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景帝之母窦太后好黄老之学，召儒生辕固向《老子》。辕固直言快语:“此是家人言耳。”窦太后发了怒,她反唇相讥,称儒家之书是“司空城旦书”。司空为主刑徒之官;城旦是服苦役的刑徒。就是说,儒家之书不过是律令之书。她又下令让辕固去和野猪搏斗，试试儒生用刑的本事，以此污辱儒生。幸亏景帝给了辕固一件锋利的兵器,才使他刺死了野猪,化险为夷。这段多少有些传奇色彩的故事，反映了汉初不同政治思想之间的斗争。

崭新的汉初社会,如劫后余生,喘息之余,人民与统治者都急待安定休息；同时,秦朝的短命亦如警钟在耳,使统治者不敢为所欲为,因而,汉虽承秦制,但治术迥异。统治者崇尚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黄老之术。不过,他们尚黄老而并未独尊黄老；不好儒而并不排儒。刘邦虽曾在儒冠中撒尿,以示轻蔑儒生。文帝“好刑名之言”,景帝“不任儒者。”但儒生为汉家却出了不少力。刘邦初登帝座，与他同起的草莽英雄不知礼仪，在朝堂上“群臣饮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儒生叔孙通帮助制朝仪、行君臣之礼,皇帝威严在上,刘邦高兴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儒生陆贾向刘邦进言:“马上可以得天下,不可以治天下，‘文武并用’才是长久之计。”刘邦改变了对儒生的卑视态度,经过曲阜,开帝王祭孔之先河。从汉初起,便任用了不少儒生。由于儒生以教育为业,儒学在社会上有了更广泛的传布,对朝野影响越来越大。

儒生叔孙通

武帝继位之初,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尊儒术,绌黄老及百家，结果，触怒了他的祖母窦太后。她出马干政，免去了好儒术的丞相窦嬰和太尉田蛉的官职，使御史大夫赵缩和郎中令王臧下狱自杀，赶走了武帝千里迢迢请来的老儒申公。武帝尊儒受阻。建元六年，窦太后卒,她的死意味着尚黄老时代的终结。董仲舒抓住时机，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

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学，把神学意识和诸子的理性精神揉合为一体，从人伦、人性、天道及历史观等方面为汉家天下的合理性作了全面论证。特别是从大一统的角度论述了统一思想的必要。“《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尊儒学为官学。

所谓官学,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其一,博士之职由儒家垄断。武帝以前博士由诸子博学之士担任。武帝对博士的设置进行了改组，统取儒家。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清代经学家皮锡瑞说：“孔子所云谓之经；弟子所释谓之传或谓之记，弟子辗转相授谓之说。”汉代经学家认为，惟《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乃孔子手定。因此，自孔子删定六经,才开辟了经学时代。汉代《乐经》已失传,所以武帝只能立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博士。后来又相继增加了《论语》和《孝经》,唐朝时又分三礼(《周礼》、《大戴礼记》。《小戴礼记》)、三传《《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再加上《易》《书》《诗》为九经。宋时又增加了《论语》《孝经》《孟子》《尔雅》为十三经。汉代的五经博士地位并不高,但在皇帝之侧,政事职能很重要,参与议政、侧礼,藏书,教授、试策、出使等。对朝野有重大影响。

其二,太学、郡国学校以儒家经典为课程。武帝时初建太学,“置弟子五十人”,成帝时增到三千人,东汉植帝时竟多达三万余人。在官学和以儒取士的影响下,许多经师开办私学,招收弟子,多达数百千人。东汉时期有的经师“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公、私学竟相传授儒家思想，儒学成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太学

其三，明经致仕成为通途。例如大儒公孙弘从一介通晓《春秋》经的布衣书生,一跃而为“天子三公”,于是,“天下之学士糜然乡风矣”。博士弟子以及“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者”能通一经者就可以进任大小不同的官吏。明经成为致仕的主要途径,从此,“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博士夏侯胜对弟子讲：“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当时还流行一句谚语:“遗子黄金满篇,不如一经”。东汉的桓荣由博士升为太子少傅后,把印绶、车马展示给学生,说道:“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

其四,儒学成为厘定制度、制定政策和判断是非的准绳。在西汉,甚至用刑都要以儒家经典为依据,这就是所谓的“春秋决狱”。经学和孔子的话就是法。光武帝刘秀宣布“非上无法”。著名的思想家、真诚的儒者桓谭因批评国家规定的经解,差一点被刘秀砍了头。视为获取利禄的敲门砖。统治者利用它维护现政权，土经学被统治者奉为治国平天下的金科玉律，被士人人利用它获取高官厚禄和土地。在儒学辉煌腾达的同时,它却失去了探求人生,追求真理的内在冲动,走向市侩。正如清人方苞所云,由于追逐利禄，“儒之途通而其道亡矣”。汉代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同秦的焚书坑儒,在文化专制方面是相同的,但又有差异。“罢黜百家”只限于用人不取百家并摒除百家作为指导思想。在社会上还是允许百家存在和流传的。终汉之世,道家、法家、阴阳家,农家等等,都是合法的,学《老子》的尤盛,成名的就有50余家。儒家虽被定于一尊,但终又起萧墙。

北京孔庙十三经刻石

这种内部分化，既是学术发展不可避免的，又是学术政治化的结果。政治上的利益之争必然带来派中分派。不仅五经之间门户林立,而且一经之内又可分出许多家来。汉初时,诗经分出鲁、韩、齐三家,后来又分出毛诗派等。“同师共学”者也多独立门户,教授学生。一经之内,门户相抗,“所见甚陋，各怀私意”，互相攻讦，谋求正统。一旦受到皇帝青睐,就会青云直上。与之伴生的，“一家增置，余家怨望。”最终导致了历史上著名的今古文之争。今文指汉世通行的隶书；古文指秦以前的“籀书”。今文重在明微言大义,古文注重章句训诂。西汉末年,今古文之争发展为政治路线斗争,王莽利用古文经篡汉,古文经大师刘歌被奉为国师。东汉时期,今文经复兴,但今古文之争仍未平息,至东汉末年,郑玄综合今古文经学成一家之言。其后今古文之争时隐时现，到清末又出现一个高潮。由于经学内部之争总与政治斗争搅在一起，使儒学与政治如水乳交融,密不可分。

在学术政治化模式已经形成的条件下,学术本身也具有专制性格,学术争论一方面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又不允许对立面存在。制止学术分化的唯一办法，便是诉诸最高权力的裁决。像西汉宣帝主持的“石渠阁议”和东汉章帝主持的“白虎观议”就是由帝王出来裁定五经、统一思想、制止分化的实例。

当权力成为检验真理的终极标准时，强权出真理自然也就名正言顺了。可儒家又高唱“道高于君”，进退两难,造成了儒家两重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