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
徐光启是明朝著名的政治家、科学家、农学家、军事家，现在有学者评价他才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我们的故事就从他参加科举考试开始讲起吧。
一、天之骄子
1562年，徐光启出生于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当时的上海还只是中国一个很普通的小县，并没有现在这么的繁华。徐光启家世平凡，他的祖上由农民转变为商人，家里才渐渐富裕起来。他的父亲是一个不成功的商人，破产后务农，徐光启从一个小地方的寒门子弟，坐到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位置，非常的不容易。
据说，徐光启少时敏而好学，对章句、声律、书法无不精通，为了考中秀才，他在八股文、律诗等方面也下了不少功夫，据《徐氏家谱》载：徐光启读书龙华寺时，有一次路过邻塾，塾师命题，徐光启“随口成章，不假思索，师大奇之”。
1581年，19岁的徐光启考中金山卫的秀才，这是他人生中的一件大事。
世人对秀才多有误解，因为秀才没有薪水，不能当官，需要自食其力，养家糊口，俗称“穷秀才”。《范进中举》中描写范进考中秀才后，想去参加乡试，因没有路费，走去同丈人胡屠户商议，被胡屠户啐了一脸，骂了一个狗血喷头。
其实，不要看不起秀才，在封建时代要考个秀才还真不容易。
秀才，才之秀者，通俗地说就是读书人中的优秀人才。考中秀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经过三次考试：县里(县试)考一次，府里（府试）考一次，最后到省里（即院试，由提督学政即省教育厅厅长主持)那里考一次，俗称“小三元”。
县试、府试及院试三个合称童试，亦称童子试。
县试在各县进行，由知县主持，连考五场。
县试通过后参加由知府主持的府试，连考三场。
通过府试的便可以称为“童生”。不能通过，下次又得从县试开始考了。
真正说起来，无论是县试，还是府试，在科举考试体系里都只能算预备性考试，通过的人才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的第一级考试——院试。通过院试的，被称为生员，俗称秀才，这才是有正式功名了。院试没有通过的，不用从县试考起，下次再参加院试好了，理论上一辈子都可以考。
院试由各省学政或学道主持，也考五场。
院试比府试竞争更加激烈，历年来积压的几千个童生，争夺那几百个秀才名额。
县试、府试两级考试对于录取名额是没有要求，知县、知府看着本县、本府的考生水平录取就行了，没有名额限制。等到了院试这一级别，就开始有名额限制了，根据学者的研究，明朝中后期，秀才的录取率大约在10%上下浮动，换言之，100名童生参加考试，只有10人可以获得秀才资格。当然有人会说：那时代的人读书人少，但是你要知道古代考试可是不大区分年纪的，所以这样历次考试累积下来，人数还是挺多的，考中秀才难度其实也很大。
院试的第一名称为“案首”，通过院试的童生都被称为“生员”，俗称“秀才”，生员获得“入学”的资格后，可以到官办的府、州、县学读书，进学做秀才，国家是要发助学金的。
不少读书人要多次考试才能通过最基本的县、府试成为童生，还有人得到童生的身份后，院试多次落第，到了白发苍苍仍称“童生”者不乏其人，清道光年间广东曾经多次有百岁童生参加院试的纪录。
你知道吗？一代名臣曾国藩考了七次，才成为秀才。15岁那年，曾国藩去长沙府参加童子试，考了个第7名，但直到21岁，连考7次，才考取秀才。
一个在府里（地区）考第七名的学子，考秀才尚且还要连考7次才考上，你还能说考秀才容易吗？
所以，19岁的徐光启考中秀才，算是时代的幸运儿了。
这么说吧：封建时代，如果一个读书人在20岁能考中秀才，就会全国闻名；如果是十几岁时考中，就会青史留名了，比如：少有异才，11岁就考中秀才的梁启超。
如果换到现在，县试相当于初考，府试相当于中考，院试相当于八十年代的高考，那时考上后国家要发给助学金，分配工作，因此录取率极低。
八十年代的中专生，如果有了初级职称，就可以称为“知识分子”了，这种知识分子倒是可以理解为秀才。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考个秀才远远难于今日高考。2011年以来，高考的录取率基本保持在70%以上，大致只有考上重点大学，才算考中秀才吧。
