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锟，字仲珊，1862年(同治元年)农历十月二十一出生于天津大沽的一个贫苦渔民家庭。他排行三，上有大哥曹镇、大姐曹大姑，后来又相继有了四弟曹锐、五弟曹钧、六妹曹二姑、七弟曹瑛。

曹锟的父亲曹本生，以排船为业（即造木船）。家庭生活十分困窘。但是曹本生为人要强，勒着裤带也愿让孩子们识几个字。因此，曹锟兄弟几人，多在幼年读过几年私塾。

曹锟十六岁时，因家境贫困，便肩负布匹，四处贩卖。曹自幼性情豪爽、憨厚，爱交朋友，又贪酒好玩，卖布收入除交家中外，其余随手花尽。

1882年（光绪八年)，二十岁的曹锟见卖布终不能成大事，便投淮军当兵。因曹锟身体强健，又粗通文字，入伍不久，便被送到天津北洋武备学堂学习。1890年(光绪十六年)毕业后，在宋庆的毅军当哨官。1894年（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曹锟随军去朝鲜。战后，袁世凯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曹锟便投往袁部，参与军训工作，任右翼步兵一营管带。袁对曹锟十分器重，曹对袁更是鞍前马后，极尽效力。曹锟同徐世昌、段棋瑞、段芝贵、张勋、王占元等人成为袁世凯的心腹人。不久，袁世凯送曹锟到军官班学习，毕业后，被任命为袁世凯的亲兵管带。1902年，袁世凯在保定设北洋军政司，曹随袁去保定新军总部；袁任直隶总督后，委任曹锟为直隶常备军右冀步队第十一营管带；1903年，京旗常备军成立，任第一协统领；1906年，彰德秋操时，任北军第一混成协统领。

曹锟得知天津宜兴埠曹克忠与袁世凯有世交，便备厚礼以同宗名义前往求见，被曹克忠认为是族孙。并由曹克忠的太太出面向袁世凯托情，于1907年初，提拔曹锟为新军第三镇统制，率部驻扎北京城。同年，经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奏调，曹锟率北洋陆军第三镇随行保卫，驻长春。此时，东北正值严冬，天气寒冷异常，许多关内士兵不适应关外气候，耳朵生了冻疮。曹锟命军需处为每个官兵缝制一个皮毛耳套，颇得兵心。为此，贝勒郡王衔亲王载洵去东北巡视时，曾传令嘉奖曹锟。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曹锟受袁世凯之命，率第三镇由长春移驻直隶娘子关一带，镇压革命。

1912年，清王朝退位，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被“选”为临时大总统。第三镇改为第三师，曹锟任师长，驻扎南苑，卫戍北京。南京政府派蔡元培、汪精卫、宋教仁、唐绍仪四名专使进京，迎袁南下就职。袁世凯表面应允，暗地却让大儿子袁克定指使曹锟在北京、保定等地纵兵哗变，焚劫三日，以此为借口，拒绝南下。四位专使仓惶离京，曹锟的大名开始为人注意。1913年9月，曹锟任长江上游警备司令，驻兵岳州，监视南方革命力量。1915年，袁世凯称帝，曹锟上书劝进，被封为一等伯爵。1916年9月，任直隶督军，驻保定。

自曹锟驻保以来，保定成了直系军阀的大本营。曹锟在北洋军阀中实力最大，地盘又最接近北京。因此他的态度对北京政局直接起着重大的影响。许多省的督军都要看他的眼色行事。当时掌握北京政府的皖系对曹锟顾虑重重。皖系头子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就曾想把曹锟挤掉，把曹锟任为“两湖宣抚使”，自己来做直隶督军。由于被曹锟识破，徐的企图未能得逞。

1918年，段祺瑞政府又玩弄了一个骗局，特任曹锟为四川、广东、湖南、江西省经略使。这样大的地方官，在民国成立以来，还是第一次出现。印铸局特地替曹锟铸了一颗银质狮纽大印，重量超过了两斤，比特任官的印还要大的多。这是段祺瑞为了稳定曹锟的一个策略，暗示曹的地位在各路“诸侯”之上，再升一步就是副总统了。其实，段祺瑞生平最重出身门第资格，压根看不起布贩子出身的曹锟。可是，段祺瑞万没想到，就从那时起，曹锟就盘算着怎样才能当总统了。

