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立波

王稼祥

到中央苏区后，“三人团”内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任弼时和顾作霖忠实地执行中共中央、中共临时中央的一系列指示，后来在苏区中央局内部拒绝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而王稼祥则在实践中认识到了毛泽东的正确性，转为支持毛泽东。

1931年4月下旬，随红一方面军总部行动的王稼祥同毛泽东有多次接触和深谈。毛泽东向王稼祥详细介绍了红军斗争的历史。王稼祥开始理解毛泽东的主张，在一些问题上表示支持。

4月30日，苏区中央局在东固山召开军事会议。有人批评毛泽东的诱敌深入是“守株待兔”。毛泽东则辨证地分析了敌我的优劣，指出红军有许多优点，是可以以少胜多的。在会上，任弼时和王稼祥等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朱德的正确主张。但在中央对毛泽东的批评之下，他们又不得不与中央保持一致。

1931年4月，负责特科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向忠发又在上海被捕叛变。这两人的叛变对中央领导的安全威胁极大。9月25日，王明前往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则准备进入中央苏区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

在他们离开上海之前，9月间，经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由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等6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其中王明指定年仅24岁，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博古负总的责任，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为政治局常委。这一人事安排随后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9月20日，博古就以临时中央的名义，要求苏区中央局要“更坚决地更彻底地执行国际与中央的一切指示”，命令红军去攻打中心城市。

1931年11月1日到5日，“三人团”在江西瑞金叶坪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亦称赣南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坚持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线和方针是正确的，是符合根据地实际情况的。会议通过的由王稼祥起草的《政治决议案》，虽然原则上肯定红军粉碎敌人三次“围剿”和中央苏区建设的成绩，但又完全同意中央指示信中对苏区中央局的批评，按照指示信中所指责的“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和充分的群众工作”为基调，将毛泽东坚持从实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将毛泽东提出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分配土地给一切人”的主张，指责为“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将古田会议决议确定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批评为“党包办一切”，等等。

《政治决议案》最后提出：“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在实际工作当中，要与一切立三路线影响和党内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作最残酷的斗争。”不言而喻，这实际上说的就是毛泽东。

尽管如此，临时中央仍认为赣南会议对毛泽东批判得还不够。任弼时后来曾说：“党代大会（即赣南会议）前后，‘左’倾路线我们执行得也不彻底，故苏区党代大会仍被上海中央批评为没有反对右倾。”

1932年4月4日，张闻天在党中央机关报《斗争》上发表了长达2万余字的长文，批评这次党代大会是“十足的机会主义”，严厉声讨“右倾机会主义”。临时中央则连续在4月14日和5月20日发出文件，强调“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目前的主要危险”，严厉批评赣南会议和苏区中央局，“对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及进攻的路线，缺乏明确的肯定的指示……大会上反对所谓狭隘的经验论，代替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这些都是党代大会最主要的错误与缺点”。临时中央的严厉批评，使赣南会议《政治决议案》的起草者王稼祥和《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的起草者任弼时，既感到了压力，同时又难以理解，只好唯心地表示服从。

批评毛泽东“狭隘经验论”的论点出自任弼时。1930年5月，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论断。任弼时则认为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就是“不重视理论”，强调社会调查是忽视理论教育，片面指责毛泽东是“狭隘经验主义”和“事务主义”。后来任弼时曾坦率地不止一次地就此事作检讨和自我批评。

在延安整风时，他承认：“在苏党大会中，提出了狭隘经验论。我对于中央指示及（指责）狭隘经验论是完全同意的，这也就成为大会中心领导思想。”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任弼时又说：“听说他反对本本主义，所以（我）对反经验主义很合胃口。党大会政治报告是稼祥写的，组织报告是我写的，搬了许多教条。”毛泽东对任弼时曾说过一句幽默的话：“任弼时同志说我是狭隘经验论，我到延安后就发奋读书了。”

