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17日，为了惩罚自称为“世界第三军事强国”的越南，56万解放军从广西、云南两个方向杀出，越南进行了一场惩罚性的战争。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这场战争极为特殊，这是因为负责前线指挥的司令员都为老将，其中负责广西方向的许世友当年刚满73岁，而云南方向的杨得志则为68岁。许世友创造了我军历史上亲临前线指挥的年龄最大的指挥员。

看到这里，恐怕许多读者就要问了。在对越反击战指挥员的人选方面，邓小平为何会点将许世友呢？

1979年，虽然很多开国将领都已经凋零。但仍有许多老帅和大将，仍活跃在政坛以及军坛。其中元帅包括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刘伯承，大将有粟裕、肖劲光、黄克诚等人。若从资历和战功来看，这些将帅都要高出许世友一筹。

而在这些将帅中，尤其以粟裕最引人注目。因为从年龄来看，粟裕甚至比许世友更加有优势。因为粟裕的年纪比他还小一岁。作为许世友的老上级，粟裕完全有资格、有能力挑起对越反击战的大任。那么邓小平，为何不让粟裕出马呢？

在笔者看来，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许世友是新中国的一代名将，他脾气火爆、勇冠三军，从土地革命到解放战争，他为国家立下了很多功劳。

在很多人看来，许世友是一个勇将，习惯于猛打、猛冲、猛杀，其实这并不正确。能成为共和国上将，只有勇猛肯定是不行的。事实上，许世友也有独当一面的能力。他善于练兵，熟稔于政治工作，是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将领。

早在红四方面军时期，许世友便是主力红4军的军长。长征期间，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曾短暂统编为9个军，当时许世友和彭德怀、林彪都是军长。抗战期间，许世友又在胶东军区司令员的岗位上得到了长期锻炼。

而在华东解放战争中，许世友充分显示了他方面大将的才华。1947年8月，华东野战军成立了外线兵团和内线兵团，同期晋冀鲁豫野战军也成立了陈谢集团（也称陈谢兵团）。这 3 个兵团是解放军历史上最早组建的 3 个兵团。其中华东野战军内线兵团成立了独立的指挥机构，而许世友则出任司令员。许世友由此成为了解放军历史上首位兵团司令员。

在战斗中，许世友果然不负毛主席的期望，他攻周村，破潍县，克兖州，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山东大反攻，打得国军名将王耀武顾此失彼、狼狈不堪。最终，许世友在济南战役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不仅攻克了城池，歼敌10万，同时还俘虏了王耀武，为后来的淮海战役做足了铺垫。

新中国建立后，许世友就多次跟毛主席提出：“如果有仗打，我还想打一仗，然后就休息”。而到了1978年末，许世友终于得到了机会。

1973年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许世友从南京军区调到广州军区，熟知西南地区的军情、地情和民情。1979年，许世友已经在广州军区任上5年有余，对广西边境的情况了如指掌。而且参加对越反击战的，多是广州军区的部队，许世友能够支如臂使。

邓小平正是看中了许世友的这些优点，而且看到他的身体依然硬朗、求战欲旺盛，因此才将其定为对越反击战的主帅。

那么有些人就要问了，要说独当一面的能力，粟裕或许比许世友更胜一筹。毕竟粟裕曾是第三野战军的主将，是许世友的直接上司，华东、华中地区的解放战争很大程度都是由他负责的。而且对于越南，粟裕也并非不熟悉。毕竟在抗法援越期间，粟裕曾担负了指导性工作。

无论从年龄、战功还是才能来看，粟裕都要胜过许世友一筹。那么对越反击战，为何不让粟裕来挂帅呢？

自新中国成立之后，粟裕数十年来实际一直在为战争做着准备。

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粟裕一直在福建前线秣马厉兵，准备渡海作战。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一度决定将粟裕定为抗美援朝的主将，让他去东北组建东北边防军。但可惜的是，粟裕由于疲劳以及多年以来的伤病，患上了美尼尔综合征，遗憾地错过了抗美援朝战争，不得不去往苏联疗养。

1954年后，粟裕被任命为总参谋长，一直致力于人民军队的现代化、合成化建设。然而在1958年，粟裕却遭到了错误批判，被调离了一线军事岗位，转而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兼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主要从事现代军事的研究工作。

虽然告别了一线军队，但毛主席以及开国将帅们依然非常重视粟裕，将他视为未来战争的底牌和定海神针。特别是中苏交恶之后，粟裕又一次得到了接触一线部队的机会。

首先是在1965年10月2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彪就曾专门找到正在上海休养的粟裕谈了一次话。

林彪关切地说：“你现在身体不好，主要是休息，等你好了一些，可以多到部队去跑跑，看看部队的情况，发现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意见，可以直接反映面谈，打电话或写信都可以。”

这次谈话后，粟裕认为自己的身体已经基本康复，而北方边境和南方边境的局势又那么严峻。因此粟裕认为，是时候重返军队去了解一下情况了。于是粟裕经过反复思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军科院长叶剑英。他表示自己可以和宋时轮等人一起在军科换班，自己不值班时，就可以下到部队去看看情况。

