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裁决所牵涉的宪法诉讼案最初由美国司法部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提出。2023年8月，史密斯就特朗普涉嫌“干预2020年大选”案，对其提出4项罪名指控：密谋欺诈美国、密谋妨碍官方程序、妨碍及试图妨碍官方程序、密谋侵犯他人权利。

特朗普方面则辩称，总统必须享有完全的司法豁免权，以便能够在无惧政敌“反攻倒算”的前提下施政履职，因此他在任期间的行为应当免受刑事起诉。今年2月，美国华盛顿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裁定，特朗普在此案中不享有总统豁免权，可以被起诉。特朗普随后向最高法院发起紧急上诉，申请撤销巡回上诉法院的裁决。

在7月1日的裁决中，最高法院裁定，总统在行使其职权时享有广泛的免于刑事起诉的豁免权。偏保守派的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在裁决意见书中给出三个结论。

第一，当总统采取宪法中提及的公职行为时，他的权力是“决定性和排他性的”，因此他不能被起诉。例如，宪法明确赋予总统“对危害美国的罪行给予缓刑和赦免的权力”，因此总统不能因赦免某人而被起诉。

但有反对声音指出，这将导致总统豁免权过于宽泛，以至于总统可能可以命令军队暗杀政敌。美国宪法规定总统“应为美国陆海军总司令”，那么按照裁决，特朗普可以行使该权力命令军队暗杀政敌且不会被起诉。

第二，当总统采取宪法中未提及的其他公职行为时，应被推定为享有豁免权而免于起诉，除非这些行为能被证明超出总统职责范围。

这种豁免权在实践中的覆盖范围相当大。例如，特朗普据称曾敦促司法部高级官员向各州施压，让选举团中会投票支持自己的成员“取代合法选举人”，但罗伯茨在意见书中写道，特朗普与司法部官员之间的谈话在总统权力范围内，因此不能作为起诉依据。

第三，总统可能会因“非公职行为”而被起诉。例如，如果特朗普在2020年大选前亲自试图枪杀当时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而不是命令下属这样做，那么他可能会因谋杀而被起诉。

不过，“公职行为”和“非公职行为”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晰。罗伯茨写道，“区分总统的公职行为和非公职行为可能很困难。”此外，“在区分公职行为和非公职行为时，法院不得调查总统的动机”。在特朗普就涉嫌“干预2020年大选”案被起诉的行为中，哪些行为属于“公职行为”，需要发回下级法院重新厘清。

偏保守派的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代表多数支持该裁决的法官们解释称，总统需要豁免权所赋予的广泛保护，如此他才能“无所畏惧、公正地履行职责”，他的抉择才不会因受起诉威胁而产生“扭曲”；对总统的“公职行为”提起刑事诉讼将侵犯其根据“三权分立”原则所享有的行政权力。

最高法院共有9名大法官：6名由共和党历任总统所任命，属于偏保守派，其中有3名是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所任命的，均支持这一裁决；另外3名由民主党历任总统所任命，属于偏自由派，均反对该裁决。

在此案裁决前，占多数的保守派近年来不断达成其长期追求的目标，包括2022年推翻“罗伊诉韦德案”裁决，取消宪法规定的堕胎权；6月28日推翻“雪佛龙案”裁决，赋予法官更多解释法规的权力，而不是司法机构服从行政机构，这对拜登政府造成打击。

最高法院中的各大法官之间充斥着不和，在处理棘手案件时他们时常会绕过核心问题，或者在意识形态方面出现严重分歧。此次特朗普的案件同样加深了大法官之间的党派分歧，反对派对裁决的看法与多数派截然不同。

起草反对意见书的自由派大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写道，该裁决“嘲弄了我们宪法和政府制度的基础原则，即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她称，“总统现在在行使任何官方权力时，都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君王。”这项裁决将产生“严峻的”长期后果，“多数派的计划将给总统职位和我们的民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另一自由派大法官凯坦吉·布朗·杰克逊表示，该裁决过于模糊，这使得人们几乎不可能知道总统何时以及在何种情况下要为犯罪行为负责。她说：“对于每一项指控，法院都必须先经过这一考验——无论证据多么充分或犯罪行为多么恶劣。”

根据这一裁决，不但特朗普涉嫌“干预2020年大选”案将被发回下级法院重新审理，而且他面临的其余刑事案件包括前不久所判决的“封口费”案，都可以根据该裁决被提出驳回。这意味着，众多案件不太可能在今年11月大选前进行审判，大大缓解特朗普的竞选压力。

但也有美媒认为，这一裁决也为司法部检察官打开一道大门：为了确定哪些是不能被起诉的“公职行为”，检察官可以在选举日前召开事实调查听证会，并在联邦法官和公众面前详细介绍特朗普所犯各项罪行的具体证据。

听证会将在华盛顿特区联邦地区法院进行，并由该法院法官、一直负责推进此案审理的塔妮娅·查特坎主持。若查特坎坚持快速推进案件审理程序，听证会或得以安排在9月或10月，这将对美国大选产生不输于审判结果的重大影响。

此外，特朗普曾公开表示要起诉现总统拜登，并暗示如果再次当选，可以利用司法部来追究拜登及其家族成员的责任。但现在该裁决可能会加大他实现这一目标的困难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