曹锟驻保定不久，就将原清代直隶按察使司狱署改建为宾馆，因慕明代民族英雄戚继光之英名，特命名为“光园”。又将关帝庙改建为“曹锟戏院”。拆通西关新开路，扩宽南大街，并决定将府河两岸六百余亩地建为规模宏大的“曹锟花园”。刚刚经受过大旱灾之苦的劳动人民，听说曹锟要建花园，便纷纷前来报名，为的是讨一口饭吃。曹锟正在兴头上，倒也慷慨，不管老少，只要来了全收。干多干少，照样每天发钱。遇到他高兴时，还每人多发几个铜子。

花园建成了，曹锟对这个花径亭石、苍松翠竹、水榭曲廊、具有江南园林风格的花园很是欣赏，几乎每天早上都要来散散步、打打拳。有时，他也允许普通百姓进园中游览。

一天，曹锟见三夫人陈寒蕊有孕在身了，真是喜出望外，便立刻派人请来保定马号里以算卦为业的司岳三，为陈夫人算算：是生男还是生女，平安不平安。司岳三眯缝着眼睛，摇头晃脑地打量了半天陈夫人，便抱拳作揖，神秘地对曹锟说：“大帅，恭喜您，您要双喜临门啦！”曹锟一时不解其意：“莫非是双胞胎？”司岳三摇头说不是，然后他又卖了个关子说：“双喜，双喜，喜到临头，便知分晓。”曹锟不便再问，疑疑惑惑地送走了司岳三。

陈夫人分娩了，生下一个胖儿子，恰值在湖南前线的吴佩孚攻克岳州。真是“双喜临门”。曹锟前半生无儿，五十七岁得子，自然是高兴的合不拢嘴。他马上下令光园内外张灯结彩，大加庆贺，各界人士也纷纷致贺礼。为庆贺直军在湖南的胜利，曹锟给儿子起名为“曹得岳”（即曹士岳)。又下令给司岳三盖房挂匾，并委任司岳三以副官之职。从此，陈夫人更加得宠了。

1921年农历十月二十一，是曹锟的六十大寿。曹锟在保定光园大做生日。吴佩孚从湖南赶到保定祝寿，并亲自担任总招待员。各省军政要人也纷纷前来奉承巴结，大送寿礼。曹锟还特地请来梅兰芳、余叔岩、杨小楼，程砚秋、尚小云、白牡丹、小翠花等戏剧界名流来保堂会，均以重金相送。演戏七天，犒赏达三十万元。曹锟此次大寿，穷奢极欲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超过当时的任何军阀。

曹锟驻保期间，用孔孟之道禁锢学生们的思想，禁止学生们读进步的书籍，不允许学生们和社会上的人接触。五四运动以后，保定深受影响，许多学生都增设了新文化课程，进行新文化宣传曹锟和吴佩孚就以“主张稍新”为名，拘捕进步知识分子，遭到了学生、教师们的强烈反对。

保定东门外有一个老炮队，曹锟每星期都要去检阅一次。这个老炮队常常因为欠发军饷而发生兵变。一次，哗变的炮兵用大炮向市内的督军署方向开炮。曹锟即派人去抓肇事的人，将首级悬挂在城门楼上示众。

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皖系失败，曹任直鲁豫巡阅使。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系失败退出关外，曹锟、吴佩孚完全控制了北方政局。曹锟及其左右亲信原想驱逐总统徐世昌，由曹锟取而代之。但吴佩孚却主张召集旧国会，把黎元洪拉出来复位；尔后通过国会正式选举，把曹锟推上总统的宝座。急于当总统的曹锟勉强同意这个主张，于1922年6月拥黎重新上台。

黎元洪虽然复位，但军政大权仍然操于曹、吴之手。曹锟迫不及待地要当总统，便唆使曹锐等人串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等人，收买议员，暗地做“驱黎拥曹”的准备。

