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占海/文
东北军士兵
一、我进入学生队
1931年1月，我离北平到沈阳，找我两位表兄，他俩都是东北军第七旅旅长王以哲的同学，一位是该旅的参谋处长，一位是副团长。本来想送我投考讲武堂第十一期，因我文化水平低，不够投考条件，随将我送入第七旅的教导队入伍受军事训练。教导队有两个队，一是学生队，一是军士队。我进了学生队，生活、训练都很艰苦。队长武泉远(抗战时当过陈诚十八军的少将参谋处处长)是讲武堂第十期毕业的。学习的课程都是日式的典范令，生活是两餐秫米饭和白水煮茄子。然后在菜汤里加些花椒油。我有个好条件，就是每到假日我到表嫂那里吃两顿好饭和休息一下。她看我太苦，就对我说，我看你太可怜了，要不去跟你表兄去当护兵吧。我怕得罪她，于是说如果真受不了我再回来。可我心理却下决心坚持到底。后来逐步的习惯了军队生活，这时旅部副官处长刘振声喜好京戏，组织了一个俱乐部，请沈阳市教戏的老师(姓名忘记，据说还是青红帮头头)，在我队同学中有两位唱京戏青衣的同学(一位是旅长卫士，一位是上士文书)，起初我没有正式参加，只是偷着学唱，后来由于我嗓子好，所以刘振声要我陪他演唱。在此我已学会三出戏，《坐官》、《二进宫》、《六月雪》。
二、九一八事变
我们第七旅所属3个团，第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代理)，第六二〇团团长是王铁汉(后来是朱芝荣，即我表兄)，第六二一团团长是副旅长何立中兼任，当时他不在旅，正在北平张学良行营任职，后升任第十旅旅长，接替何柱国。我们教导队预定10月间结业。不幸在9月18日晚11时许，日寇进攻北大营的西营房，营房的不远处就是日本经营的南满铁路。连长传达上级命令“不准抵抗”，军士们听到西营房的枪声，各个气愤异常，手中没有枪，因平时训练在收操后把枪械都送入枪械房，而队长怕军士们拿枪战斗，他就坐在枪械房门前，不叫军士们取枪。在这样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军士们从枪械房窗户口跳进去取枪，军官们无法阻挡，也拿起枪来准备自卫战斗。当晚的口令我还记得清楚是：“是——南”。
西营房枪声密集，约20分钟后，我们学生队有枪没有子弹(平时训练不发给子弹)，甚是着急和战斗情况不明。这时队长说，谁报名去西营房侦察情况，连着问了3声没有人应声，我说我去。在我带动下接连有好几个人报名，但队长没叫我去(可能是因我表兄朱芝荣的关系)。派去3个同学侦察，结果回来一位受了重伤，那两位可能是阵亡了(去侦察的才发了两排子弹)。队长跟上级请示后行动，也没联络上，于是决定把两队人员带出北大营，天明时到东山嘴子讲武堂附近希望向他们靠扰；这时他们早就走了。我队到达南扎木以后，部队就解散了，各奔前程自寻出路，我回到第六二一团第二连刘培连长处，因他是我表兄的旧部关系收留我在他连里。我部一面警戒一面向关内撤退，辗转周旋两个来月，才到达沟帮子上火车进关，在山海关车站看到是日本兵站岗，我们战斗兵各个气愤，情绪紧张得就要开枪，连长命令我们在车厢里坐下，不准站立。车开到京张铁路康庄站下车后，我营临时担任昌平县至康庄段的护路任务。这时天气寒冷，我连官兵物品都丢光了，只有一件棉衣，旅长王以哲向张学良司令部要了一列火车皮去山西大同拉了几趟煤，换成钱，在清河毛纺厂买了一万多条毛毯发给我们。
因我是教导团出来的，命我担任该连一排四班的副班长，部队生活很苦，士兵每人每天3分钱菜金，两顿窝头，每周才有一天吃战备粮(白面和大米或小米)，在康庄驻防要到北平去买菜，因我在北平有家，派我当采买，买一越菜要3到5天，我们是护路部队，来往比较方便。3个月后我营调回清河大楼营房整训。第七旅旅长王以哲升任第一〇七师师长，进关后按中央给予的编制，王以哲师长升充第六十七军军长，第一 七师师长刘翰东，第一 一师师长何立中，第一七师师长吴克仁。另外还有炮兵第八旅和一个工兵团。参谋长王铁汉。
王以哲在长城前线
三、长城抗日
我团在清河整训了4个月，加紧训练，由团里挑选精悍士兵成立刺枪连、大刀队、武木队，这些特别训练的近战部队，还到北平进行表演并摄了纪录影片。1932年7月中旬驻热河的汤玉麟部与日军作战不利，命我师急行军布防古北口，出发前司令官万福麟给部队讲话，别的话都忘记了，只记得有这样一句话：俺们吃的是老张家的饭，就得给老张家干。从北平至古北口200多里，3日夜我们就赶到了。日夜行军，天气又热，我班班长开了小差，我当了正班长，至10月间看到孙殿英的部队和爱国青年组成的部队，经古北口去热河转道东北各地敌后游击。他们部队粮草不足，我营还派我带人下乡为他们征集粮草。12 月间张学良陪同宋子文乘汽车去热河，经古北口时，在楼外楼住了一夜，营长派我带一个加强班为守卫。据说张、宋二人到热河后，被汤二虎(玉麟)骂了一顿，说他们不抵抗，白白送掉东北三省。