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马克思哲学一直被锁定在唯物层面：马克思的世界观是唯物主义的，马克思的辩证法也是唯物辩证法。这对于区分哲学营垒当然是必要的，正确的，可马克思当年在创建自己的哲学时，并不满足于这种传统的唯物定性，他坚信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唯物论和辩证法作为哲学的主要板块也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改变自己的形态。马克思所要确立的唯物主义不是以自然科学的物质为始基的唯物主义，而是“新唯物主义”，即“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他所理解的辩证法也不是纯粹客观的、外在的辩证法，而是主体的、“革命的”、“批判的”、实践的辩证法。唯物论和辩证法以实践为基因而一脉相承，彼此贯通，构成完整而统一的天才的世界观。发掘马克思辩证法的实践基因，是当前哲学研究中相对薄弱的环节，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通俗化的深层意蕴，对于我们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变革和他所创立的新世界观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辩证法的前提批判
1845年，对于27岁的马克思来说，正是朝气蓬勃、焕发创造天才的金色岁月。为了批判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不忘记曾经闪烁过的思想火花，马克思虽然匆匆但不失深思熟虑地写成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提纲》不是准备付印的，所以未加修饰雕琢，但也更纯朴、更真实地反映了马克思的内心世界。《提纲》之宝贵在于它推出了新世界观，即使是尚未展开的萌芽状态，也是字字珠玑，难能可贵。《提纲》开头的第一句话就开宗明义地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4页)这段话最经典地指明了旧唯物主义普遍存在的客体性的弊病。本来，一切唯物主义哲学本身都包含有观察的客观性的原则，要求主体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认识和对待外部世界。恩格斯说，唯物主义就是“毫不怜惜地抛弃一切同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除此之外，唯物主义并没有别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2页)但是，从实际出发仅仅是观察的一个维度，还要注意客体的状况，要知彼，不可无的放矢。而且不要忘记，观察的主体性也是一个重要的维度，不仅要知彼，还要知己。认识本来就是为了达到主客体的统一。从前的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共同的缺点是把客体当作认识的出发点，认识的目的是为了达到主体与客体相一致，主体完全消解在客体的笼罩中。所以这种认识不仅是反映论，而且是消极的反映论。
马克思一生很少有机会去阐述自己对世界的终极理解，《提纲》是马克思不受拘束的关于世界观和唯物主义的坦荡表白。至此，马克思作为爱因斯坦式的千年伟人，终于在人文社科领域完成了划时代的哲学革命变革，把历史上一向与进步阶级相携手的唯物主义推进到以实践为硬核的新唯物主义阶段。如果说一个完整的世界观的第一个板块是世界是什么的话，那么，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回答已经画上了完满的句号，即要“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把自然理解为“人化自然”。
《提纲》对世界观的第一个追问，即世界是什么的问题，终于以实践方式解决了，可是《提纲》几乎只字没有牵涉到世界观的第二个追问，即世界是怎样的问题，这如何能称得上天才世界观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呢?长期以来，辩证法一直作为对世界状态的拷问和回答而在哲学中居于第二重要地位，为人们所垂青。但是，正是辩证法的这种提出方式经不起新唯物主义的挑战。
确信辩证法是对世界是怎样问题的回答，这就埋伏下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即世界不是人化的，而是先于人存在的，然后才有世界是怎样的追问。这种先于人而存在的世界早就遭到马克思的批判和质疑，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专有一段文字剖析了这种看法。马克思认为，从人和自然界的关系来说，不能不承认“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页)，总是先有自然界，然后才产生作为自然界的产物的人。但是，历史发展到了今天，“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同上)在发生学的意义上，自然界在先，但是那段历史早已过去，今天的世界恰好相反，先有人的对象化，即人化，然后才化出与人的存在相统一的自然界，马克思花了很大功夫来澄清这个道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为了纠正对自然界的虚化和抽象化，特意把自然界区分为现实的、哲学所面对的自然界和科学所面对的自然界。