11月7日至20日，在江西瑞金叶坪，接着举行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1月7日，苏区中央局7位委员毛泽东、项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邓发、朱德合影留念，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

根据临时中央的有关决议，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宣告成立，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年轻的王稼祥，成为红军的一位重要领导人。同时还撤销了红一方面军及其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建制；撤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及总政委的职务也不复存在。

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隶属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人民委员会也宣告成立，以毛为主席，项、张为副主席。

1931年12月底，周恩来从上海到达瑞金，正式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任弼时任中央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和中央局党校校长，顾作霖任中央局宣传部长兼少共（共青团）中央局书记。

1932年1月9日，临时中央为贯彻“国际路线”和王明的“进攻路线”，发出了《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红一方面军要“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并再次指出“右倾机会主义仍然是目前主要的危险”，“应该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在随后的一系列问题例如攻打赣州的问题上，“三人团”不得不遵守临时中央的有关指示，拒绝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

1932年1月27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成立，王稼祥担任总政治部主任。“三人团”中，任弼时是在苏区中央局做组织工作的，王稼祥是中革军委的副主席兼红军的总政治部主任，是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而顾作霖在苏区主要是主持共青团苏区中央局及宣传工作。任弼时和王稼祥已为今天的读者所熟知，而顾作霖则鲜为人知。

顾作霖是中国青年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党的政治活动家，曾任共青团江浙区委组织部长，山东、江苏等省的团省委书记，团中央组织部长，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少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少共中央书记。在中央苏区，顾作霖兢兢业业地主持着团的建设和青年运动。顾作霖决定出版机关报《青年实话》，《青年实话》最高发行量达到2.8万份，仅次于《红色中华》，成为中央苏区的第二大报。

对于中央苏区的大打“AB团”以及酿成的“富田事变”，顾作霖一方面多次公开表示必须坚决肃清“AB团分子”，但在实际工作中，对于究竟哪些人是“AB团分子”，他没有轻易表态。顾作霖在负责处理的一些具体的人和事时，还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1931年11月的一天，任弼时通知顾作霖来见他。

在任弼时处，顾作霖看到吉安特委书记报来的一份指控万泰地区前共青团负责人张爱萍为“AB团中央总团部青年总团长”的材料。任弼时和顾作霖都知道，张爱萍自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坚持秘密工作，曾数次被捕，始终坚贞不屈，后来调到军队工作，负伤后调去做青年工作，怎么会是“AB团分子”呢？顾作霖奉任弼时之命，到万泰地区做了周密细致的调查，证明吉安特委的“指控材料”毫无事实根据，终于使张爱萍免受“左”倾错误的迫害。

1933年4月，中共闽赣省委成立后，顾作霖出任省委书记。在反“罗明路线”中，顾作霖积极贯彻中央的指示，犯了错误。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年轻的顾作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同时，由于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负伤尚未康复，中央决定顾作霖担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兼红军第一方面军野战政治部主任。

4月中旬，在广昌决战前，由朱德、博古、顾作霖等人组成了前敌委员会。虽然在检查部队准备工作时，顾作霖总是和中央的口径保持一致，但在4月26日的野战政治部部务会议上则忧虑地表示：“敌我力量这么悬殊，怎么进行‘两条道路的决战’？我们还没有这个条件进行决战。”已表现出和博古等人不同的观点，这是很难得的。5月28日，顾作霖不幸病逝，年仅26岁，过早地走完了他短暂而充满战斗的一生。

至于任弼时和王稼祥两人，态度则有很大的不同。王稼祥在随毛泽东在前方指挥红军时，就逐渐感到了毛泽东的正确性，坚决地支持毛泽东。任弼时则仍执行临时中央的有关决议。在1932年6月第四次反“围剿”前夕，苏区中央局与中革军委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的番号，由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兼任总司令，中革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并在前方随红一方面军行动。