所以读书人考中秀才并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在古代，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一个读书人进学成了秀才，便进入士大夫阶层，享有一定的政治待遇。秀才被尊称为“相公”，有免除差徭的特权，有专门的穿戴：方巾和青衫。没功名的人是不能穿戴的。不是秀才的人戴方巾，情节很恶劣，后果很严重，可以直接锁拿，听候学堂处置。
秀才不用出徭役，房子可以比老百姓的家高三寸。
秀才见了官，不用像普通老百姓一样下跪，不称大老爷，作个揖就可以了，而且还有座位。因为秀才已经有功名了。
秀才犯了法，也不能随便动刑，也就是说，如果秀才犯了罪不可以直接脱开裤子打屁股，即使要打手心，也只能由县处级的学官动手，不许衙役打。动刑要省里批准革去功名才可以。这就类似现在的省人大代表，拘捕之前先要通过省人大常委会。
总的来说，秀才虽然不是一个官，但是社会地位还是比较高的，连妻子都被人尊称为“秀才娘子”。所谓的“穷秀才”，只是相对官员而言。
秀才与现在的学子没有可比性，如果你非要比较，我觉得是这样的：
从录取率来看，秀才相当于重点大学毕业生；
从社会地位来看，秀才相当于省人大代表。
所以，如果你是重点大学本科生，后又被选为省人大代表，那就可以说相当于秀才了。
从历史上看，能在科举场上过五关斩六将成为秀才的，都不是寻常人物。
二、好事多磨
明清时代的科举考试分四级：院试、乡试、会试、殿试。考中者分别称为：秀才——举人——贡士——进士。
院试是国家正式考试的最低一级，通过院试就是秀才。也就是说秀才还只是古代最底层的士族。
会试、殿试可以看作一级，因为不再淘汰了，也就是说贡士都会是进士，只是分出了等级。
对于大多数读书人来说，考秀才是穷极一生的事，也就是说考上秀才就是到终点了。但对有些人来说，这仅仅是起点，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徐光启考中秀才后家境依旧艰难，为了彻底摆脱贫困，他只好寄希望于科举功名。因为秀才一般还没有做官的资格，要做官，还得考举人、考进士。
乡试是正式科考的第二关，每三年考一次。乡试于八月（秋季）在京城及各省省城的贡院内举行，亦称“秋闱”。考官都由皇帝亲自任命的中央政府二品以上的京官担任。乡试每次连考三场，每场三天，连考九天。考中的称为“举人”，俗称孝廉，第一名称为“解元”，第二名称为“亚元”，第三、四、五名称为“经魁”，第六名称为“亚魁”，其余称为“文魁”（按古人的想法，举人都是天上文曲星下凡）。
乡试太关键了，考试通过就是举人，算是真正踏入仕途，即便以后不能中进士，也有了做官的资格，叫做一榜出身，而进士就叫两榜出身。
通过乡试，成为举人老爷，这是许多人毕生的梦想。
乡试可不是乡村考试，明后期，来自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长期居住在中国，对中国的科举制度有比较全面的认识，他认为秀才、举人、进士就是中国古代的学士、硕士和博士。个人认为：乡试大概相当于我们80年代的研究生考试，在大学生还被称为“天之娇子”的时代，研究生别提多金贵了，80年代初全国才招收3000多人，现在过于激进了，2019年全国报考硕士研究生人数大约260万人，录取人数大约65万，录取率为25%。从数据上来看，过去考个举人的难度要远超现在硕士研究生，甚至不亚于考博士研究生。
乡试难吗？请把“吗”字去掉，因为比你想象中的要难。
据学者研究，明初的乡试中榜率一般为10%左右，嘉靖末年降为3.3%，实际录取率往往比这还要低，特别是明朝中后期，乡试录取率平均只有3.1%左右。
要知道，每次举行乡试，全省的秀才（其实还包括与秀才同一级别的监生、贡生、官生）都可以参考，每次都是几千人，有些如人文发达的江苏、浙江甚至上万人，乡试录取名额由朝廷统一规定，各省多少不一：大省（如江苏、浙江）100名左右，中省70名到80名，小省40名到50名不等，不可以随便增加或者减少。
这意味着什么？秀才都可以说是学霸了，你要在这些学霸中（包括历年累积的）排名在全省前100名左右，才能考上举人。如果是全国统一录取，意味着成绩在全国排名1200之前才能中举！所以，如果某地中了一个举人，当地会像过节一样开心、荣耀，连地方官都会觉得有面子，跟着沾光。
