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世征将军

忆 陈 冬 尧

潘世征

序 言

周立波

《忆陈冬尧》是潘世征同志的革命回忆录。作者抑制了自己的悼惜的激情，平静地画出了这位烈士的平凡而又伟大的英雄的形象。陈冬尧同志的坚定、勇敢、勤劳、朴素、爽朗、克己、关心同志和爱憎分明的种种美德，在这里得到了具体的表现。到过延安的人们都还记得陈冬尧，即陈宗尧同志是毛主席表扬过的开垦南泥湾的英雄之一。他能够放下首长的架子，跟战士们一起，开荒折草，打得满手的血泡。在马列学院学习的时候，象小学生一样，他专心致志，刻苦认真，笔记作得非常好。而在战场上，跟阶级敌人和民族敌人作战的时候，他勇猛如虎，从不考虑自己的安危，为党为人民，他在岳阳地方一次极端困难的战斗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样的同志，这样的烈士，正如《解放军文艺》编者所说的，是我们大家的“一个光辉的学习榜样”。

潘世征同志是烈士的亲密的战友。他们共同走过雪山和草地，又一路到延安学习、工作和劳动，在抗日的战场上，两个人也在一起；一九四四年，有一支部队从延安出发，到南方抗日，他们再次在一道参加了这个队伍。多年的密切的，战斗的友谊，促使潘世征同志不能不提起笔来抒发自己的难于遏止的追念。这样的文章是最能够给我们以深切的教益的。

通篇的行文朴质而流畅，叙述简洁，描绘鲜明。作者长期生活在军队里，无论行军和作战，他都有着丰富的经验。从自己的生活体验里，从他对于战友的平日的观察中，他采摘了一些典型的琐事和关键的细节来表现这位可敬的烈士的英勇的生平。

潘世征同志的本行是外科医术。他用手术拯救了好多伤势严重的彩号。他是人民军队里边培养出来的出色的又红又专的大夫。抗日时期，他做过白求恩的助手，全国解放后，党把他送到国外学习了五年。他经验丰富，技艺高超，正在从事新型医学科学的研究。除开本行的业务，他喜欢翰墨。记得一九六一年春天，我们同在从化休养时，他跟我说过，他很愿意利用业余的时间，写出点东西。我们正期待他在医学和文学上作出更多的贡献，不料，在这一年的夏天里，由于心脏病突发，他在青岛海滨与世长辞了。这本革命回忆录竟是他的留在人间的最后的，也是仅有的遗篇。

传者和被传者都是我们南下抗日支队的战友。由于行军的频繁，岗位的不同，当时我们接触得不多；但他们都是党和人民寄予厚望的优秀的干部，都是我所敬爱的同志，由于这样，明明知道这样的作品无需乎介绍，读者自己会珍重它的，我还是写了这短短的文字，作为献给他们英灵前面的花环。

陈冬尧（陈宗尧）烈士

一九六三年三月每逢节日，或者遇到别的使我高兴的事情；每逢工作困难，或者思想上有什么不通的时候，我总要想到陈冬尧（陈冬尧，一名陈宗尧。抗日战争时期报上用的是“宗尧”，但大多数老战友还是习惯地叫他“冬尧”——原注）。一想起他，情绪就要发生变化。

草鞋问题

一九三四年五月，我们医院从后方调到前线，支援湘赣主力红军打沙市里田。这一仗打得好，在伏击中歼灭敌人一个整旅，连旅长侯鹏飞都给捉住了。但是这一仗并没有从根本上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侵占永新的敌人，在城东金华山上，我防守阵地的左翼，又筑成了一系列碉堡，向我进逼。我军主力相机转移，从梅岭栏到井岗山东麓的牛田，从牛田到碧江洲。这一带已是红军根据地和蒋管区赤白交界的地方；前方、后方，机关，部队，游击队员和造币厂的工人，都集结到一块来了，准备长征。

我们编成红六军团十七师野战医院那天的下午，全院工作人员整队检查轻装，末尾，大家围成圆圈做丢手巾的游戏。莫院长忽然叫我们停止，大家站起来，看到院长身旁还有一个人。院长当即介绍，这就是新任政治委员陈冬尧同志。

政委跟着院长走进人圈，我们围着看他：个子不高、宽胸，阔肩膀，挺结实。看脸，年纪总在三十出头(以后知道，其实冬尧那时不过二十四五岁)。他身穿蓝布广东装，前面一排布扣子，扣得密密实实；青短裤，头上戴一顶灰色工人帽；肩上挂着布挂包，背着斗笠，上面写着“对日宣战”四个大宇，腰里扎一条旧皮带，一支没有壳子的盒子枪吊在身边，枪把斗上系着红绳，须头比枪身还长，后腰皮带上挂着四双草鞋，还有捆得紧紧的两卷打草鞋用的麻绳和布条条。一双腿肚子又黑又粗，象一对柱子。脚上穿着旧草鞋，左右脚反穿着，本来阔大的脚板，这就显得越发大了。他两脚平排站着，不象立正，也不象稍息。一只手抓住腰皮带，一只手做手势要大家坐下：

