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商主义是近代的一种思潮，明朝的将领和文官其实也认可这种思想，他们给商人、供货商、投资人都进行了尽善尽美的服务，但结果却是明朝江山易主。

明朝的将领和文官对边贸商人的服务很贴心，在成化年间就进行了盐业和军粮运输改革。这让晋商等边境商人喜出望外，因为他们不用辛辛苦苦地把粮食运到九边重镇后才能换盐引，只提供货币就可以。这个政策对边境商人是利好，但对普通军人可是大大的不利。明朝九边重镇的粮食价格的上涨速度从此超过了房价，让明朝小兵们叫苦不迭。明朝边境的粮价变化如下：

明朝边境地区的粮食在平时几百文一石，但在一些特殊的年份粮价就飞涨了10到20倍，明军一个士兵的年薪都买不了两、三石粮食。因为粮食价格波动太大，边境地区的土地就变得值钱起来，明军将领们纷纷吃进大量屯田土地，让明朝的屯田收入大跌。永乐年间辽东的屯田收入不但能自给自足，还能存进仓库80万石粮食。

成化年间实行改革后，就暴跌为16万石，按照每个士兵一年需要十二石粮食的标准计算，整个辽东镇反而需要外调粮食80万石。如上图所示，在丰年辽东镇可以用一年57万229白银(1602年)的拨款买到足够的粮食;遇到困难年份，辽东驻军就需要三百万到六百万两白银才能勉强填饱肚子。明朝政府拿不出钱，士兵们就只能和军马抢粮食吃。努尔哈赤崛起后，攻克了广宁等地，夺取了明军120万石的存粮，辽东的粮价更是上涨到每年投入千万白银还是不够用的地步。

这一局面明朝官员都知道源头是啥，但无人能进行改革，因为边贸商人的背后就是王崇古、张四维这样的顶级大佬，是李成梁这样的边军巨头。除了这些边贸商人，明末的将领们还服务于自己的债主、投资人。明朝的边境贸易有动辄十倍的暴利，九边总兵、边关守备等数百个实权职务(最多有九百多个)就是这些暴利贸易的监督者，自然含金量十足。

明军将领们要当上总兵就要花数万两白银竞拍总兵，要花数千两银子购买守备等职位，钱不够时就需要有门路的商人投资、借贷，明末因此形成了债帅群体。债帅们为了还债，自然会大肆贪污军费，按照万历二十年礼部尚书陈于陛的说法，明朝九边的军饷有一半以上都被这些债帅用来还债。

明末的将领们还有一个服务对象那就是皮毛和人参的供货商，万历年以后，人参和貂皮价格暴涨。人参价格从万历初年的一斤三两，暴涨为万历末年的一斤十两到十五两，一斤人参的价格在明朝末年已经等于一个明军士兵的全年收入。貂皮衣服的价格也上涨到一件六十两银子，整个辽东因此流入了数百万两白银。

那么谁手中的人参和貂皮最多?那自然就是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手中有十几万斤人参。努尔哈赤和李成梁结亲后，对李成梁大肆送礼，留下了“太祖求媚于成梁，自亦无所不至”的记载，李成梁默许努尔哈赤发展势力自然就不难理解了。

明末的将领们吞噬了军队的屯田，还和边贸商人一起瓜分了过半军费开支，让明军普通士兵在灾年卖儿卖女，普通士兵自然就和他们不是一条心。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和性命，将领们还大力发展家丁制度，搞出了关宁铁骑这样的私军，明军重商主义制造出来的将门子弟又怎么会为了明朝战斗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