对此，叶剑英高瞻远瞩地说：“不要换小班了，军科就让宋时轮、钟期光去搞，要准备接大班。你是战将，要准备打仗。”

叶剑英的一番话，最终将粟裕从军科的工作中解放了出来。

1969年珍宝岛事变之后，中苏关系极具恶化。苏联也正式超越美国，成为中国边防的头号敌人。

在周恩来的支持下，粟裕便开始对北方边境的军事要地，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探查。他先后到了甘肃、青海、宁夏、内蒙、河北五省，进行了长达50天，行程7000公里的调研。

他从作战的角度，对甘肃的河西走廊、居延海和宁夏、内蒙境内的贺兰山、狼山、大秦山以及北部的戈壁滩、曹原，内蒙古边境附近的海流图、固阳、白云、集宁，河北的张北以及从张家口到北京等军事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兵家要地，都进行了实地勘察，看望了驻军和一线边防部队，获得了大量一手信息。

考察中，粟裕秉承实事求是的精神，坚持乘坐吉普车，而不是火车和飞机。因为乘坐吉普车，粟裕就能随时下车勘察地形。凡是与战备有关的，无论是狭小的地下民防工程，还是现代化的飞机洞库，还是内地驻军、边防站点，他都要亲自去看，找各级指挥员开座谈会。

有一次，粟裕甚至亲临中苏对峙的一处高地上，已经处于苏军机枪的射程范围内。兰州军区皮定均一看，多次劝说粟裕不要去。然而粟裕却坚持要看看地形，看望边防战士。战士们见到早已闻名天下的粟裕，都深受感动，他们说：

“我们这个边防地方，从来没有这么大的首长来过。”

经过一番实地考察，粟裕果然发现了问题。众所周知，中苏、中蒙边境以平原、戈壁为主，缺少自然天险，对于纵横驰骋的苏联装甲部队十分有利。因此，我国开始建设“人工天险”，也就是所谓“人造山”工程。

经过粟裕的实地考察，却发现这种“人造山”并不管用。一次，他看到某处的7座人造山，摆在距前线非常近的地方，远离后方依托，完全成为了孤岛。苏军只消包围“人造山”，就能断绝山上士兵的水源和弹药，完全就是兵家的死地。更令粟裕生气的是，许多“人造山”的守备方向竟然完全不对。敌人若攻过来，完全起不到任何作用。

粟裕忧虑地认为，国家花费大笔资金，广大指战员付出艰辛的劳动，但这种人造山工程无论从战略还是战术角度，以及摆放方法，都是错误的。因此粟裕义不容辞地向周总理指出了这些问题，并且得到了总理的肯定。

到了1979年一直在等待着战争的粟裕，终于等来了对越反击战。那么作为中国头号军事家之一，粟裕为何没有直接指挥这场战争呢？而这就要从这场战争的性质说起了。

众所周知，我国与越南本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然而越南统一之后，两国两党的关系却急转直下，以至于兵戎相见。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越南放弃了中立政策，转而投靠更加财大气粗的苏联。

当时苏联不仅在北方边境陈兵百万，还罗织起所谓的“亚洲安全体系”，和印度、越南一起，将中国四面包围。其中，越南更是将战略位置极其重要的金兰湾租给了苏联海军，致使中国的海岸线都在苏联的射程范围之内。

不仅如此，在苏联的撺掇之下，越南开始在国内排挤华侨，不断在中越边境制造流血冲突。为此，邓小平果断断绝了对越援助。其后，越南又为了建立所谓的印支联邦，全面控制了老挝，并且侵略柬埔寨，赶走了红色高棉。

苏越的交好，造成了南北夹击之势，中国国防顾此失彼，可谓是危如累卵。为了打破这一局面，邓小平决定发动对越反击战，好好教训一下这个所谓的“南天小霸王”。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对越反击战的对象绝不是越南，而是北方的苏联。我国就是要杀鸡用牛刀，以雄狮搏兔之势狠狠地教训越南，让苏联知难而退。若我国攻击越南，而苏联却无所表示，就能向世界显示苏联的虚弱，从而让越南对苏联失去信任。

然而邓小平也深知，面对苏联这样的强敌，我们必须料敌从宽。当时，苏联在中苏边境布置了54个师，即使很多都是“空架子师”，但实际也有62.5万人。在数千辆坦克和图22逆火轰炸机的支援下，依然对我国“三北”边境有着严重的威胁。

因此我国在进行对越反击战时，也在北方未雨绸缪，聚集了200多万兵力。华北、西北各大城市都严阵以待，疏散了机关、工厂和人员，加强了防核、防化和反坦克训练。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苏联的全面进攻。

正是由于“苏重而越轻”，因此我国在南方用兵之时，必须有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在北方坐镇。而这个人，自然非熟悉北方边防的粟裕大将莫属。

