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2月，中国京剧院排演《红灯记》，当时，李少春扮演李玉和。后来江青嫌他身材不够“英雄形象”，“李少春不像个工人，倒像个站长”，就让B角钱浩梁扮演。

钱浩梁版的《红灯记》被拍成了电影，全国人民都知道钱浩梁的李玉和，李玉和这个人物形象在老百姓的心里一度被神化，也导致钱浩梁在戏曲界的地位越来越高，全国都是钱浩梁的海报，可以说，李玉和成就了钱浩梁，让他的演艺事业顺风顺水。全国人民脑海中接受的也只有钱浩梁版的李玉和，所以很多过来人对李少春先生的李玉和根本无法接受。

钱版的受当时政治环境影响，怒目圆睁、面冷言横，从头到尾都是一副表情，且一再被要求“拔高”，将革命英雄打造成所谓的“完美”形象，刀枪不入百毒不侵，不食人间烟火。其实，革命英雄也是人，只要是人，就有七情六欲。再者说，没有平地不显高山，从头到尾都是一个表情、一个腔调，显得过于“平”，没有情绪上的起伏，就带动不了观众入戏，导致人物形象过于单一，不够丰满立体。

总有一种声音，说李少春先生的《红灯记》传统气息太重，像个传统戏里的老先生，加上嗓音不像钱浩梁那样高亢，说李先生是“软绵绵”的，一点儿也不像个革命英雄。

其实，李少春先生的唱腔极为精细，虽然将武生的一些发音方式引入老生唱腔之中，但刚与柔之间掌握的恰到好处，无论声腔如何变化，嗓音的平衡度一直保持不变，演唱时其唱腔的“水音”极美。李少春先生唱的《红灯记》，委婉细腻、声声泣血，极富感染力，使李玉和这一人物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儿。革命英雄不是靠个子高、嗓门大，喊口号喊出来的，这是必须明确的。

“妈叫儿做一个刚强铁汉，”“千言万语似浪翻，不知何处说开端。有件事隐藏我心中十七年，几次欲说话又咽。我……我不是你的……”李少春先生唱得情真意切，何言柔弱？“我父女的深情永留人间，闺女！你知爹爹一穷汉，家中未留一文钱。我只有红灯一盏随身带，你把它当作遗产留在身边。”这样的父亲，又有谁会觉得“软绵绵”呢？特别是“妈叫儿做一个刚强铁汉，”一段，但嗓音之忧郁、韵味之古朴醇厚、感情之深切，听后给人特别的艺术感受。

李少春先生对这出戏的贡献，远远不是简单地把它首演了一遍而已，没有李少春，哪来的《红灯记》，是李少春先生把李玉和这一形象树立起来的，仅凭钱浩梁，能演好后来大家看到的李玉和吗？

高玉倩老师曾经回忆，当时《刑场》一段，鸠山故意安排李玉和与母亲相见，然后命令把母亲拖到幕后，加以拷打，看李玉和是否能挺得住。李少春先生给李玉和设计了这样的身段：即他听到幕后的拷打声音，立即跌跌撞撞扑向天幕处的栅栏，双手扶住，身体却向声音的方向倒去，为了避免摔倒，于是伴随着每一声皮鞭和敌人的吼叫（这些声音代替了锣鼓点），他便向着声音的方向迈近一步——在每“迈”一步的过程中，李玉和虽然背对着观众，但通过扭肩、移步等造型手段，仍然让观众感受到了李玉和心中的难受、挣扎和怒火，也更凸显了日本鬼子的凶狠歹毒。

这样的设计，才能打动人啊！如若不然，都到刑场了，还一副如同打了鸡血一般怒目圆睁的样子，实在是过火了吧！这样的李玉和，并不可亲可爱，或者说，只是个革命机器，没有人情可言。这是时代所限，不能完全怪罪于钱浩梁，但是客观而言，尤其是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在今天这样的环境下，我们需要认识到钱版李玉和的缺陷，应该是明显且深刻的。

京剧现代戏到底该不该保留传统元素？在当时，现代戏算是刚起步不久，这是京剧从老戏走向新戏的过渡阶段，加上李少春这一辈艺术家长期受传统技艺浸淫，很难立即摆脱传统的影子。但是话说回来，创新不就应该这样一步步摸索吗？现在的新编戏倒好，水袖也不要了，髯口也不戴了，山膀也不拉了，韵白也不念了，传统的东西丢了很多，直接话剧加唱了，结果呢？有几个观众爱看？

《赴宴斗鸠山》一场，李少春先生建议阿甲，李玉和受刑后，应该再把他推上来，唱一段快板怒斥鸠山，酣畅淋漓，同时剧情也能有个小高潮，阿甲拍案叫绝，于是有了后面的李玉和手推椅背昂首挺立，怒指鸠山的两晃摇的身段，这个身段怎么来的？李少春先生说，化用了传统戏《独木关》中薛礼上马、病体不支、以枪拄地两晃摇的武老生的台步。如今这出《独木关》有几个人会？

任何一个有才华的人的成功都和所处的时代脱不开关系，即便是伟人，也逃不了这样的宿命。

从艺术的角度来说，李版的要更真实、更有人情味儿，更符合艺术的实际和当下的审美，李少春所饰的形象是深沉的、质朴的、含蓄的，也就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换言之，虽然立足于舞台之上，但却是真实可信的。想象着那一举手，一投足，都是光辉闪烁；一念白，一吟唱，都是神完气足。令人观之，随之呼吸，杂念全无，完完全全陶醉戏中。这些岂是高大全者所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