“同志们，上级要我到医院来工作。”一口茶陵腔，“跟地主当长工，我熟；搞游击队，我会；搞医院，我老陈可是头一回。革命同志，分配工作要不讲价钱嘛！同志们，听说你们把伤病员安置得很好，轻装也搞得不错，这都好。不过，我想问一下，你们每人四双草鞋都准备好了没有？这是我们每个革命同志当前的紧急任务。同志们，站起来，我们一个个检查一下！”

当问到我的时候，我硬着头皮说还没有准备好。莫院长出头替我解围说：“这是我们医务科长，工作很忙，自己也不会打。”

“医务科长，不行军吗？草鞋不会打，又不是秀才！”

大家哗地一笑，我的脸热呼呼的。新来的政委可不饶人，接着又说：“当红军不会打草鞋，人家都不信。对行军作战的情况估计不足，草鞋才会准备不好！”

政委是讲到了要紧处。我们不少人都没有按规定准备好四双草鞋。有的同志还这样算账：一双布草鞋，不下雨，天天走路，能穿个二十天，一天六十里，一双草鞋就能走一千二百里，四双草鞋，走尽天边都穿不了。何苦打那么多背着压骆驼！

“不管三七二十一，不吃饭，不睡觉，每人四双草鞋，两天一定要完成！”政委斩钉截铁地结束了讲话，一点也没有商量的口气。讲完话，他挥手叫大家解散，大家便都分头去忙草鞋。

我把参军时发给我的背了三年的一床夹被撕成四块，一块仍留着当被单用，一块向老百姓换麻，两块撕成布条条，坐下就搓绳子。搓了两三丈长，找来一根柴木棍，连夜就边摸边学地打起来，打了又拆，拆了又打，快天亮时，打成了一只，正套在脚上试着，忽然发觉背后有人，一看是政委。他笑笑说：“行了！就是草鞋鼻子还要宽点，这样，走路不碰脚尖。”我说：“打了一夜，样子还是不好看。”

“草鞋没样，越打越象。再打几次就好了。事怕狠心，树怕削皮，做事就怕没有决心。”

出发前，再一次检查战斗准备，陈政委见到医院里每一个人都有四双草鞋背在身上，笑得身腰直摇晃：

“同志们说到做到。好呀，哈哈哈！”

八月，我们六军团从他生长与壮大的摇篮——湘赣根据地出发，开始了长征。部队出黄沙，走左安，直插桂东、桂阳，进入嘉乐、兰山，到永州地界，在阳明山上一个回旋，甩开敌人，抢渡湘水，入新田，过广西，折向湘黔，白天黑夜地行进，逢山过山，遇河渡水，烧碉楼，克城镇，做宣传，打土豪，扩大红军，在敌人追、堵、截、击之中，穿梭而过。在这长途的急行军中，我的四双草鞋和我一同跋山涉水，帮了我许多忙。直到过道县，到贵州边境，我的四双草鞋才穿完了。

行军中，陈政委常打赤脚。他的一双脚底板子，象胶鞋底那样厚、那样硬。走起路来，地都给他踩得咚咚响。杀了猪，我们把猪血涂在草鞋底上，猪血干了，草鞋经穿，他却直接用脚踩上猪血。我们的脚裂口，都是先用热水洗了，用针线缝上，再涂一点热桐油，为的不让裂口扩大；而他洗脚以后，却在整个脚底板上搽上滚烫的桐油。他说： “我这一双脚呀，半辈了没没有穿烂过一双鞋。现在，要它走刀山也行。”

可是，在我穿完四双草鞋的时候，他的四双草鞋也只剩下一双。他那三双当然不是穿完的，是送给同志了。

我穿完草鞋以后，也学政委那样打赤脚行军。赤脚走路，我也从小就习惯的；可是在这石头山上，走起来就不免一跷一拐了。一天，又是半夜起身行军，我忽然发现自己的米袋上拴着一双草鞋。用电筒一照，原来是政委那双红耳子草鞋，这是从茶陵县妇女慰劳品中分得的。从见面到如今没有看他穿过。我想，再打赤脚走，也不穿他的。要明的退还他，是斗不过他的；于是我一面收下，一面过宵不睡，打了两双稻草草鞋。这时候，我已经是打草鞋的快手了。找机会，等政委去伙房的工夫，把这双红耳子的草鞋塞在他挂包里。刚出发，就被他发现，他一手拖着我，一手把红耳子草鞋往我挂包里塞。我早有准备，两手一摆，把穿上新草鞋的脚向他一伸，就边笑边跑地逃走了。（选自乌鲁木齐部队政治部文化部编《三五九旅南下北返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