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台秘要方》的作者王焘，是唐代著名的医学家，其于天宝十一载(752年)所撰的《外台秘要方》四十卷，汇集了初唐及唐以前的医学著作。该书对医学文献进行了大量的整理工作，使前人的理论研究与治疗方药全面系统地结合起来。今据相关资料对王焘的家世里籍、个人生平进行考证，并略述外台之义，辑古复用之道，以冀学者珍之宝之，研求践行，普惠大众。王焘与《外台秘要方》一、家世里籍
《新唐书·王珪传》云:“(珪之)子敬直，尚南平必主……珪孙焘、旭。”《全唐文》云：“焘，珪之孙。” 许多医史论著认为：王氏家谱中称为三世祖驸马公的王玉敬，其妻为唐太宗之女南平公主。王珪只此一子，王玉敬当是王焘的父亲似可无疑，他的母亲就是南平公主，王焘自然就是唐太宗的御外孙了。但是实际上，王焘的身世并没有这么高大上，南平公主只是他的叔祖母而已。王焘实为初唐宰相王珪之曾孙，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王珪有二子：长子崇基与次子敬直，敬直即唐太宗朝驸马，尚南平公主封南城县男。崇基官主爵员外郎，有四子：长子体仁，官朝散大夫，次子尚逸，字伯夷，为定州长史，三子为齐望，任通州刺史，四子茂时，未言官职。茂时有二子：长子光大，官司勋郎中，次子焘，官给事中，即《外台秘要》的作者。至于《新唐书·王珪传》所云之“珪孙……旭”，实亦为珪之曾孙，乃崇基三子齐望之子，官左司郎中，是唐代著名之酷吏，《唐书》有传。据此，显见王珪为王焘之曾祖父，王敬直为王焘之叔祖，而非其父亲，南平公主为焘之叔祖母，亦非其母亲（据《新唐书·诸帝公主传》及《王珪传》载，王敬直因“坐交皇太子承乾，徙岭外”后，“南平公主更嫁刘玄意”，便与王氏家族无关，更与王焘无涉)，王焘不是唐太宗之御外孙。王焘虽然不是唐太宗的御外孙，但是却有显赫的家世。
多数学者认为：王珪从一名普通的生员跃入仕途，并入朝辅政，得到唐高祖、太子建成、唐太宗的赏识，青云直上，为王氏家族在政治上奠定了显赫的基础。随着王珪的升迁，家族中的系亲也由渭水之滨迁入京师长安。若深入考究王焘的里籍，不难从《南史》《梁书》《旧唐书》《新唐书》等中书中得出：王焘之家族原为汉魏六朝著名世族“太原王氏”，自八世祖王冏在后魏时官度支尚书、护乌丸校尉，这一支系是为“乌丸王氏”。王焘之高祖王珪于北齐亡后，迁徙万年，并定居于此。自王珪至王焘之孙王师正均葬于万年县之神禾原。王焘之里籍应是万年县(今西安市)。
二、个人生平王焘生平，各种医史著作均仅云王焘在弘文馆任职二十多年，后贬至房陵。经检有关史料，我们认为，尽管史料甚少，但还是可以为王焘生平勾画一个大致的轮廓的。
开元八年（720年），王焘为华原县尉充京畿按察使判官。史料有载，《旧唐书·韦抗传》：“抗为京畿按使察时，举奉天尉梁升卿……华原尉王焘为判官及支使，其后升卿等皆名位通显……”据《韦抗传》，开元八年，韦抗“代王晙为御史大夫，兼按察京畿。”开元十二年（724年），王焘为长安县尉充劝农使判官。华原县与长安县同属关内道京兆府，但华原为畿县，县尉正九品下，长安为赤县，县尉从八品下，由华原尉迁长安尉，是正常升迁。史料有载，《唐会要》卷八五：“开元九年，监察御史宇文融清急察色役伪滥并逃户及籍田，于是奏劝农判官数人……至十二年，又加长安县尉王焘……皆当时名士，判官得人，于此为盛，分往天下安辑户口，检责剩田。”开元十二年至十六年间（724—728年），王焘官监察御史，转殿中侍御史。史料有载，《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卷二监察御史及殿中侍御史题名均有王焘，殿中侍御史王焘题名在李宙前。李宙开元十七年为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从八品下，殿中侍御史，从七品下，亦属正常升迁。王焘与《外台秘要方》开元十七年至天宝五载之间（729—746年），王焘曾先后任户部员外郎、吏部郎中、给事中。《外台秘要序》云：“七登南宫，两拜东掖，便繁台阁二十余载，久知弘文馆图籍方书等，繇是睹奥升堂，皆探其秘要。”南宫，即尚书省，则王焘曾任尚书省郎中、员外郎。史料有载，开元二十九年（741年），排名在王焘之前的吏部郎中杨仲昌卒，由此可推，王焘之为吏部郎中亦在开元二十九年左右，其在任吏中之前，因在尚书省二十四曹郎官中，吏部郎中最为清要。身居要职，而政务却清闲，怪不得能有大量的时间去探方书之秘要了，伟大的著作《外台秘要方》才因此而诞生了。“两拜东掖。”东掖，即门下省，与西掖中书省相对，因门下省在左延明门外，中书省则在右延明门外。《新唐书·王珪传》：“焘……历给事中。”给事中属门下省，正五品上，这就是“一拜东掖”了，计其时，当在天宝初，《新唐书·百官志》：“武德四年，置修文馆于门下省。九年，改曰弘文馆……仪凤中，置详正学士，校理图籍，武德后，五品以上曰学士，六品以下曰直学士，又有文学直馆，皆它官领之。