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我国现代作家、“蜀中五老”之一马识途的首任妻子，也是一名伟大的母亲。

2022年1月，马识途出版散文集著作《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

书中一篇《伟大的革命战士的母亲》将第一任妻子不屈不挠、顽强抗争的模样生动刻画，尽管1岁女儿的生命遭到敌人威胁、也不愿透露实情的模样引得千万读者热泪盈眶。

最终带着孩子奔赴刑场，自此天人永隔。

在这个寒风凛冽的冬日，她炽热滚烫的鲜血挥洒在中国大地上，书写出革命烈士的坚定信念与坚韧意志。

正当她怀抱女儿、一步步向刑场靠近，做好慷慨就义准备之时。

敌人恶狠狠的将年幼的孩童从她的手中扯出，狠狠抛至一旁的草地。

听着女儿的嚎啕大哭逐渐微弱，她心如刀绞却又无可奈何，只能不停祈求着女儿拥有一线生机。

可这几乎是痴人说梦——在这片人迹罕至的刑场，生活都无法进行自理的孩童如何能够逃出生天。

幸得上天眷顾，昏厥的女孩并未引起敌人重视。

他们调侃着女人英勇就义的愚蠢行为，嬉笑着离开了这片被鲜血染红的土地，任由女孩自生自灭。

时隔多年，陪伴母亲度过人生最后一程的女孩长大成人，走上了与她一样的道路、成为了一名优秀的革命志士。

直到失散多年终于寻来的父亲对她讲述了母亲的英勇事迹，她才终于得知被母亲“抛弃”的真实原因，内心的波澜久久难以平息。

她看着父亲斑白的两鬓情难自已，千言万语汇做一句誓言。

“我会继承母亲的革命意志，将革命进行到底。”

1915年，刘惠馨出生在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县，家中排行老三，拥有两个姐姐、三个弟弟以及一个妹妹。

她的父亲刘坎自国民党陆军大学毕业，曾先后担任航校教官、代理县长，母亲曹隽卿是一名温柔贤惠的家庭主妇，悉心照料着一家生活。

自幼时起，刘坎的行事作风与学识眼界便深深的影响着刘惠馨，她自然而然的将伟大的父亲视为自己的榜样，不自觉的模仿着其热爱读书、自省自强的种种行为。

在这样的耳濡目染下，刘惠馨的学习天赋得到了充分发掘，并在1929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南京女子中学。

女儿的勤奋努力让刘坎、曹隽卿夫妻二人倍感欣慰，遂对其要求越发严格，希望能将女儿培养成报效祖国的有用之才。

而刘惠馨也并未辜负父母的期望，在学校中，她的各科成绩十分优异，更是打破当时“女子难学数字”的谣言，数学、物理双优，外语成绩也名列前茅，多次斩获学校奖学金。

随着年龄逐渐增长，刘惠馨逐渐懂得了“知识强国”的重要性。

眼见我国局势动荡不安、百姓深陷水深火热之中，她的胸腔之中燃起一股熊熊热火，渴望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怀揣着这样的伟大志向，1934年，刘惠馨踏上了“工业救国”的道路，毅然前往南京中央大学工学院电机系攻读机械工程专业。

作为电机系的唯一一名女生，刘惠馨备受同学们瞩目，无数同学都为她的选择惊诧不已、赞叹连连。

同龄人的关注并没有引起刘惠馨的注意，她一心投身于学业无法自拔。

但随着革命斗争的浪潮逐渐兴起，南京中央大学内也涌现了大批爱国学生策划的积极运动。

1935年，受到革命思想影响，刘惠馨投身于“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与数千名学生一起走上街头示威游行，高举爱国旗帜、高呼爱国思想。

这是我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也是她首次参与到革命事业中来。

红色革命行动令刘惠馨心潮澎湃，她在游行结束后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学联秘密小组”，在不断的革命活动中逐渐明白了拯救中国的真正道路——建立人民政权、跟着共产党走。

选错了救国途径固然可惜，但无论何时加入中国共产党都不算为时已晚。

此后，刘惠馨开始接受共产主义，坚定地走上革命道路。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全民族抗战同步进行。

正在大学读书的刘惠馨毅然放弃学业，与许多同学们投身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工作服务团中，在南京进行抗日活动。