全国录取总人数仅为1000至1200人。那么全国生员有多少呢？
《中国教育制度通史》中提到，嘉靖时期，全国共有生员（具备参加乡试资格的考生）约40万到50万之间（不是一次这么多，是多年积压），科考通过率约为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
明朝立国276年，一共录取11万名举人。平均算下来，明朝平均每年产生400名举人（按乡试3年一次，那就是一次录取1200名）。这是什么样的概念？参照清华、北大每年招生7000人左右来计算，一年下来考中举人的人数仅仅约为清华、北大人数的1/18，所以古代举人的含金量是高过清华、北大的学生。
在古人看来，举人已经是有相当学问的人，事实也是如此。
秀才功名的学问大体而言，已经基本相当于现在文史哲的硕士研究生水平。举人的学问，大体相当于现在的人文社科博士水平。
1588年，徐光启赴太平府（今安徽当涂）应乡试，为了走近路节省路费，徐光启由水路到达句容后，舍舟登陆，自己担着行李，沿江走了一百多里的羊肠小道，当时正下着倾盆大雨，但他仍沿着这泥泞坎坷的烂路奋然前行，到太平府参加了乡试。
其时徐家生活十分拮据，他的母亲为供养老小，劳作一天之后居然没吃上一口饭，最后从篱笆上摘了一只瓜充饥。
也就是说：当徐光启担着行李在江边冒雨步行时，他的母亲在家竟到了断粮的地步。
可惜徐光启未能中举。
落第的徐光启只能在家乡教书，之后参加举人考试又屡试不中，这期间，他备受辛苦，整整爬了16年的“烂路”，第四次才考上举人。
徐光启在赶考路上，屡遇风雨，泥泞的道路使他联想起科举之路的艰难，就像“烂路”。
晚年，徐光启曾自嘲说：“我辈爬了一辈子烂路，甚可笑也。”
1595年，徐光启在广东的北大门韶关教书度日，等待下一次的乡试，在此之前他已经三次乡试落第了。百无聊赖间，他得知当地有天主教传教士，在传播一种新异的思想和信仰。于是，怀着好奇心，他去拜访了正在那里暂驻的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神父。在郭神父这里，徐光启平生第一次听到了天主教的“耶稣基督救世”的道理，一切似乎都在冥冥之中安排好了——屡试不中的举人考试，在他初识天主教之后的两年即1597年，他获得了第一名（解元）。
有人说，科举考试不但要才华出众，毅力惊人，还须有过人的运气。
科举考试是七分实力，三分运气。能考上秀才的，谁不是学霸？在大家实力相差无几的情况下，比的就是运气了。
比如：梁启超少有异才。他4岁开始认字，6岁读完了“五经”，9岁时能写出洋洋千言的好文章，11岁考中秀才（这是科举时代罕见的事），享有“神童”之誉。1889 年，16 岁的梁启超参加了广东乡试，中第八名举人。
据说这次完全因为幸运。考官看了一眼他的试卷就直接扔了，心想字写这么烂还来考试，然后考官就去上厕所了。
仆人进来看见地上扔了张试卷，既然没扔垃圾桶里可能是风吹的吧。就把试卷展开又平整的放到了考官桌上。
考官上完厕所回来一惊，就琢磨这难道是天意，就仔细看了文章，梁启超这才中了举人。
现在看来，当初徐光启考中举人也是天意：
起初徐光启仍名落孙山之外，但当年主考的焦竑翻检落榜生员废卷时（谁会去翻落榜生员的废卷，这不是天意吗？），看到他的试卷，焦竑大为激赏，拍案叫绝，说：“此名士大儒无疑也！”于是，定为顺天府（今南京）乡试第一名举人，这一年徐光启35岁。
中了举人，从此就被称为老爷了，有了做官的资格，一般可出任知县、教职等职务，因此也有“头顶知县，脚踏教官”的说法。一些十几年出不了一个举人的小县，举人想出仕，当个县令也不是稀奇事，明代著名的大清官海瑞就是举人出身。
举人即使不当官，也可以和县处级干部平起平坐。起码也能充当比较高级的幕僚（类似于现在的局长），或者作为当地的学者，成为书院山长之类（类似中学校长等），那在当地，基本是社会名流了。
这仅仅是开始，如果继续参加会试呢？前途是无量的，谁敢小瞧？
考上举人的经济利益也是巨大的：家中田产可以减免赋税，比如秀才只能免两人徭役，举人可以免十几个人徭役和赋税。有些农民因为赋税重，便把自家的田地送给中举者，自己情愿当佃农，这样可以减轻税赋负担，所以举人很轻易地有了良田千亩，豪宅百间，妻妾成群，成为地方豪强。
就是因为举人能给自己族里甚至地方带来种种的好处，所以考举人往往不是靠一家之力，而是集全族之力拚出来的。
我们再看《范进中举》：
