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在延安合影。左起：骆岚、李贞、左齐、王恩茂、陈宗尧、唐子奇、刘转连。
忆 陈 冬 尧（三）
潘世征
扭转局面
二、六两个军团，胜利地在南腰界会师了。部队经川黔边界，进入湖南永顺，龙家寨一仗消灭敌人一个师，跟着占领了永顺、桑植、慈利、大庸这一片地区。于是，敌人的“围剿”和我们的反“围剿”又开始了。打完陈家河、桃子溪，医院驻在茨岩塘，这时军团卫生部已和两个师的野战医院合并，医院扩大，伤病员增加到两千多人。
老陈现在特别重视医疗工作。他和政治处主任常常一块来到医务科，看我们给伤员换药、开刀。以前他怕看伤口，闻不了麻药气味，逢上伤员一叫痛，他就在旁边乱转。他有次悄悄和我说：“跟敌人打仗，死伤多少我都不怕；就是看到你们动刀，伤员叫痛，我受不了。要是能替，就让你们在我的肉上割，也比看着人受痛苦好过些。”现在，他硬叫自己习惯了，一来就帮忙扶腿，卷绷带，递东西，“我学看护还行吗？”他笑着问我。
一个班长的肩胛上嵌着一颗子弹，就在皮下，要取出，麻药快没有了，我们叫伤员伏在手术台上，一边分头把伤员的手脚按住，一边准备消毒，打算涂上碘酒就开刀。伤员却叫了起来：“医生，不用麻药，我可不开刀呀！”
“把手脚放开！”政委叫住了我们，同时自己动手，帮伤员翻过身来，向伤员说：“我是医院政委。不瞒你说，医院麻药还有一点点。可是你的子弹就在皮下，医生想不用麻药了，就这样开，好把麻药省下给重伤的同志用。长痛不如短痛，你忍着点吧，开了刀，让你快快好，再上前线！同志！”
“行！放开手脚，把毛巾给我咬着。医生，你割，来个痛快的！”
刀钝，我割了两下，子弹还没有取出来，伤员汗如雨下，忍着没有作声。老陈把一只手按在伤员头上，一只手搁在我肩膀上，沉着地对我们两个说：“你们两个都跟我狠心点，来个痛快的！”我鼓起勇气，一刀切到底，子弹一蹦落在地板上，所有的人都轻松了。伤员满头是汗地坐在手术台上，我替他绑扎。他用右手大拇指和食指夹着子弹反复地看着：“反革命，火线上见！政委，给我介绍信，明天走！”政委拍拍他的肩膀，高兴地说：“好呵！医生同意，我就给你开介绍信！”
跟着，老陈又转过头来对我说：“你看，我们的战士多勇敢！我看，有些事情给他们讲明，比不讲好。你们讨论一下，在医疗工作中，该怎样发挥人的政治觉悟。”
这些日子老陈比我们更忙，他曾经和王副院长、李主任用整整三天二夜时间，跑遍医院各个单位，摸情况，摸问题。最后把问题概括起来，大概是这样一些：药材缺少，不仅没有麻药、器械，就连棉花绑带都不够用，“医院主力灰锰氧，有脓无脓都给上”，这是政委听到的俏皮话。粮食情况也不妙，到处是等米下锅，一天两顿稀饭都难保证。一个连担任警戒、出差、筹粮、交通送信，不够用，土匪闹到医院里，七连管理员杨飞睡在门口，半夜里被土匪砍伤了脑袋。伤病员对伙食、对洗衣洗澡的管理、文化娱乐生活都有很多意见，看护人员不够，有的重伤员大小便找不到人帮助，轻伤员有的乱跑、乱吵架，甚至还有脱离群众，踏坏群众庄稼的。医院不少干部不安心工作，要到前方去，等等，问题成了堆。
老陈决定团结大家，发动大家来克服困难，解决问题。
连以上干部会议开了一整天。一部分同志提议，要求上级增派一个营来担任警戒和筹粮任务，增调二十个连的干部、五十个排的干部来加强医院工作；要求政府派一百五十个男民工和妇女来帮助医院招护伤病员和洗衣服，要求上级拨两万现洋用来改善伙食和买药材……。另有一部分以李主任为首的同志则认为这样不行：“同志们，要替上级想想……”
“不行，不行，我说这样一万个不行！同志们！”陈政委直截了当地开始了他的发言，“我们好手好脚、伤手痛脚的三千人，一个警卫连不够，还要一个营！同志们要知道，前方调一个营来，就减少一个营的兵力作战！还要调成百个干部来？成百个干部在前方要带一两个团！要前方拨两万现洋？那就要前方饿饭！而且前方也不一定那么现成。就算有，给我们送来，还得派人去长沙、上海买药，敌人封锁，去不了，就是能去，来回几个月不定，远水能救近火么？要政府派一百多人？政府刚建立，现在又是天早，又是青黄不接，这样搞，我们就会脱离群众！一切力量支援前线，医院不能什么都伸手要。党要我们在这里工作，就是要我们顶起来克服困难。在一个月里，我们连治好的、扩大的，最少也要给前方送一千人去！这才是我们的任务!”
