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收录于CCEF(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出版的《新质生产力》一书，为西京研究院发表的第752篇原创文章，赵建博士的第706篇原创文章。全文约为10,200字，阅读时长约为35分钟。

中国经济社会当前正处于深度转型阶段，旧发展模式在持续风险出清的过程中，新发展模式也在悄然酝酿，许多已经破茧而出。在这个新旧交替时刻，经济和金融市场出现了较大的波动，需求不足和预期偏弱影响着疫后经济复苏的进程。2023年第四季度以来，决策层实事求是、审时度势，科学研判经济变化趋势后适时提出“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的新思路。那么如何“进”，怎样“立”，成为当前制定发展规划和各项政策的核心，也是企业家和市场普遍关心的问题。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的提出，为进退之间、破立之间的中国经济提供了发展思路。我们认为，围绕着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构建和现实实践，将成为十四五规划收官阶段，以及下一个十年——十五五、十六五规划的核心主线。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特别是致力于实体产业的投资者，都需要全面深入的理解新质生产力这一理论概念和政策语境的建构意义，理性客观的发现其中的问题和挑战，准确敏锐的抓住其中的机遇。在这个过程中，华为、联想、腾讯等民营企业，仍然是打造新质生产力的“领头羊”。

本文逻辑新质生产力的概念界定、演进意义与理论建构：定义与内涵。在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中的意义。理论建构与超越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思考。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对当下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发展的重大意义：在“破”旧模式与“立”新模式中的核心作用。高负债和高耗能行业转型中的新质生产力角色。对提振信心、聚焦政策合力、推动经济顺利转型的战略影响。新质生产力与新一轮科技革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趋势与特征。中国在新科技革命中的机遇与挑战。在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新质生产力与新质生产关系——推动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紧迫性：对生产关系变迁的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公司治理体系、社会治理机制的制度变迁需求。新质生产力与打造金融强国——中国的资本市场从未像现在这样重要：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作用。资本市场在新质生产力培育中的关键作用。打造健康强大资本市场的必要性。

一、新质生产力的概念界定、演进意义与理论建构

理论溯源来看，新质生产力并非是一个新词，它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学者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就已经提出的一个概念。根据学者王明远的研究，1983年红旗出版社编著的《哲学》、1985年吉林大学刘贤奇教授所著的《历史唯物主义疑难问题研究》、1995年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乌杰主编的《中国经济文库》，都曾经明确产生过新质生产力的定义和解释。在新时代和高质量发展时期，新质生产力被最高领导层提出，重新焕发了生命力。中央财经办、国家发改委等经济决策部门对当下“新质生产力”的明确定义是：大量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等新技术与高素质劳动者、现代金融、数据信息等要素紧密结合而催生的新产业、新技术、新产品和新业态。

从国家发展战略层面，中央重新提出这一概念，是在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根据国内外经济、政治、科技等变化趋势做出的重大思考和理论创新，是引领下一步中国经济新发展方向的重要顶层建构和设计。从语义学的角度来理解，“新”应该是新技术、新动能、新发展格局等，概括的说是新时代涌现的各种推动经济社会进步的新事物的综合。“质”则很明显是指高质量、高质效、高品质等，是内涵式发展的具体体现。如果追溯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官方语境，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生产力更高层次的表述，其代表的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还是一种规范、一种目的。发展生产力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为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因此，在生产力前面加上“新”和“质”，丰富了生产力的内涵，旨在将工具和目的、此岸和彼岸进行有机的统一，是对“唯生产力论”的发展和扬弃。由此可以说，关于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可以不必从形式上进行统一的界定，但是其包涵的“新技术、高质量”等意义却是需要保障内核的稳定性。一个内核稳定但是概念不必严格界定的定义，可以在发挥其意义指引功能的同时又不失弹性和延展性，能更好的适应深度转型期中国发达又复杂的现实场景。

