。

隋朝，归属淮阳郡。唐朝，改为陈州。宋朝，设立淮宁府。元明清时期，周口的行政归属分别是江北行省汴梁路、归德府和陈州府。清朝由于周家口经济繁荣、人流量大，陈州府甚至将管粮州判从淮阳移至周家口。

周家口正式发展始于明朝初年，沙颍河漕运的开通。作为漕运水道沿岸集镇，周家口逐步扩展，将范围拓展到沙颍河两岸。此后，周家口的进一步发展得益于明朝对贾鲁河的疏浚。

朝廷治理贾鲁河导致河道变动，经过朱仙镇、周家口，最后汇入淮河，标志着豫东地区拥有与江南沟通的重要航运水道。

凭借着贾鲁河优良的航运条件，周家口在雍正年间成为中原水陆转运交通的重要枢纽，溯贾鲁河向北，经开封入黄河直达京津；东入沙颍河可到江淮腹地，是南下至江南的商路中重要的一环。

凭借卓越的地理优势，周家口成为南来北往商贾的必经之地，兴盛的转运贸易带动当地快速发展。

同时，商路的繁荣带动沿途的商镇集市，河南中部地区的商品经济得以发展。周家口的兴起在地方县志中也有详细的描述，原本“旧在沙河南岸，仅有子午街一道，居民数家”，清朝社会稳定后发展为“舟车辐辏，烟火万家，樯桅树密，水陆交会之乡，财货堆积之薮，北通燕赵，南接楚越，西连秦晋，东达淮扬，豫省一大都会也”。

可见因交通航运，周家口从小村落转变到大都会，时间之迅速。周家口的崛起有赖于贾鲁河航道的兴盛，发展在康雍乾时期达到顶峰，此后贾鲁河河道淤积、航运不兴，周家口也逐渐衰落。

作为商业重镇，周家口曾出现大量会馆，外来商人之所以选址于周家口，地理交通是主要原因。

坐落于沙河、颍河和贾鲁河三河交汇处，周家口水系航运发达，正是连接长江、黄河两大水系流域的要地。除航运发达外，周家口四面分别连接淮北平原、豫南平原和豫东平原，陆路极为畅通。作为水陆交通枢纽，自然得到商人的青睐。

另外，河道水量的变化也是原因之一。周家口下游的江淮水系，水量充沛，水急浪大，因此从江南北上的货船多采用尖头设计，可以增加吃水深度和破浪能力。

行驶至周家口后，水量分散，南方货船航行于沙颍河或贾鲁河不再适合。为了继续沿水路通行，商客必须转乘吃水浅、平底宽长的浅船，方能继续航行。

正是河道水量的改变导致商人、商货的转乘需求，周家口的船只转运、装卸等业务尤为发达。基于以上原因，外来商人在周家口设立会馆的意愿逐步加强。

明清时期，周家口共建会馆有十余所，它们规模大小各不相同，建筑风格各有特色，侧面反映出当时的建筑水平和经济能力。

其中，秦晋商人筹建的山陕会馆，江西商人修建的万寿宫和徽商建造的江南会馆均属于规模较大的商业会馆，这些会馆代表了当时周家口较高的经济水平和举足轻重的商业地位。

在众多外来商人中，山陕商人实力最强，先后在周家口筹建了两所会馆。如同北舞渡镇和赊旗镇一样，周家口的山陕会馆供奉有关公，称为关帝庙。

如今周口市的关帝庙就是清朝周家口北岸的山陕会馆，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开始建造，历经多次扩建和重修，最终在咸丰二年（1852）竣工，历时共159年。

会馆的历次修建耗资巨大，嘉庆五至七年（1800-1802）修建春秋阁和歌舞台,耗银二万余两；嘉庆末至道光初的增修开支二万余两；道光十六至十八年（1836-1838）重修,费银26000余两。修建完成的会馆金碧荧煌、丹楹刻桷，展现了当时周家口商业经济的辉煌。

朱仙镇与开封的关系紧密，两者相距不过20公里。现今朱仙镇归开封市管辖，历史上朱仙镇的经济发展也和开封息息相关。

朱仙镇和开封起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春秋时期，朱仙镇东部是郑国军事重地，启封，意为“启拓封疆”，此地名亦是开封的名称来源。

其规模大于当时的仪邑（今开封位置）。后经梁惠王迁都，仪邑发展成为大梁。秦汉之际，两者的地位并无高下之分。汉时为避汉景帝刘启讳，启封县改名开封县。

隋朝，经隋炀帝开通大运河，大梁的地位骤升成为汴州的治所所在。唐朝，启封故城（时开封县）逐渐衰落，人口稀少，遂被废弃，其治所与大梁合二为一，统称为开封，与当今的地名相一致。同时，启封故城西边的朱仙镇则渐渐兴起，取代启封成为新的人口聚集区。