黎元洪为巩固总统地位，延长任期，主张先制定宪法后选总统，而曹锟则主张先选总统后制定宪法。自第一次直奉战争以来，吴佩孚在保定发号施令，并不回洛阳。各界人士心目中只知有吴大帅，而不知有曹老帅，曹锟心中很不是滋味。加上身边几个亲信常常乘机离间说：吴佩孚执意不让老帅做总统，是想自己做总统，因此，捧出黎元洪挡老帅的路。时间久了，二人在感情上有了裂痕，曹锟对吴佩孚的态度逐渐冷淡。

吴佩孚在保定呆不下去了，7月1日返回洛阳，临行通电表示“不干政”和“一切服从曹锟”的态度。从此直系军阀分成了保、洛两派，并已暗中展开激烈的斗争。吴佩孚是曹锟手下的一员得力干将，吴佩孚也自诩为“关云长式的儒将”、“常胜将军”，曹锟在军事上主要依赖于他，二人历来感情很好，曹锟对吴佩孚可说是言听计从。但在总统当选问题上，曹锟却是半个字也听不进去。

1922年12月9日（农历十月二十一），曹锟又在保定光园大做六十一岁生日。一些达官贵人和国会议员都认为总统非曹锟莫属了。所以纷纷前来保定庆贺，仅八日这天，由北京开往保定的专车就达四列之多。祝寿者共有七百余人，祝寿议员竟占国会名额的四分之三。就连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和奉军干将卢永祥的儿子卢小嘉也前来祝寿。然而，吴佩孚却没有来，只是派湖北督军萧耀南做为吴的代表前来祝寿。萧耀南向曹锟解释说：吴巡阅使本来准备亲自前来祝寿，只因老帅正在气头上，怕面子上不好看，所以决定改期再来“补寿”。为了缓和曹吴的关系，萧耀南还说了些“保洛不可分家”的话。曹锟假装生气地说：“保洛是铁一般的关系，如何分的开！子玉(吴佩孚，字子玉)办错了事，我不说话，谁来说话，以后不许任何人再谈保洛两个字！”

曹锟若当总统，曹锟家族自然受益最大，因此，曹锐显得比曹锟更着急。他公开向直系首领们表示：“咱们三哥与冯、段都是北洋派的同期前辈，冯、段做过总统和内阁总理，三哥年过六旬，做做总统有何不可？”曹锟也极尽拢络之能事，声称如果奉系不反对自己做总统，可以恢复张作霖的“上将军”名义。

关于总统大选问题，吴佩孚借口“军人不干政”，装出一副职业军人的样子，其实他正打算武力统一全国，并不重视总统的问题。因此，“先选举后制宪”的主张占了上风，由曹锐、王毓芝出头，将所有愿意受贿投票的议员一律聘为直鲁豫巡阅使署顾问。自1923年1月起，按月发给津贴二百元。农历年关，曹锟送给吴景濂“炭敬”三万元、张伯烈一万元。张因正副议长待遇悬殊，大为不平，曹锟只得补发了一千元。议员们也因为议长三万，议员二百，出入过大而吵闹不休。

1923年6月，在曹锟的示意下，直系军阀、政客，通过策动内阁辞职，围困黎元洪等手段，终于把黎元洪逼下台。

曹锟急于上台当总统，又担心票数不够，于是同意了吴景濂的用金钱收买议员的办法。可是在北洋军阀中以悭吝著名的曹锟又想当大总统，又不愿自己破钞，因此这笔贿款必须由别人替他来筹办。曹锟的心腹直隶省长王承斌想出一个“捉财神”的办法。派出密员逮捕了制造金丹、白丸的制毒犯百余人，组织特别法庭审理，选择其中无力缴款的“小鱼”数人枪决威吓，其余则令缴纳数千元以至数万元赎款后予以释放。此外，王承斌又以“借军饷”为名，通令直隶所属170个县，分为大、中、小三级，每县筹借一万元到三万元不等。大小官吏乘机敲榨勒索，闹的怨声载道、鸡犬不宁。

