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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志愿军从朝鲜凯旋而归，时任一一五师师长的王扶之，再一次萌发了回乡的念头。自从参加革命，王扶之已经18年没有回过家乡，他的老父亲始终被他记挂在心头。

于是，王扶之给上级打了探亲报告，申请批下来后，王扶之为了惊动地方，没有带警卫员，也没有穿军装，一个人买了一些简单的礼品，就踏上了回乡的路途。

经过一番辗转，王扶之抵达家乡的县城。那个时候县城到农村还没有通车，王扶之只得扛着行李往村里走。就在这时，王扶之看到一位老农赶着驴车从身边走过，他灵机一动问老农去哪。

巧合的是，老农要去的地方正好就是王扶之家所在的村子。于是王扶之便请求搭便车，老农也欣然同意。

“老大爷，您今年多大了？”王扶之坐在驴车上，和老农寒暄着。

老农回答说：“62啦！”

王夫之又问老农家里情况怎么样，老农也打开了话匣子，说如今家里都分了田地，穷苦人都翻了身，就是自己有个儿子，12岁就离开家闹革命去了，到现在连个消息都没有，不知道是死是活。

老农说着，眼神便黯淡下来。王扶之听完却心里一怔，这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巧合的事情，老农和自己家在同一个地方，自己12岁参加革命，老农的儿子也是12岁参加革命，这些情况不都和他一模一样吗？

不知不觉，驴车已经到了村口，王扶之跳下车来，心中还是有些疑惑。离开前，王扶之鼓起勇气问老农：

“大爷，您儿子叫什么名字？”

“我娃啊，叫王硕。”老农脱口而出。

那一瞬间，王扶之才明白过来，眼前的老农正是自己的父亲。曾经年富力强的父亲，已经变得如此苍老，竟然让他没有认出来。

王扶之原名王硕，家里世代是贫苦农民。在他五岁那年，母亲不幸病逝，王扶之便一直跟着父亲生活。后来家里实在生活窘迫，王扶之的父亲只好离开家乡，前往延安远房亲戚的地主家打长工，留下了王扶之随着爷爷生活。

等王扶之稍大一些后，父亲将他接到了延安，给地主家里放羊，到一些富农家打工。正是在这个时期，王扶之的父亲四处求人，将王扶之送到了私塾读书。

虽然只读了3个月的时间，但这点文化却让王扶之日后受益匪浅。

1935年，村里来了支红军队伍，不抢钱不抢牲口，还帮着老百姓扫院子、挑水。12岁的王扶之第一次觉得，红军部队令人可亲，便萌生了当红军的念头。

王扶之随便找到一名红军，说自己想跟着他们走。那名红军见王扶之一脸稚气，疑惑地问他多大年纪。王扶之担心自己年纪小，人家不肯收，灵机一动反问道：“你看我有多大？”

“有十六七了？”

“还真差不多。”

就这样，王扶之“蒙混过关”，踏上了军旅生涯。临行前，王扶之和父亲挥泪道别，朴实的父亲知道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义无反顾地支持儿子参军。

来到队伍后，王扶之被编入“少共营”。登记花名册的文书顺口说了一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大厦倾危，国人扶之。”让王扶之心里一动，决定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扶之”。

说是当红军，王扶之刚入部队的时候，连把自己的枪都没有，唯一的武器就是一杆梭镖。也就是靠着手里的梭镖，王扶之从国民党军的手里缴获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把枪。

1936年，因为有点文化，王扶之被调到测绘集训队学习，当了一名测绘兵，之后又历任通讯参谋、作战参谋。一次次的角色转换、一次次的浴血奋战，让王扶之对战场有了更深的感悟。

抗日战争结束后，解放战争很快展开。王扶之随部队从江苏打到东北，又从东北打到海南，转战了全国15个省份，在战斗中屡获战功，从青年一步步成长为战斗中坚。

1949年，随着国民党败逃台湾，新中国成立，王扶之就想回家看看。离家15年，王扶之虽然连一封信都没寄回去过，但他始终惦记着家乡的老父亲。然而，正当他准备启程时，朝鲜战争爆发了。王扶之出任一一五师副师长，率领部队在朝鲜的土地上打出了雄风。

1952年，王扶之正在作战室的坑道中和战友研究工作，不料“轰隆”一声巨响，一颗炸弹在作战室顶上爆炸，坑道被炸塌了。爆炸的一瞬间，王扶之感到被一股凶猛的力量一推，立刻失去了知觉。

等王扶之醒来的时候，四周一片漆黑，耳朵里嗡嗡作响，一条腿被木头和岩石压着动不了。当王扶之意识到自己还活着时，开始急切地呼唤刚才和自己同在作战室的七名战友。

结果只有两个人发出了微弱的声音，其余五人都没有回应。

过了一会儿，王扶之弄清楚他们是被气浪推进了坑道的洞底，被坍塌的土石埋在了下面。由于和其他两人有一段距离，无法相互帮助，王扶之就一边鼓励他们自救，一边奋力将自己压在自己身上的土石扒开。

几个小时后，王扶之终于从土石下挣脱出来，又急忙帮助其他两名同志脱身。为了和外面联系，王扶之摸黑找遍了所有的电话，都无法通话，又试着敲打脸盆、水桶发出声响，但都没有效果。

此时彭德怀和三十九军军部得知王扶之被埋，都指示要想尽办法救人。三十九军副军长亲临现场，冒着被敌机轰炸的危险，紧张地实施救援作业。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虽然都在不停地挖掘，但心里都非常清楚，王扶之等人生还的希望渺茫。

为此，政委让警卫连找来几个大坛子，准备存放烈士遗体，三十九军军长也向志司发出电报，表示王扶之等同志生还无望。彭德怀看到电报当即指示：“就是牺牲，也要找到遗体，送回祖国安葬。”

在志愿军总部的干部花名册上，王扶之的名字后面被注明了“牺牲”二字。

就在工兵连继续不停地挖掘时，忽然发现有两只苍蝇从石缝里飞了出来。工兵连副连长狂喜，立即向师首长作了汇报，说苍蝇能活，人就能活。师部立即决定再增派人手，加快救援速度。

当天晚上，在被埋38个小时后，王扶之等三人成功获救，其余同志全部牺牲。消息传到军部后，军长激动得热泪盈眶，当即指示将王扶之等三人送到军部初步治疗，缓解之后再送回国内进一步治疗。

彭德怀听说王扶之等人还活着的消息，也不禁感叹：“这真是个奇迹！”

抗美援朝结束后，王扶之想到自己在朝鲜战场上险些丧命的经历，决定立即回乡看望老父亲。却没想到自己和老父亲偶遇，竟然没有认出来。王扶之一边喊着父亲，一边痛哭着跪在地上，老农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赶车载了一路的年轻人，竟然就是自己的儿子。

老农将王扶之从地上扶起来，细细端详了一阵，虽然王扶之容貌发生了一些变化，但还是依稀能看出小时候的模样。确认了身份，王扶之和父亲抱头痛哭，父亲激动地连声说：

“我娃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

王扶之让父亲坐上驴车，自己则在前面赶着车，一对久别重逢的父亲，一同往家的方向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