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地区环境复杂，这里不光是国内最大的城市，还是各方势力暗战的地方，包括了中共地下党、国民党的中统和军统、汪伪政府的“76号”特务组织、日本特务机关、上海本土青帮势力等。
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下，有一个人却有着多种身份，他是上海青帮的弟子，也是军统和中统的重要成员，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又加入了汪伪政府，并且受到过日本天皇的接见，更重的是他还和中共地下党也有联系。
1911年3月，袁殊出生于湖北黄冈，原名叫袁学易，他的父亲袁晓岚是一个秀才，母亲贾氏的娘家是盐商，家里特别富裕。
袁殊
清末的时候，全国到处都在闹革命，在这种情况下，袁殊的父亲袁晓岚加入了同盟会，成为一个革命党人。虽然袁晓岚有大义，但他为了自己的理想，根本不管家里妻儿的死活，在“武昌起义”爆发后，就带着妻子的嫁妆，跑到武汉去闹革命，把年幼袁殊交给妻子独自抚养。
幸好贾氏的娘家富裕，平时可以接济娘俩，如果靠袁晓岚的话，早就饿死了。
1919年，袁殊的外公和外婆去世，而不靠谱的父亲袁晓岚，在新加坡宣传革命的时候，把腿给弄伤了，只好返回上海。母亲贾氏为了和丈夫团聚，就把家产卖了，带着袁殊和弟弟，一起到上海和父亲团聚。
由于袁晓岚一直在闹革命，过着刀尖上舔血的生活，根本没有能力照顾袁殊母子，当时母亲贾氏的三妹，正好也在上海，所以袁殊母子三人，就在三姨家里生活。袁殊从小聪明，三姨夫很喜欢他，于是就把袁殊送到学堂读书，让他接受教育。
等袁晓岚的伤好了，通过革命同志的帮助下，在上海找了一份稳定的工作，这时候他居然和自己的女学生好上，对袁殊母子不管不问。不久后，三姨家里经济困难，袁殊母亲贾氏为了生活，就在一家私人学校，教工人读书写字，赚一些生活费。
没有学上后，十多岁的袁殊只能在大街上给人擦皮鞋和捡破烂，后来在三姨夫表弟的帮助下，袁殊被送到印刷厂当学徒。在印刷厂当了一段时间学徒后，袁殊对母亲说自己想读书，母亲说想读书的话，只能自己去找父亲袁晓岚。
之后在袁晓岚朋友袁绍先的帮助下，袁殊免费进入上海立达学院，在那里学习的几年时间中，袁殊接受了很多进步思想。
袁绍先
1925年，“五四运动”爆发，当时年仅十四岁的袁殊，居然是立达学院的学生代表和宣传员，和同学一起参加游行，也是这个时候他把自己的原名袁学易改成袁殊。
1926年，国民革命军江南革命司令胡定一，是袁晓岚从前的革命战友，通过父亲袁晓岚的推荐，袁殊到胡定一身边当贴身秘书，还帮胡定一给胡宗南送信过。
1927年3月，胡定一去往南京的时候，把袁殊也带在身边，因此袁殊加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七军，在政治宣传处当少尉股员。结果一个月后，蒋介石就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北洋的“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率兵反攻南京，结果没有成功。
由于第二十七军和孙传芳有联系，所以被国民政府强行解散，袁殊又跑到地十七师任职，没有多久就升为中尉军官。
孙传芳
1928年，袁殊离开部队返回上海，加入了高长虹组建的“狂飙社”，这个组织没有政府背景，属于民间组织。
1929年，袁殊去往日本留学，学习日语和新闻编辑。
1931年，袁殊从日本回到国内，在上海创办了《文艺新闻》。当时“左联”很多成员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害，而报社根本不敢报道这件事，“左联”书记冯雪峰找到袁殊，他二话不说，直接把这件事登报出来，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也是在同一年中，中共特科的顾顺章叛变，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遭受到巨大破坏，袁殊引起了潘某的注意，在冯雪峰的介绍下，袁殊认识了潘某。10月，袁殊成为特科的情报员，王子春是他的单线联络员。
1932年，袁殊的表哥贾伯涛，是黄埔一期的毕业生，由于贾伯涛之前受到过袁晓岚的帮助，所以贾伯涛就推荐袁殊加入中统。当时袁殊表面身份是记者，他在南京的记者招待会上认识了驻沪日本副领事岩井英一，正好袁殊也日本留学过两年，因此和岩井英一比较聊得来，袁殊假意成为岩井英一的情报员。
袁殊
在此后的两年时间内，袁殊一直通过自己的关系，从日本人那里套取情报，然后汇报给中共和中统，因此中统头目吴亚醒很看好袁殊。
1934年5月，袁殊被上海青帮老大曹幼珊收为关门弟子，成为和杜月笙一个辈分的青帮弟子，身上有了一些江湖色彩。