筹足贿选经费后，便开始了一系列的贿选活动。在此期间，他们用各种手段阻止国会议员离京，并诱惑已经离京的议员回京。参众两院的议员们为了捞到更多的油水，巧立各种名目，如：出席费、医药费、车马费等。议员之间常常为了分脏不均，闹的不亦乐乎。9月14日，继续召开总统选举预备会，出席者431人。为了冒领出席费，吴景濂指使众议院秘书长郑林皋冒签为436人。此会议决定于10月12日正式举行总统的选举。

这时，保定传下话来，“老帅”一定要在“双十节”坐上总统交椅。

10月1日，北京甘石桥俱乐部发出支票573张，每张为五千元，还有一万元及一万元以上的特殊票价。

在直系军阀政客公开贿赂活动的同时，拆台派一方也在六国饭店设立机关，收买不投票的议员，以每位议员八千元的高价收买了40人，但最终因财力不足而失败了。

5日上午，“选举”开始，北京军警机关出动了大批人马，布置了严密的警戒线，除议员及法定参观人员外，任何人不能通过。到会人员入场前必须经过搜身，女宾由女侦探担任搜查。并规定入席后不得擅行退位，院内备有丰盛的午餐，摆出一副不选出总统绝不罢休的架子。经过长达六小时的“选举”，曹锟终于以480票当选为总统。

消息传到保定，军政要人及各界名流、乡绅巨贾，争相入府祝贺。一时间，保定街头张灯结彩，鞭炮声声，搭台唱戏，巨幅高悬，好不热闹。巡阅使署布置得更是富丽堂皇，几扇朱红大门油漆的锃亮，周围墙壁粉刷一新。门前特扎一个高七尺、宽丈余精致的大彩台，这是专为举行授受证书仪式时用的。6日这天，曹锟得到各方面贺电千余件之多。曹锟在光园召开会议，决定10日早，乘特别花车入京。这几天，驻京直系要人纷纷赴保叩贺。

10月9日上午8时30分，授受证书典礼正式开始，鸣礼炮108响。炮声停，乐声大作，使署大堂两边群官肃立，曹锟心情激动地登台向东站立，内务部长吴景濂手捧当选证书，授于曹锟。乐声止，吴景濂致贺词，曹锟致答词。乐声再次大作，二人互相行三鞠躬礼。至此，礼官宣告礼成。12时，曹锟在使署内宴请群僚。在众人云山雾罩的吹捧中，曹锟更加昏昏然了。

10月10日凌晨，保定火车站内外戒备森严。华灯齐放，亮如白昼，军乐高奏，如同节日。曹锟神情严肃的迈着缓慢的步子走向列车。启程前10分钟，先发出探险车二辆，接着又发出兵车三辆。3点30分，曹锟一行正式出发。

随行官兵共三列车，其中手枪队约五千人，马队步兵约一千人。曹锟与陪同去京的众官员乘坐第二辆车厢。此行共有花车七辆、头等车五辆、普通车十一辆。

与此同时，北京也是一片节日景象，到处扎有彩牌、彩坛。前门车站内各大门前都搭有大型五彩牌坊，上书“五族共和”、“普天同庆”等，满扎彩色电灯。车站断绝交通，警戒森严。

7点5分，高凌蔚、顾维钧、吴毓麟、程克、贺德森、金绍曾、李鼎新、冯玉样等人到车站。7点35分，军警高鸣预备号，报告曹锟的花车已至西便门。7点45分，列车抵达车站。顿时，军乐齐奏，士兵致执枪礼，前来迎接的军政官员均上车向曹锟致敬。曹锟身穿三色礼服，斜系红色大绶带，胸前满挂勋章，满脸洋洋自得、踌躇满志的神情，频频向人们招手致意，然后在众官员的陪同下由正阳门进入中南海。

10时，曹锟在怀仁堂举行就职礼，宣誓就职。暂词是：“余香以至诚遵守宪法，执行大总统之职务，仅誓。”词毕，曹锟和议员们一一握手致谢，议员们纷纷鞠躬还礼，有的甚至感激涕零。