新质生产力并非是一个“概念孤岛”，它起源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后又与时俱进与西方经济学相结合，是改革开放近半个世纪，特别是是党的十九大以来新时代发展理念变迁和演进的结果，可以说是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一路演进的各种理念和概念的集大成者。在论述其概念的时候我们已经提到，新质生产力中的“新”包括了新科技、新动能、新发展格局等涵义，而这些概念不是凭空出现的，都是过去某个发展阶段的引领型概念。比如新动能，是2017年中央提出“新旧动能转换”时的概念；新发展格局，是2018年中央提出“构建以内循环为主的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概念。新质生产力中的“质”，来自于2021年提出的“高质量发展”这一重大概念，首次将质量的要求高过数量，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范式的一次巨大的变迁，是当前深度转型的根本目标之一。所以，新质生产力并非无缘无故的凭空提出，而是与过去高层治国的基本逻辑和政策思路一脉相承，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遇到新的挑战和机遇后，在已有发展思路和治理逻辑基础上的传承、发展和升华。从结构性供给侧改革，新旧动能转换，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到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在这一条经济发展理念演进的主脉络上，新质生产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但当然并非概念的终结，未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在新的形势下还会有新的概念提出以进行引领。

在围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建设上，大部分学者聚焦在“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层面。“TFP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只要是资本和劳动力解释不了的增长，都可以归因于TFP，所以其别称也叫“索罗剩余”。按照我们的理解，新质生产力与TFP并不全是一回事，甚至可以说不是同一个范式。TFP是一个关于经济增长结果的解释，是新古典经济增长范式下的理解，新质生产力最初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TFP的计算是对经济增长的解释，扣除掉资本和劳动等要素贡献后的剩余部分，可以说是一个“黑箱子”。新质生产力并非一个黑箱子，也不单纯是科技的创新，而是科技与资本、劳动、数据的深度融合。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是近一百年前工业时代诞生的理论。在那个时代，工业资本是生产的基础，科技进步被认为是经济增长（以人均产出为衡量标准）的唯一动力。这个理解不能说是错误的，但是在当下的后工业时代，一个数据作为要素进入生产函数的时代，一个现代金融业无比发达和重要的时代，一个需求制约供给从而影响现代增长的时代，仅仅从新古典经济增长范式理解中国的经济和新质生产力显然还不够全面和深刻。

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建构，应该考虑到中国经济增长的全过程和数字经济时代独有的发展模式，不能简单的从经济增长和GDP规模的总量角度来理解。假设经济的质量提高了但是经济增长速度降低了，新古典增长模型推算的全要素生产率并不会有相应的提高。如果冲破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束缚，我们思考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模型，就需要重新定义生产函数的结构，不应该将技术独立于资本和劳动。这种传统的要素割裂方式忽略了技术本身就融合在资本和劳动之中，并通过资本和劳动发挥出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缺乏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描述，也缺乏对新技术和新模式的刻画，甚至还不能理解数据作为要素如何改变生产函数的结构。因此，我们建议构建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论模型，在经济增长质量而非增长数量的范式下，新质生产力的理论解释和构建才有现实意义。

二、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对当下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发展的重大意义

当下中国经济和社会处于深度转型期，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破”掉过去旧的发展模式，“立”新的发展模式，因此关键是如何处理好破和立之间的关系。“破”并不是目的，目的是“立”，即找到符合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方向的新动能、新模式、新道路，这恰恰就是新质生产力所代表的方向。在破立之间的转型期和阵痛期，如何能让新质生产力快速培育成长，及时填补旧生产力破除造成的空白，对转型的稳定性和可控性直观重要。否则，旧动能破了，新的动能填不上，就会发生经济坠落的风险，甚至还会发生重大的系统性危机。这个教训在日本、美国等国家都发生过。所以，在深度转型期，快速培育并发展壮大新质生产力，使其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中能独当一面，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是一件重大又紧迫的战略举措。

主要的矛盾体现在“不破不立”与“先破后立”之间。如果旧模式一直占据资源，对整个生态产生挤出效应，那么新质生产力就很难破茧而出，因此需要先破后立、不破不立。但是，如果只有破没有立，旧动能破除后新动能又迟迟没有出现，或者出现了在总量上无法与旧动能相比，那么就会造成巨大的动能断裂和经济失速，产生系统性风险后对新质生产力也会造成破坏。因此，在这个复杂又充满不确定性的转型时期，需要从系统视角统筹安排，不宜过于激进，应该采取渐进式转型和治理的模式，实现旧的生产力与新质生产力的平滑衔接与平稳过渡。“破”的旧模式主要体现在两大领域：