科学中的自然界，比如微观粒子世界和宇观遥远的天体，都是无人的、先在的，如马克思曾说这种自然界“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能在“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0页)为最好。而哲学作为人的世界观所面对的自然界，是人生活在其中并加以改变的自然界。这种自然界和人紧密相关，是真正的现实的自然界，而离开人的自然界既不现实，因而也无从理解。马克思在《手稿》中说了一句迄今还有人不理解但却十分深刻的话：“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5页)因为这种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就其本性来说，“都不是直接同人的存在物相适合地存在着”(同上，第326页)，它既不能给人提供衣食，也不能给人以遮风避雨的住房，人要生活就不能躺在自然界上，必须从主体的需要出发，不断地使自然界对象化、人化，最后使“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同上，第301页)。所以，真正的自然界都是和人以及人的历史密切相连，人类历史是不断适应自然和改变自然界的历史，历史本身就是自然界被改变的镜子和记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同上，第307页)对于人来说，自然界既然是对象化的、人化的，那么，自然界就有一个形成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与人类历史相适应。自然史与人类史是相统一的，所以马克思又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10页)马克思的这些确凿无疑的话语，集中表明一个道理：现实的世界或自然界对人来说不是先在的，而是人化的，是在人类历史中生成的。人类的历史是实践的积淀，现实的世界就是由人类的连续不断的实践活动而产生的。因此，根本就不存在先于人的世界，然后人再去认识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问题，这种提出问题的方式本身就是本末倒置：不是世界是什么样，而是人作为主体怎样创造和人化了世界，人是否遵循了“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原则，对自己实践活动生成的世界能否从感性的人的活动出发，从实践方面去理解，能否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所以世界是什么样的，是否是辩证的发生的，这不是先于人和历史的外在世界所能回答的问题，而是作为主体的人及其实践是否具有辩证的精神，能否按照这种精神外化出辩证的世界。因此，马克思的辩证法的提出方式不是追问世界是怎样的，到底是辩证的还是形而上学的，而是要拷问人是否是实践的，人是否从主体方面带着自己的价值和尺度投入实践，人怎样以主体的辩证精神再造一个充满辩证法的世界。所以，传统辩证法的前提是先验的世界，任务是挖掘其固有的规律和法则，而马克思辩证法的前提是人化的世界，任务是考察凝结在人化世界中人的本质和实践，看人是怎样通过对象化活动铸就现实世界的，在这个过程中，提高人的素质，提炼和培育辩证法精神，指导人以辩证的实践去创造世界和改变世界。
二、祛除辩证法的神秘性
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新的世界观，实践是这一世界观的核心和本质。对于辩证法来说，它也与新唯物主义一脉相通，实践也是辩证法的基石和灵魂，所谓唯物的辩证法，就是实践的辩证法。实践辩证法是辩证法的合理形态，是指以实践为功能，用以“改变世界”的辩证法。就像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实践的唯物主义者一样，其“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5页)实践辩证法的根本使命也是把辩证的智慧和方法付诸实践，实际地改变事物的现状。在马克思以前，辩证法最集中的表现形态，就是黑格尔以绝对观念为其神秘形式的唯心辩证法，绝对观念既是黑格尔辩证法的源泉，又是辩证法自动的实现形式，只要运用黑格尔的哲学，人间和思想的王国就会自动地到来。所以，马克思说：“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2页)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是对黑格尔绝对观念辩证法的积极扬弃，它既用实践取代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又强调辩证法的否定方面及其付诸实行，因此，这种辩证法使一切反动派都畏惧发抖。所以马克思又说：“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同上)马克思这里所说的辩证法的合理形态就是指辩证法的否定形态，只有这种辩证法付诸实践，才能承担起“改变世界”的功能，也才能引起资产阶级的恼怒和恐怖。马克思特意点出资产阶级夸夸其谈的代言人，恰恰是对辩证法求真务实、不尚空谈的肯定，也是对一切夸夸其谈者的有力针砭。
