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一句古话，叫做“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很容易记，道理也不难懂。同时，你可能也听过另一句话，叫做“听过很多道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字有点多，可以缩略为“理都懂，然并卵”。知道应该怎样，跟真正去做到，可能就是世界上最远距离了。从知道到做到，一个人很难，一群人，一大群人，巨大的一群人，那就更难了。

故事要从战争不断的中东说起，1973年10月6日星期六。在犹太人眼中，这天很神圣。犹太教义规定，这一天是“赎罪日”，所有教徒都要放下手中工作，走进教堂，虔诚地忏悔自己犯下的罪过。驻守苏伊士运河东岸“巴列夫防线”的以色列军队，当天全员进入休假状态。一半军人回家过节，剩下的人遵守教义，在拉比的带领下虔诚祈祷，滴米不进。

当天下午两点，以军士兵们突然听到对岸传来的轰鸣声。他们抬头张望，马上就被惊呆了：几百架埃及战斗机密密麻麻的杀了过来，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

以色列是阿拉伯国家的死敌，为了支持埃及，欧佩克成员国表现出空前的团结。在战争爆发十天后，他们宣布将原油价格从原来的每桶3.01美元上调到5.12美元。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则更进一步，宣称在以色列撤军前，不会向以色列和任何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出口石油。

这就是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危机最高潮时，国际油价比之前足足高了19倍。危机之下，有人欢喜有人愁。汽柴油伴随着原油价格上涨，农业机械的运营成本直线抬高，粮价也随之上涨。身处越战泥潭、极度依赖石油的美国经济遭遇重创，发展势头挨了当头一棒。欧洲和日本也被波及，物价飞涨，国民怨声载道。在日本，官员们面对飞涨的物价早已无计可施，只是徒劳地重复片汤话，然后再自己吐槽自己：“就靠这些措施，怎么可能抑制通货膨胀”。

▲苏联能源出口

但对于苏联来说，“石油危机”却是天降横财。70年代，苏联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同时也是主要石油出口国。高涨的油价，让苏联赚了个盆满钵满。可以说，苏联自十月革命以来就没有过过这么富裕的日子。

突然成为暴发户的苏联，首先在粮食市场上展示出土豪气质。由于自然条件差，人口少，粮食生产一直都不是苏联的强项。

从“苏穗宗”对玉米的谜之热爱，就能看出苏联人对粮食的渴望。从1963年开始，苏联就成了粮食净进口国。70年代，苏联超过了日本，成了最大的粮食进口国。到了80年代，苏联每3吨粮食食品里，就有1吨是用进口粮食加工出来的。苏联每年要进口4000万吨粮食，以一己之力，成为了国际粮价的影响者。

但突然而来的横财，让苏联再也不用为粮食发愁了：种什么粮食啊？缺粮就去国际市场上买啊，美国的粮食又好又便宜，干嘛要花力气自己种呢？

▲70年代苏联的稳定繁荣是建立在能源出口上

苏联社科院北美研究所的所长阿尔巴托夫，是这样评价当时苏联领导层的心态的：如果能整个订购外国工厂，那么还用得着自己发展科学技术吗？如果能轻易从美国加拿大购买粮食和肉蛋奶，那么还有必要去研究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吗？如果能请来芬兰和瑞典的工程师，那么还有必要自己做工程项目吗？医疗器材、家具、百货，进口不就可以了嘛？

以前习惯于艰苦奋斗、辛勤建设的苏联没有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也会如此富裕，从此便走上了邪路。国内开始四处开工特大型项目，导弹实现了香肠流水线，对外开始输出革命，开展百亿补贴勋多多。从上到下都信心爆棚，觉得手上有用不完的钱，CDP超过美国指日可待。1971年，苏勋宗在苏共二十四大宣布：苏联已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

但也就在此时，危机来了。1970到1980是什么时代？一个科技革命的时代。1965年，戈登·摩尔提出了摩尔定律。1968年，英特尔在加州圣克拉拉成立。1969年，AMD在加州桑尼维尔成立。整个70年代，国际半导体产业群雄逐鹿：英特尔、仙童、德州仪器、AMD。这些今天赫赫威名的企业，几乎都是在70年代开始起飞。

此外，日本的索尼、松下、东芝，欧洲的西门子、博世也在70年代开始进入“暴走模式”。1975年，索尼推出了全球第一台面向民用市场的录像机。1979年，东芝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批光盘式文件生成系统。1970年，第一台程控数字交换机在法国投入商用实验。要知道，交换机也一直都是华为最强悍的产品线之一。明星企业的崛起，只是表象，背后折射的是生产力发展方向的转变。整个世界开始朝着高附加值、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方向转型了。70年代的技术潮流，已经勾勒出了当代技术的模糊轮廓。

但在当时，没有几个人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克里姆林宫觉得未来的世界拼的还是钢铁、煤炭和石油，但实际上拼的是芯片、计算机和互联网。巅峰时期苏联的GDP达到了美国的一半左右，但同时，苏联工业电脑的数量只有美国的1/45，即便相比没那么先进的西欧国家，苏联也只有西欧的1/15。