第一，高负债，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地方基建等高债务密度的行业和领域。次贷危机后的十几年，中国的房地产经历了三次周期，每次都带来了巨大的资产泡沫和债务膨胀。最近的一次房地产周期顶点是2021年，在疫情之后中国经济迅速复苏和货币信贷刺激之下，房地产投资量和价格强劲上涨，房地产企业资产负债率也急速攀升，带来了巨大的风险隐患。同年，监管层通过“三条红线”进行最为严格的治理，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之后三年，无论是房地产企业的债务，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还是市场价格，都出现了明显的调整。房地产的旧模式是破除了，但是新的模式如何建立，现在还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导致的后果就是社会普遍存在的需求不足的问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资产负债表衰退和生产资料领域的通缩现象（PPI长期为负数）。地方政府的基建投资和债务也是同样的问题，在债务被限制过度发行之后，虽然显性债务总量增速受到了控制，但是由于地方政府的支出没有相应的减少，仍然担负着庞大的地方公共事务，因此不得不通过别的途径借更高利率的债务，并提高公共服务的价格，增加其它的一些财政收入，对实体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第二，高耗能，主要集中在消耗大量资源，带来环境污染的碳排放行业。中国在2020年向全世界庄重承诺了2030碳达峰、2060碳中和的“双碳”战略。中国作为世界“排碳大户”，完成这个重大任务并非易事，没有别的路径，只能大力发展绿色产业，而绿色产业就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绿色化转型过程中，也存在旧动能“破”了，新动能还没完全“立”起来，出现了在环保治理过程中“一刀切”的拉闸限电，中断正常的生产生活等行为，对经济活动造成了一定的扰乱，产生了一些没必要的阵痛。在这种形势下，加快培育绿色产业的新质生产力至关重要。绿色产业的新质生产力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对旧生产力的改造上，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单位能耗降低总的碳排放量，这些都需要新质生产力的支撑。二是对旧生产力的替代上，用低碳排放或零碳排放的产品和设备替代旧的高碳排放设备，比如新能源汽车对油车的替代，非石化新能源对传统石化能源的替代等。三是通过全新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构建新的低碳和零碳排放生态体系，从整体上降低人类生活生产的能耗和碳排放，比如绿色工厂、绿色家居、绿色社区乃至绿色城市等，这些都需要新质生产力加持下的一整套解决方案。

由此可见，在中国当下的深度转型期，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无论是理论建构还是现实实践，都起到了巨大而又及时的作用。一方面，有助于消除转型期间，破了后立什么的迷茫和疑问，有助于明确预期和提振信心。当下需求不足的问题从根本上就是因为信心不足和预期疲弱，消费者和企业家即使手头有钱也不敢扩大消费和投资。另一方面，有助于政策聚焦于新质生产力领域形成合力，在当前财政收紧和政策资源越来越珍贵的形势下，可以更好的“将钱花在刀刃上”。政策起到引领作用并显示出效果后，市场内生的部分就会激发出活力，激励企业家采取行动，整个经济和产业的转型也就能逐渐顺利的变轨到新质生产力的轨道上来。中央自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在多次重要会议和重大文件中强调“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的主基调，根本的用意就是将精力和发力点放到新质生产力的“立”上。可以说，新质生产力在中国能否培育成功并成为可以独当一面的高质量发展动力，是当下中国经济社会深度转型能否成功的关键。

三、新质生产力与新一轮科技革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生产力的最前沿代表，必然与最新一代的科学技术联系在一起。面对新一轮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浪潮，中国需要抓住新的战略机遇期，将新质生产力转化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通过发展消解当前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最终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冲击下，过去创造的战略机遇期已经渐行渐远。最近几年在高层和官方的语境里面，也基本上很少再提战略机遇期。当前日益复杂、变乱交织的国内外环境，也的确很难再说是战略机遇期。但是随着新质生产力在中国逐渐涌现，加上全球爆发的新一轮人工智能革命，在中国很可能出现新的战略机遇。但是新的战略机遇期，或者说战略机遇期2.0，不像过去那样是大环境赋予中国的，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经济的综合实力还比较弱，对国际环境的影响有限，大部分情况下只是环境的接受者而非创造者。今天则不一样，一方面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具有最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制造能力，是全球供应链的主要“链主”，对全球经济和政治环境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中国的基础设施和工程师人才等科技创新的基础条件也今非昔比，可以说具有抓住甚至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的客观能力。