曹锟对在贿选中出过力的人念念不忘，一反其悭吝本色。众议员钱崇恺在奉天会馆为其夫人祝寿，曹锟得知后，特送重礼六色，内有寿仪一万元，其余五色多是珍品。此外，赠匾额一方，文曰：“级福介社”。其他议员见曹锟如此慷慨，也纷纷巧立名目，举行寿辰、婚礼等各种活动，曹锟均送以重礼。

曹锟此次贿选所用贿款达1356万余元。其中包括补助各政党工费、特别票价、普通票价、宪法会议出席费、常会出席费、特别酬劳费、“冰敬”（夏季津贴）、“炭敬”（冬季津贴）、伕马费、秘密费等。

曹锟此举，遭到举国上下的反对。上海、杭州等地市民举行反曹示威大游行。各省团体纷纷调查本省参加贿选总统的议员并将名单予以公布。各省联席会议代表也纷纷通电声讨贿选。孙中山下令通辑附逆议员，并电请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起兵讨伐曹锟。

曹锟这时也尝到了以前历届总统所尝到的各种苦味，如兵不能裁、督不能废、军饷无法应付、财政无以整理等等。他不但不能履行上台前“统一全国”的诺言，就连直系内部也统一不起来，曹锟当上总统后，直系诸将纷纷以功臣自居，要求论功行赏。吴佩孚大权独揽、目中无人。冯玉样、王承斌、齐燮元结合起来组成了反吴的三角同盟，直系内部矛盾日益暴露出来,从此，直系军阀由鼎盛而日趋衰落，逐步走向瓦解和灭亡。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开始，曹锟电召吴佩孚由洛阳来京指挥作战。此时的吴佩孚根本不把张作霖放在眼里，扬言两个月内即可平定奉天。但他做梦也没想到，直系大将冯玉祥在战斗最激烈时，突然拨转马头，反戈一击，率军回师北京，一举推翻了直系操纵的北京政府，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北京政变”。

9月22日凌晨，冯玉祥派军队入城，本人则住在北苑。23日曹锟得知冯玉祥已抵京，便立即派人前往北苑，询问冯玉祥对时局的意见。冯玉祥回答要求贯彻和平主张，别无他意。曹锟于24日早6时召开府院会议，被迫下和平令，令前敌各军自行停战。曹又手书吴佩孚：“冯检阅使主张和平，以定大局，兄极赞成，万望以国家人民为重，切勿动兵，以免涂炭生灵，而维大局，共商定安宁办法。”但吴佩孚自以为是，不听曹锟的劝阻，执意攻京，结果被冯玉祥的国民军打败，吴本人也只好乘舰南逃了。

曹锟被冯玉祥囚禁在延庆楼后的第二天，孙岳来看他，给他两万块钱零用。曹锟的亲信四处奔走设法使曹恢复自由，曹得知后说：“只要赚回面子，我就满意了，反正大总统的命在他们阁员手里拿着，他们瞧着办吧！”

11月1日，冯玉样令人传语曹锟，限其24小时内辞职，迁出新华宫，保证其生命安全，如曹不走，即断行最后处置。

11月2日，冯的警备司令鹿钟麟等人入府谒曹，请曹移交总统印玺，曹不禁放声大哭。尔后，他表示愿往东交民巷医院养疴，并交出大小印玺十五颗。

11月3日，曹被迫正式辞职，宣告引退。其电全文：“本大总统谬承国民付托之重，临政以来，时切竞竞，冀有树立，以慰国人之望。无如时局多艰，德薄能鲜，近腹患病，精力不支，实难胜此艰巨之任。唯有请避贤路，以谢国人，谨掬诚向贵院辞去大总统职务，理合咨请查照。此咨众议院参议院。”

曹锟辞职后，仍居留在公府原处，所有府内旧有职员及卫兵可随便出入，搬运私有物件出府。卫兵纷纷购置便衣，准备返回原籍。曹锟由于悲伤过度，寝食俱废。警备司令部常常购置各种食品，馈送入府。曹锟的几个太太也纷纷带着吃的用的前去探望，陪着曹锟打麻将、吃饭。后来传言曹锟要逃跑，国民军才对曹锟严加看管起来。