但是，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与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不是同步的，马克思首先确立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新唯物主义，为实践辩证法做了前提性的理论奠基。马克思曾经想写一本辩证法的专著，他说过：“一旦我卸下经济负担，我就要写《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35页)但由于忙于写作《资本论》和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一直腾不出功夫来，这个美丽的想法始终没有兑现。但是马克思从未削弱对辩证法的兴趣和关注，他借助《资本论》的研究和写作，但凡牵涉到辩证法问题，都不放过时机，尽量展现实践辩证法的相关方面，可以说马克思是用自己一生的时间和精力才构建了实践辩证法的模型。因此，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没有集中表述的专著，基本上是零散地分散在许多著作和书信中。正因为马克思辩证法的零散性，所以急需归纳、梳理，以实践为主线，描绘出马克思实践辩证法的基本图谱来。为此，首先必须祛除辩证法的神秘性。
本来意义上的辩证法，发端于古希腊，是辩论中揭露对方矛盾，博取辩论胜利并进而发现真理的方法。由于时代和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古代的辩证法水平不高，基本上停留在感性直观和主观臆测范围内。看到了江河日下，奔流不息，就形成了一切皆变和一切皆流的动态观念。古希腊辩证法家赫拉克利特等初步地意识和猜到了矛盾的普遍存在和对立统一的原理。中国老子也提出了“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等等。坚持这些观念并把它们凝聚为辩论中常用的方法，不仅有利于战胜对方，而且也避免了发现真理的道路上的许多坎坷和失误。古代辩证法由于具有明晰、直观、朴实、猜测等特性，被后人称为朴素辩证法。但它在基本点上，坚持了辩证法的主体和实践性质，一直把辩证法视为方法，在人的思维如何简洁、实用、举一反三和行之有效的范围内运行着，从未把辩证法神秘化和用来强制人以外的未知世界。
辩证法神秘化的始作俑者是黑格尔。黑格尔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哲学集大成者，他对哲学发展的最大贡献，是他在哲学史上第一个把辩证法系统化和完善化，总结出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和五大范畴。马克思说黑格尔“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2页)，为辩证法的建立和发展做了伟大的奠基，所以马克思又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79页)但是，黑格尔在为辩证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使辩证法在他手中被神秘化了。辩证法一般都被理解为聪明之学，是人的智慧之果，可是黑格尔硬是把它非人化，推向一个谁也说不清楚的在自然和人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的绝对观念。黑格尔认定，绝对观念是宇宙间万事万物的本原，自然界、人类社会和精神现象都是绝对观念外化的体现。但是绝对观念外化为世界的过程并不是突然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一个世界，而是一个充满辩证法的奇异演化，是在《逻辑学》中从“纯有”开始的有无变、质量度的概念演进过程。正是绝对观念的辩证运动和体现这种辩证运动的概念的演化才生成了整个世界。所以，世界既是绝对观念的外化，也是概念辩证演化和发展的结果。由此，黑格尔的极有价值的辩证法就被唯心主义体系所遮蔽，淹没在神秘的绝对观念的海洋中。马克思多次揭露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性，指出：“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为了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必须把它倒过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2页)又说：“只有在剥去它的神秘的形式之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79页)，黑格尔的辩证法才能成为“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同上)。
其实，辩证法作为人类的一种思维方法本身极为简洁明确，并非神秘莫测，非得塞进绝对观念体系中。马克思在《手稿》中，明确指出人是有生命的类存在物，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作为人的类本质和类特性把人与动物根本区别开来。人的类本质决定人先天就追逐摆脱自然和社会限制的自由境界，一直在有目的有意识的框架内进行生命活动。这就使人成为天地间唯一具有智慧和灵性的动物。人类在不断地对自然界进行对象化的同时，也不断地把自己的生命活动作为意识的对象，反思自己对象化活动的成败得失，从而积淀经验，生成智慧，凝聚为辩证的思维方法。对辩证法的这种理解极为通畅、自然，是常识都能够理解和达到的，可是黑格尔却被他的客观唯心主义偏见遮蔽了智慧的视野。他不肯去回归常识，走出哲学的象牙塔，把辩证法归结为思维智慧和方法，这样就失去了黑格尔哲学开天辟地和作为人类历史和认识终点的意义。为了实现和回归历史和认识的圆圈，黑格尔必须将辩证法神秘化，附在绝对观念上，既美化了普鲁士王国，更美化了黑格尔哲学，使之成为人类认识回归起点的唯一可以借助的工具和历史发展的终极归结。