回来时他们没有走古北口。1933年1月热河失守，汤部败逃。日寇继续南犯，我部奉命占领口外70里的青石梁一带的防线，并通知坚持两天后由中央军来接防，但我们守了一周，未见中央军接防。天气很冷，由北平运来的大饼等，都冻成冰块嘴咬不下来，山上下一片白雪，我们翻穿皮袄，坚持战斗，7天战斗中我班只阵亡一名士兵。撤退时，团派我营掩护，营派我连，连派我排，排又命我的机枪班掩护撤退，我率领的机枪班就地掩护部队撤退至大山后再逐步撤出战场。当我班撤下后，已找不到部队，转道一个山口的公路口时，发现日寇装甲车约一排停在山口处，我班未被敌人发现，因我曾在这一带催过柴草，地形比较熟悉，经过一日夜，我班才到达古北口，在路上我班还捡到我军遗弃的轻机枪一挺。我团在古北口南天门与日寇打了一仗，才由中央军第二师黄杰和第二十五师关麟微两部接防。我军开往顺义县整补。在这次转战中我又捡得机枪一挺有功，擢升准尉代排长。同年4月间，我师整补完结，随即配合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和商震的第三十二军在长城之线的冷口、喜峰口，展开激烈战斗，缴获敌军枪枝、被服等战利品，特别是第二十九军的大刀队给日寇以重创，此次战役大煞敌人威风，使其不敢长驱南侵，我军自沈阳撤退以来所受到的怨气，也得以舒展。
张学良
四、军校生活
1934年何梅协定后，我军调回廊坊附近整训，我师驻防武清县。次年春节后，我军调往河南信阳一带。此时我军接收一批原东北学生队的学生和爱国青年华侨救国军，共约100多人。军部无法安排工作，暂时成立一个军官教育团，每师也抽调3名青年干部参加学习，我也被派来该团学习。这批同学多数是沦陷区流亡出来的，无经济来源，生活由部队供给，额外补贴7元零用，我的补贴直到我后来军校毕业。教官都是军长王以哲聘请的保定军校老教官，除四大教程外，每周还有日语两课。3个多月后，我团全部送入洛阳军分校军训班第三期、继续学习。我团被编入第四大队第十四中队(队长甘程，队附程正)，第十五、十六两中队都是朝籍同学，他们都能说普通话，我们相处很好，还交了姓金的几位朋友。学习课程和教育团差不多。至1934年4月9日毕业，集体参加了国民党。毕业前夕，南京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中来分校视察，看到这些队员都很年轻，经分校主任祝绍周介绍，得知这部分同学都是副总司令(张学良)送来的。张治中随即接见几位学生代表，问是否愿意深造，当然都愿意深造，于是除有几位带有家属者外，全部送到南京本校第十期二总队学习。第十期一总队900余人，二总队600多人。二总队多是沦陷区和青海、甘肃、川、黔滇一带青年，再有就是高级军官的子弟，如张学良六弟张学思，总参谋长朱培德的儿子朱维翰，湖南主席何键的儿子何益等。
我在东北教导团学的是日式典范，在洛阳分校学的是德式的课程，这次到军校才学习中式的，心情非常舒畅。因我文化程度较差，课堂上跟不上同学，但在操场和野外演习方面我还是突出的。军校春秋两季都要到外地演习实践，每次演习时，德国顾问都亲自指导战斗小动作，我们队长每次都派我担任学习指挥官。1936 年春上海市召集大中院校学生军训，上海因受不平等条约束缚不能在上海集训，改在苏州老营房内，由军校第十期学生选派充当区队长，我被选派去当区队长，班长由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派去。名誉总队长是上海市长吴铁城，总队长宋希濂，共有36个中队，每队120余人。学生毕业前由市长吴铁城请来上海市部分电影明星来苏州为学生队义演3天，收入所得购买两架飞机捐助国防。这年我由同学介绍加入了复兴社。11月中旬我总队在安徽宣城县附近进行毕业野外演习。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队部把张学思扣留起来。我们东北学生向军校当局提出抗议，学校说不是扣留而是保护起来。由此，我们这些东北军送来的学生，再没有回东北军的机会。1936年春节我们二总队正式毕业。我被分配到第二军由见习官，充当排、连、营、团长，最后职务是第二十兵团(司令官陈克非)司令部任上校高参。1949年12月20日，在成都附近起义。1950年编余，转人中南军区军政大学学习，先在汉口蔡店镇，后迁往湖南南岳，1952年8月学习期满，资遣回原籍，后来为了生活到天津市参加益民河北梆子剧团干后勤工作，1964年该剧团精简后，一直没有安排我工作。全家6口依靠我妻微薄工资生活。1980年参加天津市民革，两个女儿和次子，分别在新疆、内蒙安家落户，现和长子一起生活。
作者于1931年1月入东北军第七旅教导队；1936年编入第二军任团长。内容来自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