根据历史记载，朱仙镇崭露头角和繁荣兴起要追溯到宋朝开封的发展。北宋时开封作为国都，水路纵横、经济发达、人口稠密，是当时最为繁华的大都市。

伴随城市的繁荣，对物资的需求增多，在古代交通运输条件下，水路运输成本低廉是最佳的选择。

因此北宋统治者开通数条运河以满足物资运输的需求，其中一条运河就经过朱仙镇，朱仙镇因此而成为开封南部地区的重要航运要津。正因为其交通关键所在，通常也被作为战略要地，宋元史书中多记载军队驻兵于朱仙镇的例子。

然而宋朝以后，因黄河水患，开封地区水路不复通畅、运河改道，朱仙镇也随之衰落。明朝，贾鲁河的正式完工，由中牟一路向南，连接朱仙镇，进一步连通淮河，朱仙镇的地理位置上升。

当时开封不仅是河南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核心区域，更是全国中心地区的重要城市，与西北、华北、华中等地相互联系，路路通达，八荒争辏，为天下之枢。

朱仙镇成为开封城漕运的外部集散地、南部重要水陆交通码头，承载运输货物功能。还是通往淮河地区的主要通道，因此得以快速发展。《祥符县志》称：“朱仙镇，天下四大镇之一也，食货富于南而输入于北……最为繁夥”。

由此可见，贾鲁河的通航之机，便是朱仙镇商业崛起、商人汇集、会馆建立之时。清朝，朱仙镇规模布局合理，街道整齐宽阔，商户店铺种类繁多，商品种类齐全丰富，共有32类、620多家店铺。

无论是山西、陕西运来的毛皮、木材、金属，或是湖广的茶叶、纸张，抑或是京津的食盐、杂货，都能够在朱仙镇找到。

作为水陆交通要道，食品杂货集散地，朱仙镇的经济辐射能力甚广，众多城镇纷纷从朱仙镇购买货物。商业会馆也如雨后春笋，纷纷建起。

朱仙镇现存的会馆位于镇西北角，由山陕两地商人合力建设，因祭拜关公，俗称关帝庙，又因与岳王庙相邻，也被称为关岳庙。

该会馆最初由山西商人在明朝嘉靖年间所建，到清朝已破败不堪。山陕商人联手出资重建。

因朱仙镇位于贾鲁河畔，黄河多次泛滥，都对该会馆造成相当破坏，商人多次筹资修缮。出资数目之大，重修次数之多，在当时河南地区会馆中名列前茅。

除朱仙镇山陕会馆外，镇中还坐落着时称小关帝庙的山西会馆，名为天后宫的福建会馆等。这些会馆作为商人经济来往的平台，在维护当地商业秩序和促进商品交易等方面都起着积极作用。

每逢佳节假日，朱仙镇各个会馆都会举办庙会，既是祭拜神明的章程，也为当地民众提供游艺玩耍、逛街购物的场所，勾勒出朱仙镇热闹繁荣的胜景。

综上所述，足以见证当时会馆商人资金之富裕，会馆修建之宏大，侧面印证朱仙镇“商业之盛甲于全省”，在鼎盛时期经济实力和经营规模丝毫不逊色于开封。

然而，自道光二十三年（1843），黄河多次决堤对朱仙镇造成巨大破坏，不仅造成大批建筑、田地损坏，还对当地的生态环境破坏极大，导致出现动植物死亡、土地盐碱化等重大问题。

最重要的是，贾鲁河河道的淤塞问题，直接断绝朱仙镇的航运能力，朱仙镇的衰落无法挽回。

通过明清时期河南四大市镇及会馆的发展，可以直观发现，这些市镇所在地河流流经、取水方便、交通便利，因腹地广阔、贸易发达形成商品交换和集散的中心，并且都属于水陆两运型市镇。

通过对比分析可以清晰地发现，在这类河运中心市镇角色形成和扩散过程中，畅通的水陆交通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市镇商贸功能形成和扩展的驱动力。

正是由于市镇所处地理区位和自身辐射状况的差异，造就了单个中心市镇经济空间的明显差异，从这些市镇所在地会馆的数量及规模也可以支撑上述判断。

作为大的水陆交通联运码头，并且都以物资的转运为主,自身经济基础比较薄弱，这类中心市镇兴起迅速，另一方面衰落也就更快，与之密切相连的会馆与市镇的发展轨迹呈正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