黑格尔把辩证法神秘化的直接后果就是辩证法头足倒置，成为“倒立着”的辩证法。黑格尔把概念的辩证演化过程当作世界生成的基础和过程，这就彻底颠倒了辩证法，把思维着的头脑立地，当作生成世界的根基，成为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的辩证法。为了深刻揭露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性，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做了“倒过来”的大手术。马克思说：“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1-112页)黑格尔把绝对观念外化为自然、社会、甚至人这一精神主体的概念演化过程，看成是现实的造物主，现实事物只是这一过程的外化表现。马克思批判说，真实的过程恰恰相反，黑格尔所谓的绝对观念及其蕴含的辩证属性，首先是头脑中的东西，是被生成的，它不能以头顶地，作为基础，产生出万事万物。其次是绝对观念及其连带的辩证法本身，虽然是头脑中的东西，但不是头脑自生的，而是从外部移入人的头脑并经过头脑能动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能够移入人的头脑并被加工制作、改造的物质的东西，绝不可能是物质实体，即使思维科学十分发展，也不可能把物质实体移入人的大脑，能够移入的只能是物质性的东西。世界上除了物质实体，还具有物质性的东西只有一个，那就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马克思在《形态》中就曾把实践称为“物质实践”，指出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不同，它“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2页)无论是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还是什么其他一切思想性的东西，都不是不可追问的神秘王国，只要是观念，不管加不加上“绝对”前缀，都是可以用物质实践来加以理解和把握的。马克思在《提纲》中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同上，第56页)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及其裹挟的辩证法是理论上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的东西，在马克思看来，它再神秘，也会在实践这面照妖镜下现出原形，说到底，它不过是人类物质实践的折射或扭曲的反映而已。至此，马克思就彻底摧毁了黑格尔绝对观念的神秘性，与之相连带，辩证法的神秘性也因此而被解除，最后都向实践回归。
三、辩证法的主体属性
辩证法在工具和方法的层面上，为人作为主体所独有，是人类思维能力进步和提高的表现。人类童年时期认识能力低下，曾经很长时期没有辩证法，随着实践及其智慧的积淀，辩证法才逐渐产生出来。所以，辩证法并不是存在于人的认识之外的他物，辩证法是为我的，具有属人性，是思想珍品，智慧之花，反映认识主体的评价标准和衡量尺度。总是作为主体的人在言说什么是辩证法或符不符合辩证法，没有主体及其价值认同，就不会有辩证法，只有人作为主体才有资格拥有辩证的智慧方法。不同领域都有自己实践智慧凝聚的辩证法：孙子兵法是军事辩证法，中医辨证施治是医学辩证法，唯物史观是历史辩证法，等等。对人类的这些辩证智慧用哲学概念加以总结和升华，抽取出适用一切领域的一般方法就是辩证法。
把辩证法神秘化的实质就是否定辩证法的主体性，使辩证法超人化。黑格尔就把绝对观念辩证演化为世界，直接通向了上帝创世说。因此，要消除辩证法的神秘性就必须揭露辩证法超人化的宗教创世说的实质，使辩证法恢复自己的本来面目，向人的主观思维方法回归。历史上，客观唯心主义一直以精巧的哲学伪装来贩卖上帝创世说，宗教神学宣扬神和上帝是创造世界的本体，而客观唯心主义则把神和上帝换成某种超人的精神或观念，由于它打出的是哲学招牌，所以不仅与宗教神学的上帝创世说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由于其深奥玄秘，富有哲理，更易欺骗人。黑格尔的绝对观念既然是观念，本来就应具有精神、意识等主观意蕴，可是他在观念前面加上“绝对”二字，就把绝对观念神化了，超越了人的主体范畴，而成为在人和世界出现之前就绝对存在的世界本体。辩证法也因此同时被神秘化，成为绝对观念外化世界的方法和路径。
对马克思来说，对世界都要“从主体方面去理解”，那么同样看待世界的存在状态，是辩证的存在还是形而上学的存在，当然也要从主体出发，辩证法就是主体理解和把握世界存在的一种成功的、有效的方法。对于高举主体和实践旗帜的马克思来说，坚持辩证法的主体性是必然的，是他哲学革命变革的直接后果。马克思虽然高度评价黑格尔的辩证法的伟大意义，但是这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要把黑格尔颠倒了的辩证法“倒过来”，辩证法不是以头立地生成世界的神秘基础，而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性的东西，马克思用人的头脑来框架辩证法，就是对辩证法的主体定性。所以，马克思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革命变革，也带来了辩证法的革命变革，辩证法在马克思的实践和主体面前，消除了客体性和神秘性，如实地向主体回归，归向人的认识方法和思维智慧。
四、辩证法是实践智慧的积淀和升华
辩证法主体性的有力见证是看它的实际内容，看它的基本思想是主体所独有的，还是外部世界所专有的。马克思认为，黑格尔辩证法在“倒过来”的意义上，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不管是什么具体形式的辩证法，其核心都是三大规律、五大范畴，都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表明发展的动力、机制、路径、趋势及其蕴含的原因与结果、可能与现实、偶然与必然等普遍联系和转化的范畴。三大规律特别是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精髓，正是这个规律在最精准的意义上表明了辩证法的主体实践智慧的属性。