也就是在这里，她与马识途逐渐熟络、越发亲密无间。

南京沦陷前夕，刘惠馨与马识途一并撤离至武汉，并进行了“复学登记”，前往重庆进行学习。

但随着我国战事越发吃紧，复学不久的两人再度辍学，经过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董必武推荐来到湖北黄冈市红安县七里坪参加党训班的学习。

随着党训班的学业顺利结束，刘惠馨对于革命运动有了全新的行动——她摒弃了曾经有关知识分年子的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自此开始脚踏实地的深入工农群众当中开展革命工作。

1938年2月，刘惠馨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员，完成了从爱国青年到无产阶级展示的蜕变，并被委以“组织群众、壮大革命力量”的重任。

在鄂西南的建始县，刘惠馨认识到了什么叫做阶级斗争——她们原定的任务计划是使用农村合作社的身份进行掩护，从而发动群众革命。

但是，当真正踏足此地、深入了解情况以后，刘惠馨才明白，农村合作社不过是国民党用于粉饰剥削、欺骗民众的幌子，遭到当地百姓深痛恶绝。

不借助合作社身份就无法开展运动，借助合作社身份将遭受百姓鄙夷。

刘惠馨一时间陷入两难的境地。

为了完成任务，她与一同来到当地的战友们另辟蹊径却操之过急，还未完全扎根便不幸暴露，无奈只能返航。

经历这次失败，刘惠馨真正明白了革命运动究竟如何开展，也为她接下来的优异表现打下了坚实基础。

1939年5月，刘惠馨自荐来到苏北发展游击战工作。

吸取了上次的经验，她乔装成为一名农村妇女，深入到农村群众当中，凭借自己的真诚朴实得到了当地百姓的认可，党的工作顺利进行。

与刘惠馨的步调一致，马识途自她参与革命事业以后便一直伴其左右，两人逐渐在朝夕相处中产生了感情。

恰逢此时由于工作需要，组织批准两人结婚，并要求刘惠馨扮演农村家庭妇女以掩护从事特委机关工作的真相。

工作方式的转变令刘惠馨有些无所适从，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抗争，她很快就适应了自己的“新身份”，出色的完成了任务。

1940年12月，刘惠馨与马识途的女儿在五峰山杨湾医院诞生。

因此时处境艰难险恶，刘惠馨未能将女儿托付于熟人寄养，便匆匆带着她一起紧急疏散。

但由于党组织内部出现叛徒，母子二人于1941年1月20日下午遭到国民党特务逮捕。

为了从刘惠馨口中获取有用信息，国民党特务曾多次对其进行严刑拷打，疼痛感让她几度昏死，却从未想过暴露组织。

很快，残酷的日本特务又想到利用刘惠馨“女流之辈”的优柔寡断与母性使然，企图通过迫害她的女儿获取有用信息，但均以失败告终。

1941年11月，眼见无法撼动刘惠馨分毫，日本特务最终失去耐心，将母女二人一同押至到湖北省施恩市施恩城方家坝大田垭口的石灰窑内，欲将其杀害。

看到刘惠馨死死抱着女儿、慷慨就义的模样，日军遂将女儿从她怀中抢过，一把摔在窑外的草坪上。

听着女儿撕心裂肺的哭嚎，刘惠馨心如刀绞却无计可施，极力掩饰内心的悲伤、从容赴死。

好在，逐渐失去声响的女儿并没有引起日本人的注意，她最终被路过此地的好心村民吴有华、王素珍夫妇营救，得以幸存。

夫妻二人为其取名“吴翠兰”，含辛茹苦的将其抚养长大。

尽管从事电话工人职业的吴有华夫妇生活条件极为艰苦，但仍旧竭尽所能的将吴翠兰送去读书。

直到1960年时，已经进入北京工业学院、成为大学生的吴翠兰才与父亲马识途成功见面。

在父亲口中，吴翠兰得知了母亲的英勇事迹，也明白自己如今的选择一定是冥冥之中的定数——26岁英勇就义的母亲的顽强意志，将在自己身上得以延续。

1964年9月，吴翠兰以母亲刘惠馨作为榜样，坚定不移的走上了建设祖国的革命道路，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员。

大学毕业以后，她又投身国防事业，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1981年8月，吴翠兰在父亲的带领下，携带着两个女儿前往施恩五峰山烈士陵园祭奠母亲。

看着母亲的墓碑，她在心中默念。

“可以告慰母亲的是，您的女儿、外孙女没有辜负您的期望，正在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而努力学习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