陈政委的这番话，讲得又短又急，但一下把许多人的想头扭过来了。会议于是急转直下。管理科周科长提出保证安心工作；供给处汤主任表示，无论如何不让伤员饿肚子；二连张连长说，一定不让重伤员长褥疮；我们医务科提出，坚决去搞中药和草药，保证伤病员有药用。
政治处李主任听了笑着直叫好，她说：“同志们，工作五花八门，要抓住中心，首先要使干部安心后方工作，把工休人员当中的党支部、党小组健全地组织起来。你们各方面都提了保证，我们来个革命竞赛吧。还有，保证医院安全的问题，没有人提……”李主任讲到这里，陈政委接下去讲了：
“各连，各单位，就地把工事做起来，到处把哨放起来。武器，用枪、手榴弹，用菜刀、拐杖、石灰包、玻璃瓶子、石头，都可以。反正不管轻重伤病员，一人要有一样。一有事情，干到底！白天问题不大，晚上来土匪，等他到门前，揍死他！谁要叫土匪砍了脑壳，死了也要受批评！散会。”
草地会餐
一九三五年秋，老陈调去工作队搞扩兵工作，他们扩充了不少人，编入部队，他当团政委。这时红二、六军团由湘鄂川黔限据地继续长征。准备从大庸城附近渡河的那天下午，他在队前作动员讲话，我们单位从旁边插过去，他喊住我说：“走得那么急，不来看看我们！”接着又说：“队伍又壮大了。你看，都是好年轻的小伙呀！要卫生员，尽你一五一十地挑。”
不过几天工夫，我们渡过了湖南的三条大河：澧水、资水、沅水，又继续行军，经贵州、云南，渡金沙江，由中甸进入草地，经德荣、定乡，在理化附近和九军团会合。一路上我们见面机会真多，但说话的工夫极少。行军时，从没有看见他骑过马。他的马上总是驮着伤病员。他裤腿卷得高高的，不打裹腿，走起路来胸脯老是冲在脚尖前面，帽子戴在后脑壳上，帽檐直立着，迎风摇摆。全身不露一点疲劳。
过甘孜，他调到模范师当政治部主任。朱总司令讲话那天，我到处找都没有找到他。
在草地走到第八天，大家带的粮食都已吃完。天上下着暴雨和冰雹，还刮着狂风，雨伞斗笠，无一幸存。我们身上都被淋得透湿，部队稀稀落落的，我扶着你，你挽着我，互相鼓励，互相支持。有的伤病员骑在骡马上，有的拖着骡马的尾巴；有的手中紧握着武器，冒着狂风暴雨，继续前进。正要下山的时候，忽然雨过天晴，前面日光达到的地方，现出好多好大的庙宇和村庄。大家的劲头又上来了，一口气跑下山去。但是，没有到阿坝，队伍就在山下几所房子里宿营了，面且在这里一连住了三天。
在我们卫生部医务科的十四个人当中，有三个是在贵阳附近战斗中解放过来的医生。从甘海子出发时，我们每人发八斤青稞麦炒面、五斤干柴，为了不再增加他们三人的负担，其他帐篷、木杆、锅盆，都由我们分着背。但他们早把干柴丢了，走不了三四天，又把八斤炒面连吃带糟蹋，弄光了。从此，一路上，他们三个人就靠我们十一个人供应食物。现在，我们也没有食粮了。宿营的第一天，大家情绪还高，吃了些野菜就睡觉。第二天，我们到前面部队去看病，才知道原来部队被一道大河阻挡了。到晚上，我们找到了一些豌豆秆，煮煮吃了。第三天，肚子饿得实在有点顶不住了。领导上发动大家走远点去采野菜。三个刚解放过来的医生不去，把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并排躺在神像面前，唉声叹气地等死。我们怎么讲，他们都不动，拖也拖不起来，只好任他们躺着。我顺着河流方向走下去，好远，才找到了一个部队还没有采过野菜的地方。我采集了一捆冬苋菜，又在一个小村子附近的麦草堆边，看到还残留有一些青稞麦穗，费了老大工夫拣出了一把，搓下后用茶缸子炒熟，一面吃，一面拣着余下的麦穗。渴了，又去河边打水喝，到那里看见草丛中冒着炊烟，走近去，想不到碰见了陈冬尧。