对立统一思想早在古希腊和古代的中国就已经以萌芽状态产生了，但由于当时生产实践和科学发展都处于低水平，不可能在实践中获得更深刻的智慧积淀，更多的还是智者们的一种臆测和猜想。经过古代和中世纪的长期发展，到了近代，人类的生产、阶级斗争和科学研究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积聚起来的经验和智慧也越来越丰富和精湛，大大超越了古代辩证法的朴素、直观和猜想的水平。由于有了丰富的实践智慧作依托，加之人类抽象思维能力的提高，经过黑格尔的总结、概括、锤炼和提升，辩证法终于以成熟的、自觉的形式诞生在哲学民族的故乡——德国。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既肯定、赞扬、继承光大，又批判、划清界限，在扬弃的意义上创立了自己的实践的、革命的和批判的辩证法。马克思虽然以实践为中心在世界观上进行了划时代的哲学革命变革，但是辩证法并没有被忽视：“黑格尔不是简单地被放在一边，恰恰相反，上面所阐释的他的革命方面，即辩证方法被接过来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2页)但是，马克思不再简单重蹈旧唯物主义的纯粹自然物质的单向决定论，而是站在新唯物主义即实践唯物主义立场，认为现实的物质自然界是人化的物质自然界，体现了马克思的“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新唯物主义的思想成果。所以，马克思的辩证法不仅在基本立场上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而且是经过哲学革命变革的实践唯物主义的辩证法。
马克思辩证法的特点首先表现在继承黑格尔辩证法的精华，在剥去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外壳”后，保存其“合理内核”，这个合理内核主要体现在三大规律特别是对立统一规律中。对立统一的精妙之处在于，它把一切事物和问题都理解为由对立双方所构成的矛盾，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是矛盾规律的根本法则。除了像杜林那样铁杆的不可救药的形而上学脑袋外，只要正视生活，珍惜实践，一般人都能理解矛盾和对立统一。杜林污蔑辩证法是“矛盾=背理”，“越荒谬就越可信”。杜林的气急败坏，反映了矛盾规律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巨大冲击。实际上，辩证法特别是对立统一规律，从根本上来说是对经验和常识的颠覆，是对认识的直观性、表面性、肤浅性、绝对性的挑战，是生活和实践付出千百次代价所换回来的认识成果。吃一堑长一智，付出学费，增长智慧，辩证法无外就是实践智慧所凝聚的高级的认识方法和思维方法。它启示人们，认识的道路是宽广的，不能一条道跑到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人，要开动脑筋，拓宽视野，寻求多样性思维之路。除了孤立、静止的形而上学方法外，还有一个经常被人斥之为荒谬、背理的方法，这就是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在黑格尔没有“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之前，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的认识和方法也曾长时期地存在于人们的思维和实践中，只不过没有人像黑格尔那样系统地总结概括罢了。黑格尔的功绩在于他第一个有意识地汲取历史上一切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加以系统地梳理提升，而他又是“所有时代中最有学问的人物之一。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他的基本观点的宏伟，就是在今天也还值得钦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2页)也只有黑格尔才有意识、有条件、有能力总结人类认识的思想遗产，把它提升到思维规律和法则的高度。
五、辩证法的发展本质
辩证法作为主体的实践智慧，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发展就是辩证法的本质特征，而实践恰恰是发展的基本路径。列宁坚持辩证法的发展观，他曾别开生面地给辩证法下了一个定义，称辩证法是“最完备最深刻最无片面性的关于发展的学说”(《列宁选集》第2卷，第310页)。这个定义十分精准，揭示了辩证法深刻的属人性和主体前提。发展是人类赋予世界和人自身的基本属性，辩证法的普遍性和主体性正就体现在对发展的深刻理解中。黑格尔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作为一个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他要神化辩证法，把辩证法客体化和超人化，他的《逻辑学》和《自然哲学》就认定，自然界是绝对观念的外化，也服从他的辩证发展规律。可是同一个黑格尔，作为一个唯心主义者，他又瞧不起物质自然界，认为它不配具有辩证发展的本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就指责黑格尔说：“旧的自然哲学，特别是在黑格尔的形式中，具有这样的缺陷：它不承认自然界有时间上的发展，不承认‘先后’，只承认‘并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50-351页)黑格尔还说过，自然界只是在空间上展示自己的多样性，天底下没有新东西。列宁抛开黑格尔对自然辩证法评价的自相矛盾和纠结，把辩证法直截了当地定位在人所具有的发展本性上，使辩证法成为主体思维独具的智慧积淀。
