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五年计划”的历史脉络

论史近现代 2024-06-20 03:03:55

导读

中国的“五年计划”经历了从经济发展计划到全面发展规划、从经济指标为主到公共服务指标为主的制度变迁。经过70多年的发展演变,这项制度仍然在中国社会运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01

机构:从“国家计委”到“发改委”

建国初期,中央计划管理权属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具体执行机关为其下设的中央计划局。1952年11月,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单独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简称“国家计委”),与政务院并行,同受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领导。

此后,编制长期和年度经济计划的工作即由中财委移交给国家计委。1953年5月,中财委的工作实行“五口通商”,国家计委又兼管了8个工业部的工作,至此,国家计委的业务范畴涵盖了经济计划、基本建设、物资分配、统计工作和工业建设等方面。因国家计委与政务院并行,下属机构及分管业务众多,当时可谓位高权重,被称为“经济内阁”。

1954年9月,一届人大一次会议撤销政务院,设立国务院,国家计委改为国务院组成部门,主要职责为管理长期和年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同时设立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国家计委遂将基本建设综合计划局、城市建设计划局、设计工作计划局、技术合作事务局和基本建设办公室等机构划归国家建委。

1956年,国家经济委员会(简称“国家经委”)成立,负责年度计划、物资分配、物资储备等业务,国家计委遂专门负责长期计划。“大跃进”开始后,年度计划工作重归国家计委。“三五”计划开始后,毛泽东对李富春领导的国家计委不满意,对国家计委进行改组并成立由余秋里挂帅的“小计委”,后由其正式主持了国家计委的工作。“文革”期间,国家计委机关受到冲击。

“文革”结束后,国家计委的工作逐渐恢复正常。1980年2月,国务院通过《国家计委的职责范围和工作方法》,规定国家计委的任务是“集中全力搞好综合平衡,拟定国民经济的长期、中期和年度的计划,并以拟定中期(五年)计划作为工作的重点”。

1982年的机构改革中,国家计委兼管了被撤销的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的部分业务。同时,为了实现对国家经济活动的统一指挥,此次改革重组了国家经济委员会。但是,改革后的“两委”(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在实际运行中权责交叉严重,1988年机构改革时又将国家经委并入国家计委,新的国家计委成为国务院管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大综合部门,并被赋予“宏观管理机构”的属性。此后3年间,国家计委在邹家华的领导下进行了放权改革。

1998年机构改革时,国家计划委员会更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其职责为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对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调控。此轮改革中,国家计委将产业政策制定等方面的业务转移给了国家经贸委,计委的职权继续减弱,国家经贸委的职权继续扩大。

在计划主管机构的演变过程中,2003年机构改革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发改委”),“计划”一词彻底从计划主管机构的名称中消失。这次改革将原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的职能划入发改委;撤销国家经贸委,其主体业务划归发改委。

02

从“一五”开始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根基

中国的五年计划制度从建国初期一直延续至今,但在改革开放后也经历了明显的制度变迁。

“一五”计划时期是中国首次大规模、有重点地进行工业建设的时期,也是为新中国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工业化奠定基础的重要时期。经过全国人民的五年努力奋斗,尽管期间经历了经济体制的剧烈变动和经济增长的两次波动,但到1957年年底仍然超额完成计划。

工业建设以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为中心,以694个限额以上建设单位为主体,从国防工业、机械工业、电子工业、化学工业、能源工业等方面引进比较先进的技术,大部分填补了中国工业的空白或提高了技术水平,建立了飞机、汽车、发电设备、塑料、电子器材制造等一系列旧中国根本没有的新工业部门,改变了解放前中国工业门类残缺不全的面貌,对中国工业化起步具有决定性作用。

“二五”计划及三年调整时期,1958年至1960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反右倾”运动,造成国民经济主要关系比例失调,党中央及时提出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在1962年底开始明显好转。党中央从实际出发,做出了再进行三年调整以作为过渡期的决策。

到1965年底,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全面完成,工农业生产总值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工业生产能力大幅提高,电子、原子能、航天等新兴工业部门从无到有或从小到大逐步得到发展。