7月21日，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奔赴前方，后方中央局的日常工作则由中央局副书记任弼时和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主持。项英在处理“富田事变”时的立场和做法是比较客观公正的，而在此时对待毛泽东的态度上则有些尖刻，与临时中央保持一致。“三人团”中的任弼时、顾作霖和王稼祥，在如何使用毛泽东的问题上，立场相去甚远。王稼祥积极支持周恩来关于恢复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的建议。在8月上旬于兴国召开的中央局会议上，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得以恢复。

后来部署军事计划时，在后方主持中央局工作的任弼时和顾作霖（项英、邓发于8月下旬已赴闽西参加福建省苏维埃扩大会议）和前方的周、毛、朱、王之间，出现了严重分歧。任、顾不同意前方的根据战场实际情况的部署，屡次催促红一方面军继续北上，威胁南昌，给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的鄂豫皖和湘鄂西两苏区以直接援助。双方频繁地进行电文往来，各陈利弊，互不相让。最后，焦急与不满交织的任、顾，于9月27日提议在前方召开一次中央局会议。在项英和邓发从闽西返回后，10月3日至8日，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小源召开会议，史称宁都会议。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积极贯彻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在此之前，中央局后方成员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还没有发展到公开斗争的程度，而在宁都会议上却展开了一场“中央局内部从未有过的两条路线斗争，打破了过去迁就和平的状态”。

后方的中央局成员“集中火力”，反对“专准备为中心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而这种错误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毛泽东展开激烈的批评。最后，后方成员建议前方由周恩来负战争指导总责，调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实际上要把毛泽东调离红军的指挥岗位。周恩来从大局出发，不同意这一提议。

在这次不公正的会议上，王稼祥力排众议，勇敢地站了出来，第一个明确支持毛泽东。他坦率地说：“众所周知，我与毛泽东非亲非故非友，倒是与王明、博古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同乡。我不赞成这种做法，而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相信不会被人们认为是‘小团体’，或者是‘宗派主义’。因此，我请大家撇开个人意气和人事纠纷，郑重考虑我的意见。”朱德也不同意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王稼祥从王明“左”倾阵营中分化出来，是极为难能可贵的。他直言不讳的发言给与会者以极大的震撼。

会议最后还是决定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但同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毛泽东因不能取得大家支持，不同意助理，于会后去闽西长汀福音医院疗养。会后，顾作霖和项英等人认为这次会议是“未能将这次斗争展开是调和、模糊了斗争战线”。任、项、顾、邓四人还联名致电中央，控告周恩来在批评毛泽东时的“温和态度”，“在斗争中不坚决”。

10月26日，临时中央正式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免去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迫使毛泽东离开了红军领导岗位。

作为一个真诚的共产主义者，任弼时对于自己在宁都会议上的历史性错误，后来不止一次地进行自我批评。

1943年11月，任弼时在延安整风时说：“在中区时期（二年），我在政治上是接受四中全会后中央的路线，在军事上是主张积极进攻的，对于苏区红军发展的历史特点不加了解，不懂得战争规律，……与毛的思想政策对立，以至于反对。在扫清道路的斗争中成为积极的协助者。”

1945年4月20日，任弼时还检讨说：“宁都会议上，我反对分兵准备战场，因此就把毛的军事领导撤销而以周替代”，“这是小资产阶级拼命主义的表现。”任弼时的思想转变有一个过程，这一点我们无须否认。与任弼时同为红二方面军主要领导人的贺龙，在1961年谈到任弼时曾诚恳地说：“任弼时同志（在湘赣苏区）执行‘左’倾路线，一到湘鄂川黔他就转变了？不能这样说，那么他对遵义会议的决议没有接受？也不能这样说，他接受了，但改得是很慢的。”

“三人团”中，顾作霖早逝，王稼祥先于任弼时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之处，积极支持毛泽东，尤其在遵义会议上，投下了关键的一票，并在会后和周恩来、毛泽东组成了具有最高军事指挥权的中央“三人团”。而后来转向支持毛泽东的任弼时，在党的“七大”后，成为中央的“五大书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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