早在对越反击战之前，粟裕就曾不点名地将苏联为假想敌，撰写了一篇名为《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的报告。

经过多年的研究和调研，粟裕早就对敌我优势了若指掌。

首先，粟裕认为，苏军作战讲究先发制人，实行大规模的闪电式的突然袭击，很可能从空中、地面、海上一起来。而苏军先进的现代化装备，诸如坦克、导弹和轰炸机，将会极大地增加突袭效果，可能在短时间内瘫痪我政治、经济、军事的主要目标。而在这个时候，我军装备还占劣势的情况下，如果大量的，几十万人，上百万人，甚至几百万人地展开，只会徒增伤亡，上了敌人的当。

因此在粟裕提出，面对敌人的坦克突袭、伞兵空降、海军陆战队的三板斧。首先一点就是要避其锋芒，不要集中主力和敌人决战，而是应该保存自己的主力，迫使敌人打持久战。要将主力部队和装备留在后方做预备队，为我军的反攻提供有利条件。

其次，要留下一部分兵力守备城市和坚固据点，迟滞敌人的攻势，消耗敌人的兵力。不能像以前一样，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有的固守到一定时候就要放弃，有的要长期死守，有的城市不仅要守住，而且还要利用城市打巷战，打成斯大林格勒保卫战那样，把城市作为大量消耗和消灭敌人的战场。”

最后，在坚守防御作战的策略下，要抓住一切战机，歼灭敌人，利用小队游击战摧毁敌人的后勤部队，对突击冒进的敌人，对侧翼暴露的敌人，对疲惫不堪的敌人，对缺乏补给的敌人以及其他小股敌人，都应该予以歼灭。

粟裕认为，在战争初期，我军可以依托坚固工事，打一些中小规模的运动战。等我军装备通过外援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能够夺取短暂局部制空权的情况下，可以创造战机，每次歼敌1到2个建制师。最终积少成多，形成规模优势，将侵略者彻底赶出我们神圣的国土。

粟裕的这个报告引起了强烈反响，很多人认为，粟裕所讲的内容，正是他们要解决的问题，讲得清楚，很实在，很解渴，听了很受教育。随后，粟裕的讲话被编成了小册子，分发给各级领导、指挥官阅览。

中央军委充分认识到，越南方向的战争只是局部性的惩罚战争，派遣一两个上将就可以解决。而与苏联的战争，则可能是百万级别的全面大战，关系着国家的生死存亡，必须有粟裕这种级别的大将坐镇不可。

因此当对越反击战打响之后，粟裕是绝对走不开的，他必须为我国的北方防线而枕戈待旦。而在南部较为次要的战场，许世友和杨得志自然是合适的。

从战争规模来看，用粟裕这种野战军级的大将指挥，实在有些“火力过剩”“杀鸡用牛刀”。许世友、杨得志这样的兵团级将领反而合适。而这也就是粟裕为何不指挥对越反击战的直接原因。

虽然没有直接指挥对越反击战，但并不代表粟裕没有参与这场战争。粟裕坐镇于中央军委，和邓小平、徐向前等人一起，为这场战争做着战略和战术上的规划。

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打响后，粟裕几乎每天都要去位于北京西山的中央军委地下指挥中心， 细致了解战况，出谋划策，并就战役进程提出了具体的指导建议。

例如作战初期时，我军穿插部队因为在异国作战，导致后勤中断，官兵挨饿。粟裕了解情况后，立即建议邓小平，让前线部队就地筹粮。

当我军攻克谅山之后，完成了原本的作战方案。但粟裕敏锐地注意到苏军还没有完成动员，因此可以再给越军几个重击，扩大战果。中央军委经过讨论后，同意了粟裕的建议，并下达指示：“争取自卫反击战的更大胜利。”随后，我军又向河内方向前进了十多公里，将黎笋集团吓得鸡飞狗跳，不得不进行全国总动员。然而中国的自卫还击作战目的已经达到，胜利班师了。

在越南遭受痛打之时，他们的盟友苏联却呆若木鸡，丝毫没有动静。首先，我军打得太快，苏联根本来不及调兵。他们所面对的解放军有200多万人，苏军占据不了绝对优势；其次，苏联还忌惮于美国，唯恐自己出兵后，美国、欧洲、日本在身后捅刀。无奈之下，苏联只能隐而不发，除了几句不疼不痒的谴责，咱们想象中的“钢铁洪流”并没有到来。

粟裕，是为战争而生的英雄。终其一生，都在为战争做着准备。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牵挂着我国的国防安全，为我军的现代化建设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所谓“善战者无赫赫之功”，粟裕并没有等来他一直准备了数十年的战争，这既是一种遗憾，也是一种幸运。就让我们用粟裕的一首诗作为本篇文章的结尾吧！

“半世生涯戎马间，征骑倥偬未下鞍。

爆炸轰鸣如击鼓，枪弹呼啸若琴弹。

疆场纵横任驰骋，歼敌合计百千万。

对镜不须叹白发，白发犹能再挥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