石油工业发展取得突破成就,1965年国内需要的石油已全部自给。交通运输业长足发展,除西藏自治区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了铁路。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事业成就相当可观,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天花、霍乱、麻风病等疾病或被灭绝、或得到有效防治。

“三五”计划时期虽有1966年至1968年严重动乱的冲击,但自1969年起形势相对稳定,出现了一次新的经济建设高潮,到1970年工农业生产取得大幅度增长,相继建成了成昆铁路、湘黔铁路、湘渝铁路等,建设了丹江口、葛洲坝、乌江等大中型水电站。

三线建设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旧中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状况,建设了第二汽车制造厂、攀枝花钢铁厂、山东兖矿等工业企业和大型煤矿。国防和科技战线成果显著,成功进行导弹发射核武器试验,成功爆了第一颗氢弹,首次成功进行了地下核试验,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

“四五”计划时期,虽然国民经济发展几经周折,但经过各方面的整顿,社会主义建设在一些重要领域仍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中美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得到恢复。

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确定从国外大规模引进成套设备和单机。第一艘核潜艇建成并完成试航,第一次把人口控制指标纳入国家计划,首次召开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开始制定农村普及教育战略目标。

“五五”计划时期的经济建设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6年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经济建设处于恢复发展时期;第二阶段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民经济处于调整时期。

1979年4月党中央明确提出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为各项改革事业的展开和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农村改革序幕揭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初步推行阶段进入大发展阶段。探索引进外资的政策措施和方法,决定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教育科技战线的面貌发生显著变化,知识和知识分子重新受到重视,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正式恢复高考。

03

开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建设征程

“六五”计划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全国经济和社会面貌发生深刻变化,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得到改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发展最快的时期。粮食基本实现自给、棉花自给有余,原煤、原油、发电量等大幅增长,许多轻工业产品特别是呢绒、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等中高端产品产量急剧增长。

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取得重大成就,机械行业和电子行业达到国际上比较先进水平的产品品种成倍增加。科技、教育、文化事业出现了繁荣兴旺的局面,五年取得重要科研成果3.3万项,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增加近50%。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五年合计在城镇安排就业的劳动力达到3500多万人,全国除粮食、食用油外,已基本取消票证,敞开供应。

“七五”计划时期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到城市,围绕增强企业活力这个中心推进各方面改革。对外开放规模和领域不断扩大,进出口贸易总额大幅增长,利用外资和引进新技术取得较大进展,在全国形成了逐步推进的对外开放格局。

全国绝大多数地区解决了温饱问题,开始向小康社会迈进。科技攻关、科技成果推广和基础性科学研究取得显著成果,“亚洲1号”通信卫星和“长征2号”大推力捆绑式火箭发射成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对撞成功。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取得较大发展,成功举办北京亚运会。

“八五”计划时期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增长最快、波动最小的五年。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基本框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同程度得到发挥,粮食和食用油实现敞开供应,粮票退出历史舞台。

通讯、汽车、电子、石化等重要产业引进了一批先进技术,一些重要产业的技术装备达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的国际水平。长江三峡、黄河小浪底工程相继开工,引大入秦工程如期建成。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现代化步伐进一步加快,军转民在核电、民用卫星、民用船舶、卫星发射、民用飞机制造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九五”计划时期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有效治理通货膨胀、成功实现经济“软着陆”后,抑制了通货紧缩趋势,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带来的困难,夺取了1998年抗洪抢险斗争胜利,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

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位居世界第七位。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规模持续扩大,外贸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八位。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取得历史性进展,香港和澳门相继回归。

04

获得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大国地位

“十五”计划时期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成功战胜非典疫情和重大自然灾害的挑战,从容应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新变化,国民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步伐加快,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对外贸易迈上新台阶,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增加,城乡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各项社会事业取得新进步。

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国内生产总值由“九五”期末的世界第六位上升为世界第四位,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科教兴国战略稳步实施。新型流通方式、新业态快速发展,信息、咨询、金融、旅游等现代服务业迅速成长。

