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的庐山会议时，黄克诚受到了批判，其中有一项罪名让黄克诚一直都耿耿于怀，就是“贪污一万两黄金”。

当时，黄克诚的老部下吴法宪，说黄克诚在解放战争时期，曾经保管着一万两黄金，但后来这些黄金下落不明，很可能是被黄克诚“贪污”了。

那么，真相到底如何呢？

1945年9月，我党为了争夺东北，派黄克诚率领新四军第三师奔赴东北。

当时，新四军第三师正驻扎在江苏，当地的经济条件比较好，部队也有不少经费，但是，根据地发行的纸币只能在根据地用，去了东北就没用了，因此，黄克诚就决定把这些纸币换成黄金，总共有一万两左右，由第三师供给部部长翁徐文保管。

到了东北后，人生地不熟，到处都要用钱，因此，这些黄金很快就用去了一大半，剩下的部分，黄克诚让人炼成了金条，经东北局财经委员会书记李富春批准，保存在了东北银行。

到了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黄克诚被任命为天津市委书记，他知道，天津的稳定离不开黄金，就向李富春申请，把那些金条带去天津，也得到了李富春的批准。

1949年8月，黄克诚又被任命为湖南省委书记，就让翁徐文把剩下的金条带上，一起去湖南。

湖南是革命老区，有很多烈士的家属生活困难，黄克诚就把这些金条的一大部分都换成钱，发给了这些烈属，剩下的黄金，黄克诚又让翁徐文交到了湖南省财政部门。

这就是“一万两黄金”的来龙去脉，黄克诚从江苏带到东北，又从东北带到天津，最后从天津带到湖南，都用在了当地的建设上面，自己并没有用过一分钱，更谈不上什么“贪污”了。

黄克诚后来回忆说：“军委斗争会对我的揭发中，最耸人听闻的就是莫须有的黄金问题，会上一片哗然。我一向被认为清廉克己，忽然间似乎成了大贪污犯。人们感到意外，但了解我的同志都不信。这不是正常的军费吗？况且我能贪污那么多黄金吗？一万两黄金要多少个骡子驮？”

不过，既然有人提到了这个问题，中央就要作调查，于是，在1959年11月，总参谋长罗瑞卿亲自率领工作组去了湖南长沙，调查这件事。

万幸的是，翁徐文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虽然黄金已经交到了湖南省财政部门，但相关的账簿和单据，他都一直保存着，因此，当罗瑞卿来湖南调查的时候，翁徐文就把这些账簿和单据都拿了出来，交给了罗瑞卿。

罗瑞卿的工作组一一查看后，没有发现问题，本来可以还黄克诚的清白了，但是，上面有人还是不肯放过黄克诚，让人继续调查。

就这样，这件案子足足调查了4年之久，把所有能找到的人都问过了，所有能找到的证据也都查过了，还是没有发现黄克诚有“贪污”的问题，黄克诚这才过了关。

但是，等到“文革”爆发后，这件案子又被提了起来，黄克诚也再次受到了审查，连翁徐文也被关进了监狱，逼着他“承认”黄克诚“贪污”的问题，但翁徐文始终都没有松口。

直到1980年，有关部门经过调查，最终确认了所谓的“黄金贪污”是子虚乌有，还了黄克诚将军的清白。

这件案子到这里就结束了，但还有一个后续故事很值得一说，是关于吴法宪的。

自从九一三事件后，吴法宪就受到了审查，被判处17年有期徒刑，从人上人变成了阶下囚。到了1981年，吴法宪的身体不好，需要保外就医，但找了很多人都没有人帮他，最后实在没办法，只好找到了黄克诚这里。

1981年8月的一天，吴法宪的夫人来到了黄克诚的家里，一进门就跪下了，哭着请求黄克诚帮帮吴法宪，说除了您就没有人能帮他了。

黄克诚的家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劝他不要管，当年就是因为吴法宪的栽赃陷害，才让黄克诚蒙受了不白之冤，现在他的处境就是罪有应得，帮谁也不能帮他！

但是，黄克诚却很平静地说：“吴法宪已经接受审判了，如果确实是身体有病，是可以保外就医的，我没有意见。”

秘书丛树品说：“吴法宪当年是怎么对你的，你都忘了吗？这样的人，就让他死在监狱里算了！”

黄克诚坦然地说：“那些都是个人问题，都已经过去了，现在他有病了，我们出于人道主义，不能不管，再说，吴法宪在革命战争中是有功的，不能因为他后来犯了错误，就抹杀他过去的功劳，我同意他保外就医。”

事后，吴法宪感动得痛哭流涕，说自己对不起老领导，没想到老领导还能不计前嫌，以德报怨。

后来，黄克诚还说过这样一段话：“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谁都难免会犯错误，上面有指示，你能不执行？你执行了就犯执行的错误，不执行又犯了不执行的错误，很难啊！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没必要再耿耿于怀，我们要向前看，争取在有生之年为党再多做些工作！”

这就是黄克诚将军的高风亮节，实在让人敬佩！

（参考资料：《黄克诚传》《黄克诚在中央纪委》《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