吴敬梓笔下的范进，50多岁时还在考秀才，主考官周进看他苍颜白发，衣衫褴褛，想到自己也是50多岁时才中的功名，心生怜悯之心，于是给他点了个秀才，即便这样，范进还是被人看不起。
但是范进中举后，就不一样了，不仅一贯瞧不起他的岳父胡屠户对他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县里的首富张乡绅也跑来攀关系，大把大把地送银子，还把自己黄金地段的一套房子送给他。还火急火燎的要跟范进结拜。
范进后来又参加了进士考试，考上了进士，最后成为了正四品的高官，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省教育厅厅长的官职。
这哪里是讽刺？明明很励志嘛！
难怪范进中了举人后欢喜得差点发了疯。
你考上，你也疯。
三、天意注定
科举考试起源于隋朝，辉煌于明清，从公元606年到公元1905年，一千三百年间科举产生的进士接近十万，举人、秀才数以百万。能过五关斩六将，通过科考成进士者，都非等闲之辈。
在福建宁德福安市有个溪潭镇廉村，这是福建第一个进士薛令之的故乡。唐神龙二年（ 706年 ），24 岁的薛令之赴京应试，一举登科，成为八闽第一进士。现在为什么这么推崇薛令之呢？因为他是自隋大业二年（606年）开科取士整整100年来，福建人第一次获此殊荣。
一个省整整100年来没有人通过会试，另一方面反映了考中进士之难。
科举考试为什么这么难？主要原因是因为录取人数少。
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能够考中进士，不亚于中了大奖。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从17岁考到39岁，七次落榜，第八次才考中进士。
韩愈尽管是“唐代文章第一人”，但他在考场上，从来就没有春风得意过。他19岁赴京赶考，连考三次，名落孙山，第四次才考中。唐代的进士及第仅仅意味着有了做官的资格，要授予官职，还须通过吏部的考核，不幸的是，在接下来的吏部考试中，韩愈又连考三次，碰壁三次。
孟郊是《游子吟》的作者，年少家贫，仕途不顺，屡试不第，直到46岁始登进士科，孟郊按捺不住欣喜，挥笔写下《登科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佳句。
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但是放眼全国，名额还是少得可怜。
明清时期，会试录取人数少则一百，多则四百，一般都在两百三百。据统计，从永乐到万历32年会试录取率平均为8.4％，每三年一次录取的进士和进士及第加同进士出身数量一共为400人左右（400人为定额，或多或少都在此基础上浮动）。
多乎哉？不多也，你知道明朝的人口有多少吗？据万历年间统计，有五六千万；更恐怖的是清代，人口一下子暴涨至三、四亿，进士的名额却没有增加，考科举的独木桥是越来越难过。
有人做过统计，明朝近三百年间，共开科89次，录取进士1.7万人，粗略估计，进士及第率只有可怜的百万分之十七。
总之，考取进士的难度，用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展示的内容就可以概括：在中国1300多年科举考试历史中，全国平均下来每375万个读书人才能考中一个进士。
所以，如果你有一间写着“进士及第”的老宅子，那你都是可以吹牛的。
尽管贡士（通过会试者被称为贡士）的人数有着严格的控制，竞争十分的惨烈。但多数的举人（不管是哪一年的举人，只要没考取贡士）都不会满足举人身份，都会再接再厉，继续参加考试。
因为举人不是“天子门生”（不是皇帝钦点的），一般只能出任低级官吏，极难坐到大官。要想仕途远大，还必须通过会试和殿试。
当然这也不是绝对，比如左宗棠只是一个举人，但是后来位居大学士、总督的高位，虽然如此，左宗棠一生还为自己只是举人而耿耿于怀。
1875年5月，左宗棠以钦差大臣身份奉命督办新疆军务。在军情这么紧急的时刻，这位左大人竟然要求回京参加会试。朝廷看出了左宗棠的真实用意，赶紧赐他一个进士，并授予翰林院检讨职务。
历朝历代，对于官员来说，都有文凭情结。举人（硕士）的文凭还是太低，一定要考个进士（博士），哪怕给个名誉博士也好呀。
1597年，徐光启考中举人之后，1598年他又马不停蹄地参加了会试。要知道明清科举是三年一次，错过一次要等到三年以后了。