西部大开发扎实推进,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顺利启动,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开始部署。对外开放水平全面提高,全面履行“入世”承诺,平均关税水平由2000年的16.7%降到9.9%。外贸进出口创下改革开放以来最快增速,外贸进出口总额世界排名上升至第三位。

“十一五”规划时期面对国内外环境的复杂变化和重大风险挑战,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政治优势,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使国家面貌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巨大冲击,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良好态势,战胜了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

综合国力大幅提升,经济总量由“十五”期末的世界第四位跃升至第二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4000美元。基础设施支撑作用明显加强,建设完成青藏铁路、“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等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

创新能力建设成效显著,突破了一批前沿、核心技术和关键装备技术,高速铁路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快的时期之一,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健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迈出新步伐,农业税全面取消。

开放型经济水平加快提升,外贸出口和进口规模分别升至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首次突破千亿美元,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全球排名跃升至第五位,外汇储备规模首次位居世界第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十二五”规划时期,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顽强拼搏、开拓创新,奋力开创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妥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影响等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不断创新宏观调控方式,推动形成经济结构优化、发展动力转换、发展方式转变加快的良好态势。

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经济结构出现转折性变化,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首次超过投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基础设施水平全面跃升,高速铁路运营里程位居世界首位。

科技创新能力明显增强,载人航天、探月工程、超级计算等战略高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对外开放成绩显著,货物进出口总额和对外投资首次跃居世界第一位。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新增就业持续增加,贫困人口大幅减少,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进展,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加快提高。全面深化改革有力推进,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全面展开。

全方位外交布局深入开展,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设立亚投行、新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

五年规划是丈量中国进步的时空标尺。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习近平亲自担任文件起草组组长并参与了《建议》从起草到出台的全过程。首次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布局,体现了新发展理念对实践的新要求,反映了党对我国发展规律的新认识。

2016年3月16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从深海空间站到量子通信、从5G到高速铁路,这些工程项目凸显战略性和牵引性,代表着世界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方向。

“十四五”时期,提高科技和产业创新能力会成为我国发展面临的更为迫切的问题,这既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开局起步期的发展要求,也是适应和引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需要,更是抓住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机遇的必然选择。

赵平、张家芳/文导读

中国的“五年计划”经历了从经济发展计划到全面发展规划、从经济指标为主到公共服务指标为主的制度变迁。经过70多年的发展演变,这项制度仍然在中国社会运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01

机构:从“国家计委”到“发改委”

建国初期,中央计划管理权属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具体执行机关为其下设的中央计划局。1952年11月,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单独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简称“国家计委”),与政务院并行,同受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领导。

此后,编制长期和年度经济计划的工作即由中财委移交给国家计委。1953年5月,中财委的工作实行“五口通商”,国家计委又兼管了8个工业部的工作,至此,国家计委的业务范畴涵盖了经济计划、基本建设、物资分配、统计工作和工业建设等方面。因国家计委与政务院并行,下属机构及分管业务众多,当时可谓位高权重,被称为“经济内阁”。

1954年9月,一届人大一次会议撤销政务院,设立国务院,国家计委改为国务院组成部门,主要职责为管理长期和年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同时设立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国家计委遂将基本建设综合计划局、城市建设计划局、设计工作计划局、技术合作事务局和基本建设办公室等机构划归国家建委。

1956年,国家经济委员会(简称“国家经委”)成立,负责年度计划、物资分配、物资储备等业务,国家计委遂专门负责长期计划。“大跃进”开始后,年度计划工作重归国家计委。“三五”计划开始后,毛泽东对李富春领导的国家计委不满意,对国家计委进行改组并成立由余秋里挂帅的“小计委”,后由其正式主持了国家计委的工作。“文革”期间,国家计委机关受到冲击。

“文革”结束后,国家计委的工作逐渐恢复正常。1980年2月,国务院通过《国家计委的职责范围和工作方法》,规定国家计委的任务是“集中全力搞好综合平衡,拟定国民经济的长期、中期和年度的计划,并以拟定中期(五年)计划作为工作的重点”。