老陈本来和一些侦察员在河边坐着，一见我便从包袱上跳起来，要把我按到他包袱上坐，我呆呆地站着没有动，他转过身，用脚在我后腿弯踢了一家伙，我还是没有动，他说：“行，没有饿坏，只是瘦了。”这时候，我才发现他的裤腿没有象往常一样卷得高高的，却是湿淋淋的一直拖到脚背上，定是刚才下河寻找渡河点回来，难怪大家都紧围火边烤衣服呢。一个侦察员把包袱扔给他，我们就面对面坐下来。旁边用石头架着的小铜锅正烧着开水，不远，还架着一只熏黑了的洋瓷盆，也烧着开水，人们不停地吹火，有的去拾柴。
“你来得正好，参加我们会餐！”他笑着，两只眼睛直望着我。我说刚吃过饭，是下河来找水喝的。他说：“胡说八道！”一下子站了起来，旁边的人以为出了什么事，都转身看我们。“看你嘴边上都是黑的，吃烧牛皮了！你要吃了饭，把我陈字倒写上！”说着笑着，他又坐下来。我说我没吃烧牛皮，倒吃了一点烧麦子。他说：“是嘛！革命同志，对自己人，不兴讲假话！”
我没有话讲了。我看他也瘦多了，两颗眼珠通红，是熬夜还是烟薰的?只有两道浓眉显得永远是那样坚定．
“拿缸子来，先喝杯开水，多喝一点！”他从我手里拿过缸子，往铜锅里舀满一缸递给我。“同志们，优待技术人员，别人不准喝！”我不好意思地喝着开水，他又往锅里加了一碗凉水。锅里的水顽皮地鼓着小泡泡，赖在锅边不向中心开花。老陈喊着：“小伙子鼓劲吹火呀！”一会儿，水开了。
可是侦察班长要各人凑面粉，拿来的就往锅里放，另一个侦察员用一双长筷子在锅里搅和。每个人交出半瓷碗面粉。“我出一碗，我请客！”老陈解开自己的粮袋往碗里倒，可是他的粮袋空瘪瘪的，面粉本来不多，又给河水打湿了，看来就是连半碗也倒不出的。侦察班长早看见了，一手把老陈的粮袋口捏住，说：“首长，不用倒了，你的，我的，客人的都下锅了，我一个人已放了两碗，算着你和客人多吃些。”“不行，你把青稞倒光，明天喝西北风。”“我明天准过河到阿坝，那儿会有粮！”我一溜烟跑回村边，把刚才没有炒完的青稞和一捆冬苋菜提过来，估计柴禾不够，还抱了一捆麦秆。我正要把冬苋菜加到正鼓气泡的面糊糊里去，老陈却一把拉住我说：“不要啰唆！我们有面粉吃的人，谁看上你的野菜！”正说着，面糊糊已经做好，他们都说优待医生，这一顿硬叫我吃了两茶缸。
吃完，天已经不早了，衣服还没有烤干，老陈就叫收拾回去，我们肩并肩地走着。一会儿，已经看不清路了，遇着不好走的地方，他总要关照一声：“当心摔倒！”我们边走边谈，从长征扯到与四方面军会合，从朱总司令在甘孜的讲话谈到我们对井冈山下湘赣苏区的怀念，从二、六两军团的会师谈到毛主席带着一方面军北上抗日，谈根据地建设，谈工作，谈革命前景。他的话多，爽朗，快活，话语中充满斗志，充满信心，把我的疲劳也完全赶跑了。说着说着，不觉便到了模范师驻地，除了哨兵，大家都睡了。这里离我们军团直属队驻地还有三里多， 他要留我住下，我说还有三个医生宅家躺着，等我拿吃的回去。他说：“好！不留！派一个侦察员送你。”接着，又把他那条湿粮袋挂在我的肩膀上，我说不需要，他说：“不要忸忸怩怩，别看打湿了，把粮袋翻过来，用东西刮一下，包你比一碗干粉还多，加上你的冬苋菜，也够他们三个吃一顿了。”他嘱咐我要给他们多做思想工作，要他们不闹情绪，不悲观失望。革命同志要意志坚如铁，不要光看眼下走的是下坡路。告诉他们，明天到阿坝，一出草地就是甘肃。到了陕西，和一方面军会合就不远了。等三个方面军一会合，革命形势准会变好起来。（选自乌鲁木齐部队政治部文化部编《三五九旅南下北返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