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学才
1976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不仅三位伟人先后去世，再加之苏联当时在边境陈兵百万，不断挑衅，国际和国内形势动荡不安。
面对一触即发的战争形势，我部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夜以即日地进行紧张艰苦的国防施工，以求用最快的速度，完善兰州军区防御阵地建设，为应对各种挑衅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
当时，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了一次运动，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人民群众也在运动中孕育了与传统社会不同的事物，被当时的媒体称为“新生事物”。
各种媒体不断刊载人民群众支持“新生事物”的来信，国人公开发表个人对“新生事物”的声援和评论。作为一个集体如果有群众支持“新生事物”的公开信被媒体发表，也间接地反映了单位教育的水平和效果。
当时我们师团宣传的部门，在不同阶段教育部署和总结会上，都要求各连队发动干部战士，多多写信支持社会上出现的“新生事物”，并把这种统计数据作为衡量考核政治教育效果的依据。
这些“新生事物”的出现，在当时也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要求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以促进新形势下的社会变革。
连队则按照上级机关的安排部署，有条不紊地利用施工间隙，见缝插针地开展政治教育。
除此之外，连队还在施工现场，建起了大批判专栏，分阶段召开大批判会以配合政治教育。
一天晚饭后，指导员把我叫到连部说，“兄弟连队不少干部战士都在写信支持“新生事物”，我们连队也可能因施工辛苦没人写，我觉着还是你代表连队写一写吧。”
我接受任务后，一直在想着考虑写什么呢，想来想去还是写一下支持推荐选拔工农兵上大学吧。
这一“新生事物”打破了旧的精英教育的局面，批判了“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让低层生产一线的劳动群众走进大学校园，全面接受高等教育后，走出“象牙塔”，成为能文能武的新型劳动者，这种变精英教育为平民教育的变革，受到了全国亿万劳动者欢迎。
围绕这一主题，我用了两个晚上的时间，洋洋洒洒写了四千多字。文章写好后我交指导员审阅，指导员看后很满意，问我“你打算往哪里寄？”我说：“要寄就往“梁效”办公室，“梁效”的文章具有很强的政治导向性和号召力，如被他们采用效果会更好。”
于是第二天我到驻地公社邮政所，花三毛钱挂号寄给了北京“梁效”办公室。落款写的部队和分队，是我所在连队的代号和我自己的名字，信寄出后石沉大海再无消息，我也就投入紧张的国防施工中。
让我没想到的是，这封信最终落到“四人帮”的爪牙迟群手里，迟群当时为清华大学校长。“四人帮”反党集团被粉碎后，上级专案组在迟群的办公室里发现了我写的这封信，并被专案组定性为“效忠信”，把写信人定为“三种人”进行审查。
专案组把我的信作为“催办件”寄给了自治区党委，自治区党委又把信转交给军区党委，军区党委派专人把信送给师党委，师党委又转交团党委，各级党委都很重视，并要求团党委调查处理，一星期内上报处理结果。
上级党委的要求很明确，如果是干部作为转业处理，是战士作退伍处理。幸运的是我那时已经提干，并由连队调入营部任书记员，如果没有提干，结局是显而易见的，退伍回家像父辈一样，做一名两腿插在墒沟里的农民。
团党委接到信后，派分管干部工作的何副政委和政治处主任到营部找我谈话，走进营部会议室我看到副政委和政治处主任，正襟危坐，表情严肃。我向两位首长打了报告后坐在了他们对面。
政治处主任首先发问，“你给迟群写过‘效忠信’吗？”
我说：“没有啊，我给他写什么信？”
主任说：“你还在撒谎。”我说我没有撒谎，说着他把我寄给“梁效”办公室的信推给了我。
我接过信一看，九页信纸上用红笔标出了大部分内容和批语，以及迟群的阅后签批字迹。我说这信是我写的，这不是什么“效忠信”，而是当时配合连队的政治教育，写的支持“新生事物”的信，这信是指导员安排我写的，这事指导员可以为作证。
指导员当时在三营任副教导员，你不信打个电话问一下。随后政治处主任拿起电话接通了三营副教导员，三营副教导员向政治处主任说明了写信的背景和配合政治教育的要求。
政治处主任放下电话后，他仍然强调了这封信性质的严重性和我写这封信的错误，并问我“你出于什么动机写这封信？”
我一看政治处主任把这封信看作了一桩政治事件，似乎不弄出点政治结果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如果真按政治事件处理后果就严重了。我暗想我必须撇清责任，甩掉这个“锅”，不甩掉这个“锅”我的前途就彻底完蛋了。
待政治处主任讲完后我说：
一是写这封信我没有任何动机，完全是完成指导员当时交给我的任务。
二是当时形势和政治教育的需要，这不能说我怀有什么个人目的和动机。这在当时是正确的做法而不是错误。
三是当时政治机关公开要求和鼓励部队干部战士这样做，我作为一个普通战士并没有非份之想，只是响应上级党组织和政治机关的号召。
四是文章的用词和用语是当时各级报刊杂志公开使用的用词用语。如果把当时形势下的用词用语，放在现在的政治背景下来看肯定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
再者我信是寄给“梁效”办公室的，不是给迟群个人寄的，至于信转到迟群手里，并不是我的初衷。
整个谈话过程何副政委只是在听，没有讲话，表现的沉着冷静，听了我的四点说明后他明白了我写信的初衷。
副政委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革命，他经历的运动多，社会阅历丰富，辨别是非能力强。
他听了我的四个理由后笑着说，“你说的也是这么个理，待我们回去研究后再做决定。”看到副政委温和的态度，我心里悬着的心放下了。
我想，如果我不及时申辩，这封信真的会毁掉了我在部队的前程。有了这次深刻的教训，在后来的工作中，处理各种事情我都坚持三思而后行，格外小心谨慎，不敢越雷池半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