会试是在京城举行，时间是乡试第二年的春季二月，又称“春闱”。
古代有些考生所在的省距离京城很远，十一月就要出门了，春节都要在京城过。
像徐光启这样在秋闱中举，第二年春天又参加京城的会试，过去叫“赶考”，会试由礼部组织，主考官、副考官均为大学士、各部长官等一品大员，并且在朝中、文坛上享有极高声誉，深得皇帝信任之人。
会试的考试内容与乡试一致，也分为三场，时间也为九天。中试者称“贡士”，第一名叫会元。这两个名词都不常见，因为贡士马上就要参加殿试，成为进士了。
从宋仁宗开始，殿试不再淘汰人了，所以贡士都会是进士，只是再分出等级。
不幸的是，这一年，徐光启未能考中贡士，便又回到家乡课馆教书。
想想也难怪，俗话说，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全国无数举子一起进京赶考，既有国子监那样重点学府出来的，又有江浙一带文风昌盛之地出来的，哪一个不是学富五车呀？
不久他乡试时的贵人焦竑也被弹劾丢官，这位焦大人拉了徐光启一把，后来就退居幕后了。
乡试和会试连中是非常难的，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曾国藩中举后考了三次才中进士，这已经是很顺利了，大学者魏源直到51岁才考中进士。
明朝的汤显祖天生聪慧，人称“神童”，14岁考中秀才，21岁中举人，位列全省第八名，文才名扬天下，然而，他在科举这一关却屡试不顺，34岁才中进士。
1600年，徐光启去南京看望自己的老师焦竑，听说利玛窦神父也恰好在南京，便去拜望。这是徐光启人生中的又一件大事。利玛窦给他讲解了天主教的简要道理，并送给他两本宣传天主教的小册子。
徐光启对天主教进行了整整三年的研究，并询问了神父许多事情，为使自己对天主教的道理懂得更加透彻。
经过三年认真的考虑，1603年徐光启在南京，由罗如望神父手中接受圣洗圣事，取圣名保禄。后来又动员全家加入了天主教。
他是上海第一个天主教徒，在中国也应该算比较早吧。
加入天主教的第二年即1604年，徐光启赴北京参加全国性的会试。
这一年的会试，全国一共录取211人，徐光启考中第八十八名贡士。
四、终极一战
科举考试一波接一波，全是淘汰赛，能凭着实力通过会试，取得贡士头衔的人，按民间老百姓的说法，都是祖坟冒青烟了。
接下来就是殿试了，这是读书人的终极一战。
殿试在同年三月份举行，也就是说，取得贡士资格的人不必离开京城，会试发榜一个月后继续参加殿试。
这次不再刷人下来了，也就是说参加殿试的贡士都能成为进士，不会再有落第的情况，当然也不能重考了，很多人到这里才松了一口气。
殿试是科举考试的最高等级，由皇帝亲自主持和出题。殿试只考一题，考的是对策，为期一天。
殿试是武则天开始搞的，目的是防止有人营私舞弊带来不良的影响。监考的都是三品以上大员。
录取名单称为“金榜”，分为三甲：
一甲只有三人，第一名状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赐“进士及第”。
二甲人数不限，赐“进士出身”。算是正式录取的人，这些人能力水平都得到了皇帝的认可。
殿试的前十名都由皇帝钦定。很多人都知道前3名，其实第四名（二甲第一）也有名称的，叫“传胪”。 “胪 ”有陈列的意思，“传胪”就是依次唱名传呼，进殿晋见皇帝。
三甲则赐“同进士出身”。就是等同于进士出身，有点勉强的意思。这个“同”其实就是“不同”，其实就是安慰的性质，就是说你水平还不够，但是能够通过前面的考试也不容易，给你给“像进士一样”的头衔。
殿试后，大家就各回家乡等着朝廷安排做官，心情当然是激动的，因为最低也是一个正七品的地方知县（相当于现在的县委书记、县长）。
有点区别的是：三甲一般是回去当地方官，而且基本上这辈子就这样了（当然这也不错），二甲以上才会留在朝廷。
状元一般会按例被授予翰林院修撰（从六品），榜眼、探花一般会按例被授予翰林院编修（正七品）。
虽然差不多都是七品官，但一甲进士出身的状元、榜眼、探花，以及在翰林院庶吉士的二甲进士，在京城的升官速度是非常快的。谁叫人家是“两榜进士出身”，正儿八经的官老爷呢！
在大家的眼里，庶吉士是精品，进士是合格品，同进士是残次品（虽然还有用处）。你都是残次品了，你还想怎么的？
有一句话叫做“同进士，如夫人”，这个比喻意思是：虽然都是家里人，进士就是大老婆，同进士就是小老婆。