新一轮科技革命还处在快速发展的初期阶段，所以很难对其进行完整的阐述和定义。我们认为这一轮科技革命是围绕数字技术和数字化展开的一系列变革，是数字技术自身不断的升级迭代及渗透应用到全社会的整个过程。从工业革命大的文明进路来看，信息和数字科技的崛起是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主要表征。在这个数字化大浪潮里，还存在阶段性的科技革命浪潮。我们总结到现在为止围绕着数字革命的阶段性科技革命浪潮大约有四轮：第一轮是互联网革命，承载终端主要为大型网络基础设施和PC；第二轮是移动互联网革命，智能手机逐渐替代PC成为主流的消费电子产品；第三轮是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等，以大数据的普遍应用为主，全面提升了生活和生产效率，并引发数据治理的变革；当前这一轮则是以大模型为支撑的生成式、通用型人工智能，其表现同大数据时代一样，是AI深入到人类生产生活学习娱乐的各个领域。从大数据到大模型，这是一个从质变到量变的一个过程。没有大数据的积累，大模型也无法进行机器训练，大模型的上千亿、几千亿参数也无法通过深度学习获取。AI化或智能化这条主线将在这一轮大的科技革命中占据主导，并影响和带动其它领域的进步。可以说其它行业和领域的科技革命，都需要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支撑，都是在数字化这轮大的科技革命浪潮下进行的生产力跃迁。

在新一轮数字科技革命下，新质生产力正在为中国创造新的战略机遇期。首先，中国已经抓住了最近两次的数字化浪潮，无论是电商、移动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创新和应用，都走在了世界前列，数字经济出现了飞速的发展。根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测算，2001-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对GDP增长的贡献达到四分之三。1993-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长17.7%，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仅次于美国。可见，新质生产力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下一步只是如何更好的发展和提高。在这个过程中，具有高度市场敏锐性和创新包容性的民营企业，将是打造新质生产力的主力军。例如世界第一大PC制造商联想集团，及时抓住AI科技浪潮的契机，充分利用中国强大的制造能力和完备的产业链，基于“端-边-云-网-智”新IT技术架构，对“研产供销服”全价值链进行智能化升级。2023年以来，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和大模型技术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浪潮，以对快速度推出支持个人大模型的AI PC人工智能电脑，为中国在这一次技术变革中抢得了先机。

其次，中国着力构建以内循环为主的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更加注重内循环的重要性。发展数字经济等新质生产力，可以较好的规避传统高耗能、要素密集型发展模式的缺陷，更好的打通生产、流通、消费、投资、储蓄等环节的堵点，通过数字交易平台，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科技的引用，提高消费和投资的效率，从而畅通整个内循环体系。新质生产力的涌现和广泛应用，可以为中国建立更加稳定的内循环体系提供更为完善的支撑。

第三，中国经济规模巨大，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和完善可以较好的发挥大国经济的规模效应，而新质生产力可以有效的解决统一大市场建设中的市场割据和地方保护主义等问题。建设统一大市场最大的挑战是地区营商环境差异和地方保护主义的问题，这是大国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体制成本。新质生产力下的数字商业平台和物流体系，可以较好的解决线下的市场割据和地方保护主义，在数字世界实现了市场环境和商业制度上的平衡，有利于中国经济更高质量的发展。

第四，改革开放四十五年来，中国经济的生产力主要是制造能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主要矛盾已经不是供给侧的产能短缺问题，而是需求侧的产能过剩问题。因此，如何激发需求尤其是内需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环。新质生产力不仅可以改善供给，提高生产效率，还能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较好的刻画客户画像，提升客户体验，通过供给创造需求，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新的“萨伊定律”。第五，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巨大挑战，比如房地产和地方债转型过程中的风险暴露和增长失速等问题，都可以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新产业、新动能来缓释和对冲。可以说，中国未来几年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新质生产力能否迅速培育壮大有着直接的关系。当前是一个新质生产力与系统性危机赛跑的关键时期，如果能够通过新质生产力转危为机，那么中国将会迎来新的战略机遇期。

四、新质生产力与新质生产关系：推动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紧迫性

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最早起源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事实表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是理解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如果科技决定人类未来的命运，那么新质生产力也应该通过中国主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世界共享和共赢。

五、新质生产力与打造金融强国：中国的资本市场从未像现在这样重要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不理解这一点就不理解现代经济，思维还停留在传统经济的层面。新质生产力需要现代金融的服务，没有现代金融体系调动和组织要素资源，新质生产力就很难蓬勃发展。……因此，新质生产力要成为中国经济新生动力的主导，必须有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也正是因为资本市场能为新质生产力提供强有力的现代金融服务，打造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也是建设金融强国的时代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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