曹锟自1923年10月10日上任以来，只做了一年零二十几天的总统，下场比以前历届总统更惨。他的四弟曹锐吞吃鸦片致死，曹锟的财产受到检查。自从曹锟任直隶督军，直到民国总统期间，曹氏家族的权势炙手可热。曹锟及几个兄弟巧取豪夺，成为中国北方的百万富翁。

据1924年12月3日《晨报》载：“曹锟在保定中交银行存储共计八十余万，此系累年直军作战阵亡及受伤各官兵恤金。保定曹氏私置地皮及建筑物，与直军各重要军事建筑物，多是强买民家。京中财产，所有存储银行各款约计现款九百余万。由曹经手者，留有现款三百余万。其余曹四、曹五、曹六在各地方均有财产、房产、田地、企业等。”

曹氏家族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在工商各界有多处投资，较大的企业有：恒源纱厂、同福饼干公司、北方航业公司、利丰大米庄、保定电灯公司、魁星米面庄和三星米庄、泉立成布庄、天津大华火油公司、宝权珠宝店和大信诚五金行、天津蕴宝斋古玩店等，仅当铺就有9个。

12月12日《晨报》又载，曹锟财产托张作霖保护，财产之价值，计有六千万元。约等于全国旺年关税四分之二，或全国旺年盐税四分之三，或全国一年烟酒收入之倍，或……。

北京政变以后，冯玉祥和张作霖主宰了北方，他们一边电邀孙中山北上共谈和平大计，一面又推段琪瑞出来组织北京临时政府。由于段政府的包庇，曹锟不仅没有因“贿选窃位，祸国殃民”而受到制裁，还得以避居六国饭店。

1926年4月，吴佩孚在孙传芳、萧耀南等十四省区的拥护下，自称十四省讨贼联军，从湖北攻入北京。这时，冯玉样、张作霖矛盾日益激化。冯部国民军将领鹿钟麟不满于段、张勾结，又想联合吴佩孚共同抗奉军，因而发动驱段兵变，并把曹锟释放。

冯玉祥的国民军撤出北京后，曹锟当总统的想法又死灰复燃他通电各省说，冯军已经撤出京畿，北京安静如常，意思是希望各地拥护他恢复总统地位，但却得不到一点反应。曹锟这才醒悟过来，是大家都在观望吴佩孚的动态。曹锟便派心腹人去汉口，找吴佩孚征求意见。吴佩孚说：“好马不吃回头草”、“兵不再役”等，坚决不同意曹锟复位。曹锟又希望吴佩孚与冯玉样的国民军合作，但遭到吴的拒绝。曹锟大失所望，只好放弃幻想，忍痛迁出公府，搬到羊市大街去住。同年5月曹锟向全国通电正式辞职。

不久，吴佩孚来到保定。曹锟得知后，于6月6日上午10时，乘特别快车由京来保。吴佩孚特地前往高碑店迎接，并在高碑店站台搭起帐蓬，供曹锟临时歇憩。下午1时许，曹锟在高碑店下车，吴佩孚立即上前行谒见元首之礼，二人相对无言，感慨万分。3时，二人同车来到保定，保定的大小将领，都去车站迎接。其场面之隆重、热烈，使曹锟感动不已。晚上，曹锟仍在他的光园下榻。第二天，吴佩孚为曹锟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吴佩孚、靳云鹗、彭寿莘、蔡成勋、田维勤、王为蔚、王维城、阎治堂等人都参加了宴会。曹锟向大家讲话，要求大家团结一致，共同拥护子玉。他还提到和奉军合作是不能持久的，这不过是个暂时的局面，希望大家能看清这一点。宴会席上，曹锟还送给各将领一些礼品。

自从吴佩孚东山再起后，便与张作霖化敌为友，拜为把兄弟，共同以冯玉样为敌。不久曹锟又因直鲁两军争夺保定不能安身去河南投靠吴佩孚，住在开封龙亭(宋朝宫廷旧址）。他每日写写字，对军政各方面仍有书信往来。张作霖常去信，依然称呼为“亲家”、“三哥”。