1934年底，袁殊因为父亲袁晓岚老国民党员的身份，被中共地下党组织不信任，所以被取消了共产党员的身份。
1935年初，袁殊和在中共地下党的上线王子春联系，可是怎么也见不到王子春，这让他非常的慌张，于是他找到夏衍，请他给中共地下党组织转交一份信。因为袁殊已经被开除出共产党，经过一番考虑，夏衍还是决定帮袁殊，于是把袁殊的信件交给地下党组织在上海的负责人蔡叔厚。
当时蔡叔厚被调入第三共产国际特工组织任职，所以袁殊也意外成为第三共产国际的特工人员，蔡叔厚帮袁殊找了新的上线接头人。
沈醉
1935年，“怪西人”事件爆发，军统特务沈醉抓捕了第三共产国际的陆海防，和第三共产国际的代表华尔敦，由于陆海防的出卖，导致当时上海著名的影星王莹和袁殊都被捕了。当时远在湖北老家的袁晓岚，听说儿子袁殊被抓了，不顾自己病重的身体，去找老朋友陈立夫帮忙，后来在陈立夫的关照下，袁殊以“文化罪”被判处两年刑期，关押在湖北的监狱里面。
后来袁晓岚去世，袁殊居然还出狱回老家料理父亲的后事，等父亲的后事处理好后，他继续在监狱里面服刑，不久后通过陈立夫的关照，袁殊被提前释放。出狱后，军统的人让袁殊去找陈立夫，可他不想再加入中统，于是返回上海，但已经和中共地下党失去了联系，他选择去日本继续留学。
戴笠
1937年初，袁殊回到国内，重新加入了中统，在和冯雪峰取得联系后，以非党员身份向潘某传送情报。6月，戴笠亲自接见袁殊，从此袁殊和军统也有联系。
抗日战争爆发后，潘某找袁殊帮忙救“怪西人”华尔敦，于是袁殊找到戴笠，戴笠没有怀疑袁殊的身份，只是认为他是个情报贩子，再加上苏联的压力，戴笠答应释放华尔敦。不久后，袁殊正式加入军统，成为军统局上海区国际情报组组长，在“淞沪会战”期间，袁殊还假扮成日本学生，到日军后方搜集情报。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戴笠让袁殊留守上海，成立特别行动组，专门来惩治汉奸，他率队破坏了日军的军事仓库，被军统总部嘉奖。在上海潜伏期间，袁殊把获得的日军军事地图，撕成一张张夹带到报纸里面，然后交给了潘某，恢复了和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联系。
李士群
1938年，袁殊准备暗杀汉奸李士群，结果遭到叛徒出卖被捕，当时岩井英一日本情报机构在上海的特务头子，在岩井英一的帮助下袁殊被释放，从此开始为“日本人做事”。
由于袁殊的办事能力强，他赴日办事期间，受到日本天皇的接见，这让汪伪政府内部的汉奸很嫉妒，但在岩井英一的推荐下，袁殊进入汪伪政府工作，担任伪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兼伪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1939年，岩井英一回到上海，袁殊又回到他的身边。6月，袁殊和潘某在香港见面，袁殊询问自己党员身份什么时候确定，潘某不知道如何回答。11月，岩井英一建立了“兴亚建国运动”，袁殊利用这个机构，保护了中共地下党在上海的电台。
潘某
1941年3月，袁殊担任日伪的“清乡团团长”，在任职期间，袁殊用自己的权力护送了不少中共党员，安全的到达延安，使镇江成为中共情报人员的转移通道。袁殊还给潘某办了特别通行证，可以在日占区通行，由于只有潘某少数几人知道袁殊的特殊身份，所以每次袁殊以“清乡团团长”身份，配合日军扫荡江南抗日根据地的时候，都以为袁殊是一个铁杆汉奸。
7月，袁殊把日军和苏联有关的情报交给潘某，潘某第一时间把情报汇报给延安，再由延安把情报交给苏联方面。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当时潘某想让袁殊帮忙，希望把一些滞留在香港的民主人士转移到抗日根据地，于是袁殊利用和岩井英一的关系，办理了很多通行证，让这些民主人士顺利到达安全区。
袁殊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军统的戴笠任命袁殊为军统直属第三站站长，这时候的袁殊在变卖家产，把所得的钱财都交给了中共地下党组织。
1946年初，袁殊去往解放区，这下子军统才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于是通缉袁殊，由于特殊的经历，袁殊把名字改成第“曾达斋”。
1947年，袁殊重新入党。
1948年，袁殊继续在情报部门工作。
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袁殊负责研究对港贸易问题，居住在北京。
1965年，因为特殊原因袁殊被捕。
1980年，袁殊被释放，确认为无罪。
1987年，袁殊在北京去世，葬于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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