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7日，一段男孩自述“爷爷是行长，妈妈是副行长，想继承爸爸当行长”的视频引起了公众关注。对此，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迅速回应，确认孩子的爷爷、外公和父母均为该行员工，并强调他们的岗位均符合监管要求和农发行的任职回避制度规定。

虽然这起事件暂时告一段落，但其中折射出的国企工作人员“近亲繁殖”现象，无疑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和疑虑的源头。从过去的“三代烟草人”受到群嘲，到现今“好工作代代相传”的调侃，公众对于童言无忌背后的深层次问题保持着高度敏感。这种敏感，恰恰指向了国企、基层党政机关中依然存在的“近亲繁殖”现象。

为了避免“体制内”的亲戚关系泛滥，古人早已提出“任职回避”的原则。例如，东汉时期就规定“婚姻之家及两州人不得交互为官”，这一制度在历朝历代都得到了不断的细化和完善。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一度缺失了任职回避制度，但随着公务员制度的逐步推行，具体的回避规定也陆续出台。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国企、央企任职回避的规章制度，如《关于严格按照党的原则选拔任用干部的通知》、《国有重要骨干企业领导人员任职和公务回避暂行规定》等，对任职回避作出了详细规定。如今，绝大部分央企、国企在招聘时都对“亲属回避”有明确要求，包括单位回避、部门回避和岗位回避等多种形式。

然而，尽管“任职回避”制度已经实施了20多年，但“近亲繁殖”现象仍然屡见不鲜，尤其在金融、电信、电力、烟草等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一些企业甚至被中央巡视组点名批评，存在严重的“近亲繁殖”问题。同时，一些企业为了安插“关系户”，采取的手段也越来越隐蔽，如量身定制招聘要求、资源互换、伪造简历等，使得“任人唯亲”现象防不胜防。

那么，“近亲繁殖”现象的根源何在呢？一方面，这与国企、央企的历史原因有关。在计划经济时代，国企自成一体，相对封闭，招聘时往往对职工子女有倾斜政策。这种“子承父业”的思维惯性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另一方面，现实层面的原因也不容忽视。尽管有明文规定，但招聘制度不够公开、透明，监督机制不够有效、有力，使得规定难以落地。此外，一些国企的领导在经营决策、录人用人上拥有较大的权力，也为“近亲繁殖”提供了温床。

更重要的是，一些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丰富的领域，甚至是垄断性行业的国企，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封闭性，外部监督相对薄弱，这使得“近亲繁殖”现象得以在这些角落悄悄滋生。

因此，要想真正解决“近亲繁殖”问题，除了不断完善亲属回避制度外，还需要加强监督力度。招聘过程应公开透明，全程接受社会监督；人才选用应有完整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督；对于违反相关规定的，不仅要处理其亲属，还要对涉事干部进行严肃问责。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国企、央企的招聘更加公平、公正，为企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