1927年2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将抵河南，奉系军阀渡河南下阻截，吴佩孚自郑州撤退西逃。曹锟只得匆匆离开河南回到天津。

曹锟有四位夫人，即郑氏、高氏（结婚不久病故）、陈寒蕊、刘凤玮；两个儿子，即曹士岳、曹士嵩；三个女儿，即曹士英及两个姐姐。

曹锟从河南回到天津后，住在天津市英租界内的19号路(现河北路三十四中学)，和原配夫人郑氏、三夫人陈氏住在一起。这时的曹锟因屡遭挫折，心情郁闷，身体状况越来越坏。曹锟的钱财，多被其兄弟及养子曹少珊骗取，因此，陈夫人对他颇为冷淡。只有原配夫人郑氏为人厚道老实，对待其他房的儿女们也视为亲生骨肉，从不计较其他。

1928年的一天，曹锟去信给四夫人刘凤玮说：“我已年老多病，小庆（曹少珊的乳名)不管我，郑氏不管事，陈夫人也不管我。伙食标准一天比一天降低了。”曹锟又说自己可能不久于人世了，万望刘夫人照顾好身边的一儿一女。刘夫人本不想管此事，但见信写的十分悲凉，又加上母亲和姐姐多次劝说，才把曹锟接到泉山里自己的住处，并请中医给他看病。自己也终日在床边守候，精心照料。曹锟的病日益好了起来，心情也有所好转。他常独自回顾自己的一生，感慨万分。有时，听到街上卖鸟的吆喝声，便命家人把卖鸟的叫回家中，把鸟全部买下，然后把鸟笼放在院中央，打开鸟笼，充满爱怜地看着鸟儿们争先恐后地展翅飞向天空，自己则良久地注视着逃生的鸟儿们。

夏夜，曹锟的院子里常常聚集着许多穷邻居，有卖大碗茶的、拉洋车的、卖菜的，大伙坐在小板凳上，喝着茶水，聊着天。曹锟不让家人给他摆躺椅，也坐在小板凳上，光着膀子，挥动着大蒲扇，和大伙聊年景、聊行市、聊政局，谈笑风生。此时的曹锟尝到了无官一身轻的快乐。

曹锟每天早上很早就起床，然后到院中练练自己编的一套虎拳，打打坐。吃过早饭后，又练书法。曹锟爱画国画，擅长画梅花、山石、螃蟹、一笔虎等。他有一枚曲形章，上刻“一点梅花天地心”，每次画完梅花后，便盖上这枚图章。他还有一枚黑石图章，上刻“万代一如”，常常在画或条幅右上角写“弱冠从服劳四十年归田年七十以从怡情斡墨之作”，右下方署别号：“乐寿老人”或“渤叟”。

曹锟晚年信佛。他常常烧香、念经，偶尔也抽上几口大烟，看看戏，打圈麻将。他不喝酒，伙食要求也不高。对待家眷及侍从们一向很和蔼，很少发脾气。

齐燮元、高凌蔚、赵玉科、吴秋舫、王壁臣、熊炳琦、杨钦山、杜锡钧、蔡虎臣、宋哲元、肖振英、谭庆林、阎治堂、靳云鹏等人常到曹家坐客。吴佩孚因曾经宣布过自己决不进外国人的租界，所以只是时常派人前来探望。逢年过节，曹锟也派子女去北京探望吴佩孚。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华北沦陷。日本侵略者搞了一个“华北自治委员会”，妄图分裂中国。当时一些趋炎附势之徒都纷纷为日本侵略者做事，成了万人唾骂的汉奸卖国贼。

一次，几个日本要人，身着便装，来到天津英租界，欲邀曹锟出山。曹锟怕得罪日本人，想开门召见。但刘夫人堵着门不许曹锟出去，并指桑骂槐，高声叫骂。日本人讨了个没趣，灰溜溜地走了。事后，刘夫人历数日本人在中国东三省犯下的罪行，警告曹锟说：“就是每天喝粥，也不许出去给日本人办事。”曹锟点头应允。

