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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妍妍
编辑|妍妍
乾隆初期，明明是盛世辉煌，却笼罩着一层阴霾，所谓的“伪稿案”成为了这段历史的黑点。
表面上，这个案件与文人抄袭有关，但调查过程中却牵扯出无数冤屈与苦难。许多无辜的人被错误指控，甚至受到严厉惩罚，让人痛心不已。
为何在繁荣的背后，真相却如此模糊？那些声名显赫的官员和文人，又是如何在这场风波中自保的？难道真的只有冤屈与无奈？
一纸“伪稿”引发的风波
乾隆三年，京城里悄悄流传着一份署名孙嘉淦的奏稿。这份奏稿针对当朝大臣如鄂尔泰、张廷玉等人进行密参，在朝野上下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孙嘉淦作为雍正、乾隆两朝的直言谏臣，以敢于进谏著称，他的名字成为了批评朝政的最佳"马甲"。
乾隆皇帝起初并未将这件事放在心上，他认为这不过是朝中大臣之间的明争暗斗，要么是有人嫉妒孙嘉淦想要排挤他，要么是有人想借此讨好孙嘉淦。
乾隆选择了息事宁人的态度，没有对此事做出任何处理。谣言就像野草，你不去管它，它就会疯长。
随着时间的推移，借孙嘉淦名义的"伪稿"越来越多，内容也越来越大胆。从最初的批评朝中大臣，到后来直指乾隆本人，这些伪稿在民间广为流传，甚至连偏远的云贵地区都有人传抄。
震怒的龙颜：乾隆的态度急转直下
乾隆十六年七月初一日，一个炎热的夏日，云贵总督硕色收到了一份来自贵州巡抚开泰的密报。这份密报中提到，在提塘吴士周处发现了一封署名孙嘉淦的密函。
硕色起初并未在意，但当他仔细阅读后，冷汗直冒。这一发现不仅暴露了伪稿传播的广泛性，也预示着朝廷面临的统治危机比想象中更为严重。
这封密函的内容触及了乾隆的逆鳞。它列举了乾隆的"五不解、十大过"，包括劳民伤财的各种巡视、妄杀大臣、吏治不清等等。
硕色意识到事态严重，立即下令抓捕吴士周，同时上奏乾隆。这种快速反应反映了地方官员对皇帝态度的敏感，也暴露了他们为保乌纱帽不惜滥捕无辜的心态。
当乾隆看到这份奏报时，他的怒火瞬间被点燃。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伪稿了，但这次的内容如此大逆不道，直接挑战了他的统治权威。
乾隆意识到，是时候采取行动了。这一转变标志着乾隆统治风格的重大转折，从此他开始逐步收紧对士大夫阶层的控制。
乾隆回想起自己继位初期的宽仁政策。他本想通过柔和的手段来赢得大臣和百姓的支持，稳固自己的皇位。
但现实给了他当头一棒：前线将领虚报战绩，朝中大臣对他指手画脚，贪污腐败愈演愈烈。现在，连这样的伪稿都敢公然流传，乾隆感到自己的权威受到了严重挑战。
一场席卷全国的"猎巫"
乾隆决定来一次大的。他下令内地十八省全面自查，要求一边严密捉拿，不能有漏网之鱼，一边又不能张扬泄露，以免引起动乱。
这道密令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各省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搜捕。这种大规模的行动不仅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地方的正常治理和百姓的日常生活。
各地督抚如临大敌，生怕自己成为下一个被问罪的对象。山东巡抚准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发现伪稿后，为了息事宁人，竟然隐匿了重要线索，涂改了送给两江总督的禀帖。
结果被山东按察使和其衷告发，乾隆大怒，将准泰撤职押送入京问罪。准泰的遭遇反映了地方官员在面对政治风暴时的无所适从，也暴露了官场内部的尔虞我诈。
准泰的遭遇成为了其他督抚的前车之鉴。乾隆警告两江总督尹继善："如存草率了结之见，必于该督是问。"尹继善一向主张宽大治政，乾隆就怕他手软，特意敲打了一番。这种高压态度迫使地方官员不得不放弃原有的治理理念，转而投入到这场政治运动中去。
在这样的高压之下，各地督抚不得不小心翼翼、认认真真地查案。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滥疑滥捕的情况，宁可错抓，也不放过。
每抓到一个人，就从他身上开始展开搜捕，连同上家、下家和亲属都一并牵连。仅仅一个月，上报给乾隆的伪稿案便多达数百起，被关押的嫌疑人数已破千。
这种疯狂的搜捕行动不仅造成了大量冤案，还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和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无辜者的血泪控诉
这场大规模的搜捕行动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大量的冤假错案。许多无辜的百姓被牵连其中，遭受严刑拷打。
有些人被迫承认自己从未做过的事，有些人将罪名推卸给已故之人，还有人干脆栽赃陷害自己的仇人。这种情况不仅造成了大量无辜者的痛苦，还严重扭曲了社会的道德标准和人际关系。
案子越查越乱，线索越来越杂。督抚们为了追求自己的“政绩”，不断抓人和审讯，即使没有上家和下家，也要硬生生找出一个来。
一个人胡乱陈述，便引发众人跟风，最后连查案的人自己都搞不清楚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更糟的是，如果供出的人在其他省份，就需要两省之间来回押送对质。有些人在漫长的押送途中自杀或病死，线索又彻底断了。
这场本该还原真相的调查，反而将真相越推越远。这种跨省调查不仅增加了案件的复杂性，还加重了地方政府的负担，使得真相更加扑朔迷离。
冤案的背后，是无数普通百姓的血泪。最低的处罚是带着枷号两个月，出狱前再打四十大板。许多人在入狱时就遭到严刑拷打，根本扛不住出狱前的板子，直接没挺过去。
乾隆后来又觉得处罚太轻，下令将已经处罚释放的人再度抓回来重新处罚。这一来一去，更多的人命悬一线。
这种反复无常的处罚方式不仅加剧了民众的痛苦，还暴露了乾隆在处理政治危机时的犹豫和焦虑。
真相成谜，冤案难平
案子查了一年多，越查越乱。乾隆意识到事态已经失控，决定收手。
乾隆十七年十月十九日，他下了一道《伪稿首犯杳无下落思之良为愧懑谕》，表面上认为是因为自己判断失误造成了天下骚扰，并且为之惭愧。这种表面上的认错，实际上是乾隆为了平息民怨而采取的权宜之计。
但乾隆骨子里是个极度自负的人，他怎么可能真的认错？这份谕旨实际上是在斥责各地督抚没有认真查案，才导致这样的结果。
他将一些官员撤职，当成替罪羊送出去，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这种推卸责任的做法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加深了官员们的不信任和恐惧。
为了给这场闹剧画上一个句号，乾隆又玩了一手冤案。他将江西抚州卫千总卢鲁生和南昌卫受备刘时达认定为制造“伪稿”的主犯。
尽管乾隆心里清楚他们只是替罪羊，但仍然处死了他们的儿子。相比起动不动就诛连三族的其他案件，这已经算是网开一面了。这种处理方式虽然在形式上结束了案件，但实际上留下了更多的隐患和疑问。
"伪稿案"的落幕，不仅埋葬了无数无辜者的生命，也埋葬了乾隆初年的宽仁政策。这场闹剧改变了乾隆的执政风格，让他变得更加严苛。
在不断的打击下，读书人逐渐沦为一帮只读圣贤书的腐儒，不敢对朝政妄加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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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四库五书》《清代文字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