1982年的机构改革中,国家计委兼管了被撤销的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的部分业务。同时,为了实现对国家经济活动的统一指挥,此次改革重组了国家经济委员会。但是,改革后的“两委”(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在实际运行中权责交叉严重,1988年机构改革时又将国家经委并入国家计委,新的国家计委成为国务院管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大综合部门,并被赋予“宏观管理机构”的属性。此后3年间,国家计委在邹家华的领导下进行了放权改革。

1998年机构改革时,国家计划委员会更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其职责为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对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调控。此轮改革中,国家计委将产业政策制定等方面的业务转移给了国家经贸委,计委的职权继续减弱,国家经贸委的职权继续扩大。

在计划主管机构的演变过程中,2003年机构改革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发改委”),“计划”一词彻底从计划主管机构的名称中消失。这次改革将原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的职能划入发改委;撤销国家经贸委,其主体业务划归发改委。

02

从“一五”开始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根基

中国的五年计划制度从建国初期一直延续至今,但在改革开放后也经历了明显的制度变迁。

“一五”计划时期是中国首次大规模、有重点地进行工业建设的时期,也是为新中国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工业化奠定基础的重要时期。经过全国人民的五年努力奋斗,尽管期间经历了经济体制的剧烈变动和经济增长的两次波动,但到1957年年底仍然超额完成计划。

工业建设以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为中心,以694个限额以上建设单位为主体,从国防工业、机械工业、电子工业、化学工业、能源工业等方面引进比较先进的技术,大部分填补了中国工业的空白或提高了技术水平,建立了飞机、汽车、发电设备、塑料、电子器材制造等一系列旧中国根本没有的新工业部门,改变了解放前中国工业门类残缺不全的面貌,对中国工业化起步具有决定性作用。

“二五”计划及三年调整时期,1958年至1960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反右倾”运动,造成国民经济主要关系比例失调,党中央及时提出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在1962年底开始明显好转。党中央从实际出发,做出了再进行三年调整以作为过渡期的决策。

到1965年底,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全面完成,工农业生产总值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工业生产能力大幅提高,电子、原子能、航天等新兴工业部门从无到有或从小到大逐步得到发展。

石油工业发展取得突破成就,1965年国内需要的石油已全部自给。交通运输业长足发展,除西藏自治区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了铁路。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事业成就相当可观,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天花、霍乱、麻风病等疾病或被灭绝、或得到有效防治。

“三五”计划时期虽有1966年至1968年严重动乱的冲击,但自1969年起形势相对稳定,出现了一次新的经济建设高潮,到1970年工农业生产取得大幅度增长,相继建成了成昆铁路、湘黔铁路、湘渝铁路等,建设了丹江口、葛洲坝、乌江等大中型水电站。

三线建设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旧中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状况,建设了第二汽车制造厂、攀枝花钢铁厂、山东兖矿等工业企业和大型煤矿。国防和科技战线成果显著,成功进行导弹发射核武器试验,成功爆了第一颗氢弹,首次成功进行了地下核试验,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

“四五”计划时期,虽然国民经济发展几经周折,但经过各方面的整顿,社会主义建设在一些重要领域仍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中美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得到恢复。

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确定从国外大规模引进成套设备和单机。第一艘核潜艇建成并完成试航,第一次把人口控制指标纳入国家计划,首次召开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开始制定农村普及教育战略目标。

“五五”计划时期的经济建设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6年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经济建设处于恢复发展时期;第二阶段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民经济处于调整时期。

1979年4月党中央明确提出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为各项改革事业的展开和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农村改革序幕揭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初步推行阶段进入大发展阶段。探索引进外资的政策措施和方法,决定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教育科技战线的面貌发生显著变化,知识和知识分子重新受到重视,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正式恢复高考。

03

开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建设征程

“六五”计划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全国经济和社会面貌发生深刻变化,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得到改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发展最快的时期。粮食基本实现自给、棉花自给有余,原煤、原油、发电量等大幅增长,许多轻工业产品特别是呢绒、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等中高端产品产量急剧增长。

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取得重大成就,机械行业和电子行业达到国际上比较先进水平的产品品种成倍增加。科技、教育、文化事业出现了繁荣兴旺的局面,五年取得重要科研成果3.3万项,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增加近50%。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五年合计在城镇安排就业的劳动力达到3500多万人,全国除粮食、食用油外,已基本取消票证,敞开供应。