但不管怎么说，三甲也算考中进士，也是天子门生，从此吃上了皇粮。用宋朝汪洙《神童诗》中的句子说：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意思是说：早上还在种地呢，晚上就成了天子门生，就当上了朝廷命官，而且是妥妥的正处级，想想都振奋啊！
想想《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吧，你能说他没有才华？他19岁时参加童子试，接连考取县、府、道三个第一名，名震一时，他只是运气不够，40多年间，一共参加过十几届科考，每次都是满怀希望而去，垂头丧气而归，72岁才补上贡生，得到一个从八品的虚职。
这样看来，蒲松龄只是秀才，还不是举人，但又有什么关系，现在谁不知道他？
殿试考完后按惯例还要举行朝考，就是从二甲三甲中挑选名次靠前的精英进行考试，考得好的会进入翰林院成为庶吉士，当然一甲三人是直接进入翰林院的。
翰林院庶吉士经过一定年限学习后，再到各部任职。庶吉士的职责是给皇帝讲解经史书籍，并帮皇帝起草诏书，是皇帝的秘书，权力很大，明代传统“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
徐光启的殿试成绩排名三甲五十二名，名次靠后，照理没有资格申请入翰林院，但这时又有奇迹发生了，他的同科进士，也是他年满花甲的老师黄体仁主动让贤，把考翰林院的机会让给了他，这次，徐光启又考上了，之后，他被任命为翰林院庶吉士（相当于现在的中科院研究生）。
徐光启后来坐到了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位置，也就是今天的教育部长兼外交部长，而且要知道：在不设宰相的明朝，俗称“阁老”的内阁大学士，实际上是手握相权。所以也可以说他是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兼教育部长。
徐光启登上了封建时代读书人科考入仕的高峰。
徐光启19岁时中秀才，35岁中举人，考中进士时已是42岁，为科举功名共用去了23年的时间，但每一步都若有神助。
古人如果在20岁前能中秀才，那是十分幸运而且优秀的。
举人考试屡试不中，但在他初识天主教的两年后，就获得了第一名（解元），他是被主考官从落榜生员的废卷中捞回来的。
他加入天主教的第二年，参加会试，就考中第88名贡士。
他殿试成绩排名靠后，照理没有资格申请入翰林院，他的老师把考翰林院的机会让给了他，恰好这次，徐光启又考上了，成为翰林院庶吉士。
从徐光启的一生来看，老天这么关照他是值得的。
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等三人加入天主教，曾在当时轰动一时，在后来的教难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被称为天主教三柱石。
杨廷筠、李之藻的科举考试成绩如下：
1579年，18岁的杨廷筠在乡试中考中举人，1592年（31岁）进士考试中列三甲（同进士出身）第36名。
1594年，30岁的李之藻在万历二十二年浙江省乡试考中举人，1598年进军参加进士考试，他在会试中表现出色，一举成为五名会试魁首之一，在随后进行的殿试中考中二甲第八名，这年他34岁。
后记
世人都知道徐光启写了本《农政全书》，他把本来只在福建沿海种植的番薯（俗称地瓜）推广到了寒冷的北方，因为其产量较高，成为穷人餐桌上的主食。在历史上，康乾盛世又被戏称为“番薯盛世”，这些化外杂粮不知救了多少穷人的命。他创新的地窖储存法在北方沿用至今。
他还翻译了《几何原本》，不可思议的是，徐光启的许多译名十分恰当，点、线、直线、曲线、平行线、角、直角、锐角、钝角、三角形、四边形……你现在在初中数学课本上看到的这些耳熟能详的术语，都是徐光启在几百年前定下来的，不但在我国沿用至今，而且还传播到了朝鲜、日本。
上海有天主教，自徐光启始。
徐光启死后几百年，徐光启的第十六代孙出了个军人，他有个外孙女叫倪桂珍，倪氏继承了先祖的风格，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而且擅长数学。
她便是名震中国现代史的宋氏三姐妹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的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