武后垂拱后，以……给事中一人判馆事。”据王焘自述，焘当是以尚书员外郎或郎中充弘文馆直学士或学士，至天宝初为给事中时，方判馆事，焘自云“便繁台阁二十余载”，其时当在开元十七年至天宝五载之间。《外台秘要序》复云:“贬守房陵，置移大宁郡.”其孙王师正墓志叙焘之历官为“给事中，房陵、大宁、彭城、邺四郡刺史”。天宝三载以州为郡，以刺史为太守，乾元元年复旧。序及志所云均郡名，故此四任刺史均在天宝中。房陵即房州(州治在今湖北房县)，大宁即隰州(州治在今山西隰县)，彭城即徐州；邺郡即相州(州治在今河南安阳市)。以上四职，唯任邺郡太守之年可得确考。《外台秘要序》自署为“唐银青光禄大夫持节邺郡诸军事兼守刺史上柱国清源县开国伯王焘撰”，“是岁天宝十一载（752年）岁在执徐月之哉生明者也。”天宝十一载壬，辰《尔雅·释天》.“太岁在辰日执徐。”知王焘确于此年为邺郡太守。《新唐书·颜真卿传》：“出为平原太守……禄山反，河朔尽陷，独平原城守备……饶阳太守卢全诚、邺郡太守王焘各以众归。”《颜真卿神道碑》亦云:“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陷洛阳后，邺郡太守王焘，被禄山移摄河间，焘俾掾吏李负斩伪署河间长史杜暮睦，以河间众归于公。”则天宝十四载王焘仍为邺郡太守，岁末，假摄河间郡太守，但由于这是安禄山的伪命，其后人的墓志及史籍当然不会记载，何况王焘斩河间司马，率部归于高举义帜的颜真卿，在阻遏安禄山分裂活动中作出了重大贡献。写到这里，突然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王焘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医学家，还是一位民族英雄，一位足智多谋的军事家！但是很不幸，他应当是在此次战争中去世了，所以传记碑志记其终官均为邺郡太守，其卒年约在天宝十五载亦即肃宗至德元载(756年)。总之王焘的生平可略述于下：约生于武后如意元年（692年），历官华原尉、长安尉、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徐州司马、户部员外郎、吏部郎中、给事中、房陵太守、大宁太守、彭城太守、邺郡太守，并被安禄山伪授河间太守，约卒于天宝十五载(756年)。
三、外台之义最早给“外台”作解释的是北宋校正《外台秘要》的儒臣孙兆，他在序文中开宗明义地解释说:“夫外台者，刺史之任也。”又说:“以出守于外，故号曰《外台秘要方》。”孙兆所指的是王焘曾任邺郡太守，而且此书署名为“持节邺郡诸军事兼守刺史”。清代《四库全书提要》赞成此说。日本学者丹波元胤《医籍考》指出，外台“其义取《魏志》，‘兰台为外台’之谓者也。”今考中国古代“兰台”含义有四种。其一为谒者台，汉代尚书为中台，御史为宪台，谒者为外台;其二为刺史，州郡长官，孙兆所说“刺史之任”是有根据的；其三为兰台，《三国志·魏志·王朗传附王肃传》注:“兰台为外台，秘书为内阁，台阁一也”，丹波元胤所云本此。其四为三司监院监司，是唐肃宗至德(756-757年)后所设，事在王焘后，于义无取。“外台”一语当训为“兰台”。唐高宗龙朔二年(662年)改秘书省为兰台，依《魏志》，兰台可称外台。王焘《外台秘要序》：“余幼多疾病，长好医术，遭逢有道，遂蹑亨衢，七登南宫，两拜东掖，便繁台阁二十余载，久知弘文馆图籍方书等，繇是睹奥升堂，皆探其秘要。”按王焘自己的说法，“便繁台阁”与“探其秘要”恰好就是《外台秘要》之本。四、辑古复用徐大椿《医学源流论》指出:“唐王焘《外台》一书，则纂集自汉以来诸方，汇萃成书，而历代之方于焉大备。但其人本非专家之学，故无所审择，以为指归，乃医方之类书也。然唐以前之方赖此书以存，其功亦不可泯。”的确，南北朝至唐代的“释僧深、崔尚书、孙处士、张文仲、孟同州、许仁则、吴升等十数家，皆有编录”久已遗传的《集验方》、《小品方》仅存于此书中。后人从《外台秘要》辑录出丰富翔实的资料，足以恢复原书梗概。但是，王焘并非不是一个经方家，其临床水平也相当高。他并不仅仅是辑录前人药方，而是身体力行地应用经方，常常在一些方后加注此方的效验。例如：茱萸煎方后注云：“奉车都尉陈盖试有验。”《近效》烧盐通一切气尤疗风方后注云：“韦特进用之，极效验。”诃梨勒丸后注云：“礼部萧郎中处得，云自服大效。”王焘的亲眷在贬滴房陵迁转到大宁的途中“冒犯蒸暑”，“染瘴婴病，十有六七”，幸亏他记下了一些药方，“赖有经方，仅得存者”治好了家人的病。王焘捐众贤之砂砾，掇群才之翠羽，皆出入再三，伏念旬岁，上自炎昊，迄于圣唐，括囊遗阙，稽考隐秘，不愧尽心焉，而撰《外台秘要》四十卷。今世之人当珍之宝之，继承此书遗产，研求践行，以提高医术，普惠大众。（徐凤凯 杨武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