“七五”计划时期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到城市,围绕增强企业活力这个中心推进各方面改革。对外开放规模和领域不断扩大,进出口贸易总额大幅增长,利用外资和引进新技术取得较大进展,在全国形成了逐步推进的对外开放格局。

全国绝大多数地区解决了温饱问题,开始向小康社会迈进。科技攻关、科技成果推广和基础性科学研究取得显著成果,“亚洲1号”通信卫星和“长征2号”大推力捆绑式火箭发射成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对撞成功。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取得较大发展,成功举办北京亚运会。

“八五”计划时期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增长最快、波动最小的五年。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基本框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同程度得到发挥,粮食和食用油实现敞开供应,粮票退出历史舞台。

通讯、汽车、电子、石化等重要产业引进了一批先进技术,一些重要产业的技术装备达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的国际水平。长江三峡、黄河小浪底工程相继开工,引大入秦工程如期建成。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现代化步伐进一步加快,军转民在核电、民用卫星、民用船舶、卫星发射、民用飞机制造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九五”计划时期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有效治理通货膨胀、成功实现经济“软着陆”后,抑制了通货紧缩趋势,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带来的困难,夺取了1998年抗洪抢险斗争胜利,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

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位居世界第七位。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规模持续扩大,外贸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八位。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取得历史性进展,香港和澳门相继回归。

04

获得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大国地位

“十五”计划时期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成功战胜非典疫情和重大自然灾害的挑战,从容应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新变化,国民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步伐加快,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对外贸易迈上新台阶,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增加,城乡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各项社会事业取得新进步。

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国内生产总值由“九五”期末的世界第六位上升为世界第四位,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科教兴国战略稳步实施。新型流通方式、新业态快速发展,信息、咨询、金融、旅游等现代服务业迅速成长。

西部大开发扎实推进,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顺利启动,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开始部署。对外开放水平全面提高,全面履行“入世”承诺,平均关税水平由2000年的16.7%降到9.9%。外贸进出口创下改革开放以来最快增速,外贸进出口总额世界排名上升至第三位。

“十一五”规划时期面对国内外环境的复杂变化和重大风险挑战,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政治优势,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使国家面貌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巨大冲击,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良好态势,战胜了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

综合国力大幅提升,经济总量由“十五”期末的世界第四位跃升至第二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4000美元。基础设施支撑作用明显加强,建设完成青藏铁路、“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等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

创新能力建设成效显著,突破了一批前沿、核心技术和关键装备技术,高速铁路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快的时期之一,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健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迈出新步伐,农业税全面取消。

开放型经济水平加快提升,外贸出口和进口规模分别升至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首次突破千亿美元,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全球排名跃升至第五位,外汇储备规模首次位居世界第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十二五”规划时期,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顽强拼搏、开拓创新,奋力开创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妥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影响等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不断创新宏观调控方式,推动形成经济结构优化、发展动力转换、发展方式转变加快的良好态势。

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经济结构出现转折性变化,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首次超过投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基础设施水平全面跃升,高速铁路运营里程位居世界首位。

科技创新能力明显增强,载人航天、探月工程、超级计算等战略高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对外开放成绩显著,货物进出口总额和对外投资首次跃居世界第一位。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新增就业持续增加,贫困人口大幅减少,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进展,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加快提高。全面深化改革有力推进,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全面展开。

全方位外交布局深入开展,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设立亚投行、新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

五年规划是丈量中国进步的时空标尺。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习近平亲自担任文件起草组组长并参与了《建议》从起草到出台的全过程。首次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布局,体现了新发展理念对实践的新要求,反映了党对我国发展规律的新认识。

2016年3月16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从深海空间站到量子通信、从5G到高速铁路,这些工程项目凸显战略性和牵引性,代表着世界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方向。

“十四五”时期,提高科技和产业创新能力会成为我国发展面临的更为迫切的问题,这既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开局起步期的发展要求,也是适应和引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需要,更是抓住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机遇的必然选择。

赵平、张家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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