马克思在《手稿》中曾经提出人的发展的本质问题，恰好可以作为列宁的辩证法定义的史学根据。他说：“现在要问，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又怎么以人的发展的本质为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79页)在马克思看来，人作为有生命的类存在物，不仅具有自由的有意识的类本质和类特性，人和动物的更深刻的区别还在于人具有需要本性，在《手稿》中他曾批评粗陋的共产主义者“不了解需要所具有的人的本性”(同上，第297页)。人与动物不同，不以维持生命需要为满足，这仅仅是人的生命活动的第一个需要，人还要生活得更好，在维持生命需求的第一需要的基础上，还产生了“新的需要”，即扩大再生产和生产出更多的产品的需要。需要是无止境的，“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9页)人为满足不断增长的新的需要构成人的发展的本质的内涵，在需要本质的推动下，人类不断进步、发展，从原生形态的氏族社会一直发展到共产主义无限美好的未来。动物与人不同，动物没有主体性和主体的需要，只有维持生命的本能，自然界给它提供什么东西，它就消费什么东西，始终在自然界的恩赐下进行维持生命的活动。所以动物没有需要本性和发展的本质，不能像人那样形成和积淀对发展和需要的沉思，在这个意义上，动物界和整个自然界作为对象和客体就不可能拥有反思发展的辩证法。辩证法是人的需要本性和发展本质的哲学凝思，是人对世界、历史、人生的发展、演变的主体关照。列宁抓住了辩证法的要害，以发展为主题，把辩证法定义为全面的毫无片面性弊病的发展学说，赋予人以智慧的积淀，从而彻底消除辩证法的客体化、外在化、神秘化和万能化，成为主体理解和把握发展的有效的方法和锐利的工具。
辩证法作为实践智慧的积淀，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黑格尔的辩证法反映着经典力学时代的哲学智慧的顶峰状态。经典力学把辩证法的矛盾和对立统一的思想贯彻到极致，任何一个学科都以矛盾对立作为立足的基础，列宁在《哲学笔记》中罗列了这些矛盾和对立：数学中的正和负、微分和积分，力学中的作用和反作用，物理学中的阳电和阴电，化学中的化合和分解，社会科学中的阶级斗争，等等。这些差别和对立不仅表现了矛盾的普遍性，而且在对矛盾的理解中普遍向对立面的斗争倾斜，认为对立面的斗争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发展就是对立面的斗争，否定性对事物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马克思在《手稿》中称“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是“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19-320页)，人们也因此称黑格尔辩证法为否定的辩证法。斗争、否定，是人类生存和实践的最基本定格，动物只要依附自然、融于自然就能生存；而人恰恰相反，只有不断地斗争，不断地否定自然，否定自然的现存形态，生产出自然界没有的新东西才能过活。黑格尔体悟到人类生存和实践的斗争和否定本性，所以他在辩证法中自觉不自觉地格外重视斗争性和否定性。这既是那个时代的智慧积淀，也反映了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但从总体、长远和逻辑上来说，也欠缺对对立面和谐和统一的观照，给过分强调斗争性和否定性留下了潜在的余地，这不能不说是时代智慧的一角瑕疵。这个缺陷在近代显现不出来，在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动力的时代，彰显的是阶级搏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个阶级战胜另一个阶级。中国的改革开放避免了传统辩证法的片面性弊病，以人为本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目标在继续重视对立面斗争和否定性的同时，又特别彰显了对立面的共存和统一，合作共赢、强强联合、优势互补的重要性。它们作为时代的最强音，也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之一。
辩证法和整个哲学一样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实践智慧的凝聚。随着时代的前进，辩证法不会停留在某一点上，它必然随着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改变自己的形态：古代产生朴素的辩证法，近代盛行否定辩证法，现代彰显和谐辩证法。显然，在信息化、智能化和人类全面发展取得长足进步的今天，哲学应该从中为辩证法摄取新的发展资源。辩证法的发展趋势越来越显示出实践奠基和智慧积淀的重要性。没有黑格尔和马克思，辩证法就不会有今天的辉煌，这个事实也呼唤现代哲人要勇敢地承担起当年黑格尔和马克思推进辩证法的历史重任。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2012年，人民出版社.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4年、2002年，人民出版社.
来源：《哲学研究》第2018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