是苏联没有科技人员吗？不是的，事实上，全球每4个科学家里就有一个在苏联，苏联的新发明占全球的三分之一，仅次于当时巅峰状态的日本。但苏联的问题在于：它的科技仅仅就停留在科技的层面，没有投入市场转化为经济效益。苏联仅有6—7%的科研人员在企业里工作，绝大多数都在研究所和学校里。这些单位全都依赖财政拨款，科研人员的晋升也主要靠研究成果来评定，也就是我们熟悉的“评奖”。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专心研究，坏处是没有动力把技术转化为可以实用的产品。

苏联的科研成果需要10到12年才能变成实际应用，而美国只有不到五年。结果就是：苏联弄出了那么多科研成果，结果只有1/4能在本土使用。以至于苏联后期经常发生“自己的技术被秘密转移到国外，几年后自己再花重金引进”的谜之操作。这些问题在体系内早已存在，只不过没人戳破，也没人有动力去改革。毕竟，70年代苏联决策层还沉迷在卖石油的美梦之中。

70年代的苏联很强，钢铁、机床、石油、水泥产量一年高过一年，苏联的坦克和装甲车比整个北约加起来还要多，苏联的核武器足以把整个地球毁灭很多次。70年代的苏联也很弱，因为只要不发生战争，这些坦克、装甲车和导弹就难以发挥作用。当莫斯科数着石油美元哈哈大笑的时候，这个送加加林上天的国家已经在微电子、新材料、生物工程等新兴产业上，被西方国家甩开了至少15年的距离。

美国在70年代对苏联实行了严格的技术封锁

终于，残酷80年代来了。靠着石油发家的苏联，最终也在石油上跌倒。80年代后期，石油价格跳水。70年代每桶高达110美元，到了1985年底只要26美元，1989年只要19美元。

苏联躺赚的日子一去不复返，那些长期以来被虚假繁荣所掩盖的问题开始发作。几年后的那个冬夜，戈尔巴乔夫宣布了苏联的死亡，红旗落地，联盟解体。

其实，从技术上看，苏联曾经是有机会的。1982年，莫斯科某所医院的病房里，一位脑溢血病人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叫格卢什科夫，后人提起他，多半会提起另一个词“OGAS”，这是格卢什科夫提出的苏联版互联网构想。在这个系统里，整个苏联的经济将彼此联通，每一间工厂、每一个农舍的生产数据都将变得透明，全国经济可以做到一盘棋，计划经济将迎来属于它的时代，国家的运转将会像解决数学题一样，简单明了。

甚至，格卢什科夫认为OGAS的运用可以逐渐淘汰掉实体货币，建立一个包括所有苏联公民的国民电子档案。要知道，这时候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啊，这些概念已经和今天的数字货币、大数据、云计算、智慧城市无限接近了。然而，OGAS最终还是流产了。原因很简单，一是太花钱，二是动了某些利益集团的蛋糕。苏联不是没有伟大的头脑，苏联只是没有动力去做那些正确的事。

那么，苏联为何没有赶上新技术革命？新技术革命又是如何左右苏联国运的？简单的讲，就是石油危机带来的暴富，让苏联过于轻易地获得了天文数字级别的收入，失去了发展的动力，错失了新技术革命的动机。而与此同时，整个世界经济正在转型，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成为主流，错过机会的苏联，最终走进了死胡同。

苏联，诞生之初穷困潦倒，先有多国联军绞杀，后有纳粹德国入侵，反而越战越强，可谓生于忧患，突然一夜暴富，反而跌入深谷，再难翻身，继承者俄罗斯，到现在也没爬上来，活脱脱的死于安乐。

这是一面镜子，苏联遇到的问题、挑战和陷阱，很多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的。中国虽然没有因为石油而暴富，但我们也曾经靠着劳动密集产业，靠着衬衣、袜子、玩具，当世界工厂赚了不少“快钱”，如果沉浸在这种轻松氛围里不能自拔，那么最终可能就是一个大号有核弹的越南。

幸运的是，我们并没有“空间迷向”，始终没有放弃过科研，在芯片、互联网、新能源这些公认的“未来产业”上，都有中国企业奋斗的身影。这是好的一面，但另一面我们也得有所警惕。在科研体系上，曾经全盘学习苏联的中国同样有很大问题。事实上，中国绝大多数的科研人员吃的也是“财政饭”，几乎都在公办的高校和研究所，企业的研究人员少的可怜，贡献也不大。

这基本上和苏联反过来了，苏联特别重视基础研究，忽视技术转化。中国则是另一个极端：特别重视技术转化，以至于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三种类型的科研活动中，长期以来的重点都是后两者。而那些卡脖子的半导体领域，很多时候是需要基础研究作为先导的。中国几乎所有的科研领域，都存在这种重硬轻软，重物轻人的思想，一边是中国拥有世界一流的科研设施，天眼、东方超环，另一边的情况却是生化环材被称作四大天坑，多数毕业生只能跳槽改行，学非所用，剩下的也是枯坐板凳，收入微薄，自然也就没什么研究的动力了。

王阳明说，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如果明知有一个坑，掉进去后果很严重，然而还是掉进去了，只能说明这个坑并没有真正“入心”。单独一个人掉坑里可能没什么，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十几亿人掉坑里，那麻烦可就大了。一个国家的系统性风险，是每一个人的风险，我们从上到下，从政府到大学，从企业到学生，都需要有所行动，才能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