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9日，一颗闪亮的明星在上海坠落，全国震动，多名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出席葬礼。

哀乐声中，宾客迈着沉重的脚步缓缓进入礼堂，对钱其琛同志遗体三鞠躬，沉痛默哀。

就在这时，一名身着黑色西服步履匆匆的来宾进入会场，他的身份让在场众人都深感惊讶。

惊讶之余，大家又回想起钱其琛同志在世时，为中国外交事业做出的伟大贡献，礼堂中的哀痛气氛一时间越发浓厚。

那么，这名匆匆赶来葬礼的宾客是谁呢？钱其琛同志又与他有着何种渊源呢？

事情要从1988年两人初相识时说起。

彼时，香港回归工作进展得如火如荼，全国人民都对此事抱有极大关注，因此处理起来绝不能马虎。

于是，这个艰巨的任务就被交给了钱其琛负责。

当时的梁振英还是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长，两人在工作中经常产生交集，一来二去，就成了交心朋友。

后来到了1996年，特区第一任行政长官的选举大会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由梁振英担任总监票人。

这是香港回归后第一次针对特区领导人的选举，必须公平公正，不能出现任何差错。

然而百密终有一疏，唱票时，梁振英突然发现：候选人的票数出了问题。

本就万分紧张的他顿时冷汗直流，好在不是什么难以挽回的大错，这个小小的插曲很快就被解决。

选举大会闭幕后，钱其琛拿着梁振英买的国产钢笔来签字。

他的字体有筋有骨，字形舒展又大气，下笔时行云流水，该提按顿挫的地方绝不拖泥带水。

看着钱其琛沉稳又流畅的笔法落在纸上，梁振英的心情终于平静了下来。

就是从这时起，两人成为了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

后来梁振英从监票人变成了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在钱其琛去世后，他在网上发布了一篇名为《怀念钱其琛副总理》的长文。

在这篇文章中，梁振英仔细回忆了他与旧友相识相知的过往，对钱其琛此人给出了极高的评价，称赞他“临大事有静气”。

也正因如此，梁振英会不远万里出现在钱其琛的葬礼上。

说起钱其琛，就不得不提到他在中国外交事业中的诸多杰出贡献。

其中最为知名的一点，就是他作为国家主席特使，出席1989年2月日本裕仁天皇葬礼。

裕仁天皇是日本侵华战争的最大责任人，是在世界范围内大肆宣扬军国主义的罪人，在他领导下的日本给中国带来的伤痛不计其数。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方使者应该用什么身份参加他的葬礼，在他的葬礼上又要如何表达，这都是极其难以权衡的问题。

因此，出于国际间正常外交礼仪的影响，中央派出钱其琛以特使身份出席，而非代表中国。

但贪心的日本似乎并不领情。

葬礼前夕，日本国内掀起大股支持裕仁天皇无罪论的风潮，甚至有人堂而皇之提出否认日本侵华战争具有侵略性这一事实的观点。

不仅是民间，连当时的日本首相竹下登都在国会上公然发言：

二战究竟是不是侵略战争，应该由后世研究史料的专家评断。

这就是赤裸裸地蔑视历史，对被侵略国家的苦难创伤视若罔闻，甚至企图篡改历史！

葬礼当天，无数媒体翘首以盼，期待能从钱其琛的态度中挖掘出什么猛料。

而会见日本外相的钱其琛的确没让国人失望，他的措辞简洁有力，表明了中国人民坚决的态度。

“只有日本能正确看待历史，中日关系才有友好发展的可能。”

一句话平息了中日两国间日渐激化的舆论，不仅强有力地维护了祖国和人民的尊严与利益，同时也没有忘记他来时的初心。

除了在对外关系上寸步不让，钱其琛也曾在中韩关系问题上起到了重要影响。

1991年11月12日，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的钱其琛下榻韩国新罗饭店。

消息一出，各路记者纷纷抢破头也要挤进酒店大堂问个清楚。

毕竟自从二战结束之后，中韩关系就进入了冰点，甚至期间还发生过激烈冲突，这次钱其琛现身首尔，必然说明中韩之间出现了新的进展。

当天下午，好不容易摆脱记者们围追堵截的钱其琛，与时任韩国总统卢泰愚进行了单独会见。

卢泰愚军人出身，在上任初期就宣布将与多国建立外交关系，视作自己的任期目标。

如今他的任期只剩一年出头，中韩关系却还进展甚微，当然有些着急。

于是他主动向钱其琛提出韩国与中国改善关系的真切期望，还特意提到山东半岛，因为自己很可能就是山东卢氏的后裔。

但面对卢泰愚的热情，钱其琛却并没有头脑一热全盘接受。

包括当晚韩国青少年体育部部长朴哲彦，多次提出会面请求，钱其琛也是经过多番慎重考虑后才接受邀请。

原因无他，就是朝韩两国的特殊性。

朝鲜是与我国有着传统友谊的国家，如果要考虑与韩国建交的问题，那就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到朝鲜的意愿。

正因如此，钱其琛面对韩国官员的盛情邀请并没有立刻作出决定。

诚然，与韩国建交在经济和政治双方面都对中国有百利而无一害。

但这个问题绝对不能越过朝鲜来谈，反而一定要取得朝鲜方的理解，这是邓小平早在1985年就提出的意见。

因此，在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点头同意之前，中韩之间的贸易往来都是以香港为中介完成的。

直到韩国再次提出加入联合国的申请，中韩朝三方关系终于被摆上了台面。

得知此事的朝鲜决定与韩国同时提出申请，要进一起进，要走一起走，最终，两国同时成为了联合国正式成员国。

此时中韩建交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中方也趁此机会向韩国提出了和台湾方面“断交、废约、撤馆”的条件。

一开始，韩国方面并不满足这个条件，但经过多轮协商后，两国最终还是达成了协议。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的钱其琛，亲自前往平壤，向朝鲜方面转达中韩建交的口信，这说明我国对朝鲜方面依然抱有极大重视。

他的专机落地后没有以往的鲜花掌声，也没有隆重的宴会招待，但好在朝鲜的金永南外长亲口给出了理解中方的态度。

钱其琛心中一块大石头轰然落地，当天用过一顿便饭后便即刻启程返航，将这个好消息带回了中央。

除了在外交场上的运筹帷幄，钱其琛还具有临危不乱的勇气和冷静。

1990年11月11日，钱其琛乘坐飞机抵达巴格达机场。

次日上午，他就见到了一身戎装的萨达姆，并与其展开了一场长达两个小时的会谈。

会议中，萨达姆手边始终放着一把枪。

在两人交谈过程中，萨达姆说道：

科威特和伊拉克的关系，就像香港和中国的关系，自古都是一家，解决中东问题应该采用同一个标准。

但钱其琛并没有被他的架势吓到，而是态度平和地声明：

科威特与伊拉克同为联合国成员国，与香港和大陆的关系不同，靠军事占领的方式解决问题肯定是不对的。

尽管在两个小时的谈话结束后，萨达姆依然没有表露出撤军的意愿。

但陪同在旁的伊拉克外长说，这次萨达姆的表态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灵活了。

通过此事，不难看出钱其琛拥有强大的政治敏感度，缜密的思维和开阔的视野，这些不仅是他的武器，也是他敢于登上国际外交舞台大放异彩的底气。

可以说，钱其琛同志是我国外交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颗明珠，为祖国作出了巨大贡献。

那么，在你看来，钱其琛先生称得上“中国第一外交官”吗？

参考资料：

1、上观新闻 《大使说 | 怀念钱其琛》

2、中国新闻网 《梁振英撰文怀念钱其琛：“临大事有静气”处事态度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