日本人在曹锟家碰壁后，并不死心，又派了华北自治时的北京治安督办、曹锟的好友齐燮元来作说客。一天夜晚，齐燮元叩门求见，曹锟的门卫侍从遵照刘夫人的嘱咐，不予开门。气的齐燮元在门外用拐杖敲门，嚷道：“你知道我是谁吗？”侍从在门里嘲弄的笑着说：“知道，您不是齐三爷吗?可是总统确实有病住院了，夫人和孩子们都睡了。”其实，曹锟就在家中。齐燮元心中明白，很是气恼，从这以后，就再也不登曹家的门了。

刘夫人见晚上常常有日本人的说客来访，便立下一条新规定：晚9点钟锁大门，大门钥匙由刘夫人亲自掌管。

一天，伪河北省省长高凌蔚又奉日本人之命来访。这时曹锟正躺在炕上抽大烟，一见高凌蔚，脸色大变，把烟枪一摔，大声吼道：“你给我滚出去！以后不许你登曹家的门！”高凌蔚吓得浑身哆嗦，被几个侍从架了出去。从此，他再也不敢登曹家的门了。

曹锟晚年之所以能不为金钱、地位所动，坚决不为日本人做事，保持了民族气节，这与他的四夫人刘凤玮是分不开的。

刘凤玮，天津郊区人，出身贫寒。她先唱河北梆子，后改唱京戏，专攻老生，艺名“九丝红”，曾轰动过京津等地。曹锟酷爱看戏，不久就看上了刘凤玮，便几次派人说媒。刘凤玮执意不肯嫁与曹锟做小，曹锟则死缠不放。刘凤玮的母亲无法摆脱，便要求下龙风帖、明媒正娶，曹锟当即答应，次日便送来龙凤帖。就这样，刘凤玮违心地嫁给曹锟，这年她才十九岁，而曹锟已经是四十八岁的人了。

刘凤玮嫁给曹锟后，即告别舞台，不再唱戏了，她虽然在曹锟面前很得宠，但时常因自己的艺术天才被曹锟扼杀而郁郁寡欢，因此她的脾气变得日益暴躁起来。她性情刚烈、好强，与秉性平庸的曹锟不甚和拢。曹锟来泉山里治好病后，刘夫人便同自己的女儿（曹士英）、儿子（曹士嵩）住在楼上，曹锟与警卫、勤杂人员住在楼下。

刘凤玮虽没文化，但人很聪明。她思想开朗，支持儿女上学读书。她念念不忘自己的出身，时常告诫儿女们要尊重佣人，不许随意支使，更不许喝叱佣人。刘夫人还有条规定，夏季下午3点钟之前，家里人一律不准支使佣人到街上购买东西。她告诫儿女：“你们是人，佣人也是人。”刘夫人在生活方面对儿女要求也很严，一次儿子曹士嵩听同学说，谩头剥了皮好吃，便在吃饭时剥掉了馒头皮。刘夫人发现后，十分生气，大骂儿子“败家子”。她还常常帮助附近的穷人，送一些豆汤、馒头等给他们。

刘凤玮民族自尊心很强，痛恨日本侵略者。她不仅不让曹锟出山，而且自己也拒绝和日本人有接触的人来往。她曾有一个要好的女友叫邵挹芬，当得知邵的丈夫管翼贤替日本人做事，任“华北政务委员会”情报局局长时，便拒绝接待邵挹芬，从此，二人绝交。

1938年5月15日（农历四月十八），曹锟这位中国近代史上显赫一时的人物，病死在天津泉山里刘夫人寓所，终年76岁。各方面为曹锟举行了十分隆重的葬礼。吴佩孚派夫人张佩兰亲自由京赴津吊丧，吴佩孚在京身穿重孝，举哀致悼。日本方面、国民党重庆方面都派人前来吊丧，并送给刘凤玮大笔抚恤金，但遭到拒绝。刘凤玮亲自操办了丧事。重庆国民党政府有感于曹锟拒绝与日本人合作，于6月14日发布特别训令，予以表彰，并追赠曹为陆军一级上将。

同年农历十月初四，刘夫人患肾病去世。家里人把曹锟、刘凤玮夫妇合葬于天津北仓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