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的夏天，美国出兵介入朝鲜战争，朝鲜半岛局势复杂。

战火燎原，逼近中国的边境线，新中国挺身而出，决定出兵抗美援朝。

然而，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在人民解放军的将领之中，该让谁来挂帅出征？

建国初期，朝鲜半岛战火蔓延，毛主席将应对朝鲜战争列入了重要议程。

1950年国庆节的欢庆之中，中南海颐年堂却是彻夜灯火通明，气氛凝重。

毛主席与中央领导团队，正紧急商议中国是否出兵援助朝鲜的重要问题。

国庆庆典的烟花硝烟尚存，朝鲜战场的局势却骤然恶化。

美国将领麦克阿瑟越过“三八线”，开始向北推进。

毛主席已经接到来自斯大林的电报，及金日成的紧急求援信，恳请中国出兵。

10月2日下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颐年堂紧急召开会议。

毛主席开门见山，指出朝鲜局势已刻不容缓，晚一天出兵都可能会对战局产生重大影响。

会议主要讨论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出兵的具体时间，二就是领兵挂帅的人选。

毛主席先是点了粟裕的将。

粟裕人称“战神”，屡建奇功，战功赫赫，指挥过一系列彪炳青史的大战。

然而此时的粟裕，却饱受健康问题困扰。

水南战斗中他被炮弹击中，留下了三块弹片在颅内，从此之后就时不时的出现头痛眩晕的症状。

但面对毛主席的亲自点将，粟裕还是强忍病痛，迅速投入到抗美援朝作战的准备工作中。

然而病情的不期恶化，已经严重到影响他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了。

他不得不向毛主席坦诚病情，然后前往青岛进行疗养。

然而经过半个月的疗养，情况依然没有好转。

这时，毛主席又想到了林彪。

林彪的军事才能出色，解放战争中他指挥四野转战大江南北，战功显赫，自然成为了总司令的候选人。

然而，面对抗美援朝的重任，林彪却不太赞成出兵。

他认为美国作为工业强国，实力强大，中美双方在武器装备上的差距悬殊。

因此，他担心出兵朝鲜，可能“招致强敌，自陷困境”。

他又称自己“每晚失眠，身体虚弱多病，怕风怕光怕声音”。

以身体状况不佳为由，拒绝挂帅出征。

最终，毛主席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把目光放在了彭德怀身上。

二十多年并肩作战的岁月里，他深知彭德怀是一位纪律严明、临危不乱，总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将领。

“出兵援朝已是万分火急，我的意见是彭老总最合适！”毛主席的提议，迅速获得了常委们的普遍认可。

彭德怀闻言，也没有犹豫推脱：“主席，我这个人的脾气你很了解，我绝对服从中央的决定！”

其实，早在毛主席确定彭老总挂帅之前，陈毅曾向毛主席毛遂自荐。

当时，时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和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到北京向毛主席汇报时说道：“我如今虽担任地方工作，但只要前线需要，一声令下我马上可以穿上军装去朝鲜作战！”

陈毅也是身经百战、功业彪炳，如今他主动请缨，毛主席为何最终拒绝了呢？

实际上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陈老总确实不太擅长打仗。

更准确的说，是不太会指挥大兵团作战。

以陈毅在泗县的失利为例。

1946年7月，陈毅率领山东野战军的主力部队挥师南下。

在皖北边界的朝阳集一役大获全胜后，李宗仁麾下的桂系劲旅第七军，趁机对山野主力后方发起突袭，迅速攻占了泗县与五河两地。

第七军以两个师的兵力，分别扼守泗县、灵璧一线及五河、固镇至蚌埠的战略要地。

面对这一态势，山东野战军司令部内部，就后续的行动展开了激烈讨论。

山野参谋长宋时轮，主张抓住战机，南下追击，集中力量歼灭这股桂系敌军，特别是泗县地区的两个团。

然而，这一战略构想，却遭到了参谋处内部成员的质疑与反对。

那时正值雨季，暴雨如注，连绵不绝，部队在倾盆大雨中涉水前行，步履维艰。

积水如汪洋，天黑之后更难走，队伍只能艰难推进二三十里。

更棘手的是，弹药经常因受潮而无法使用。

战士们身心俱疲，伤病员的数量也随之攀升。

水大、部队疲困、伤员多，大军南下的步伐缓慢，物资运输更是雪上加霜。

加之泗县城墙高耸，护城河宽阔，天然形成了一道坚固的防线，增加了攻城难度。

在这样的条件下攻城、打桂系，显然并非明智之举。

两种观点在军中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最终，拍板决策的重任落在了司令员的肩上。

然而关键时刻，陈毅却轻信了军分区某位领导的轻率之词。

他告诉陈毅，泗县城外水深不过膝。

因此，陈毅未能听取参谋处多数人的审慎建议，而是选择了支持参谋长的主张。

7月30日，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与华中军区司令张鼎丞，联名致电陈毅，建议其在作战中避开桂系，转而攻击蒋军。

多年的对抗，让他们对桂系的实力有着清晰的认识。

他们深知桂系第七军战斗力强劲，不逊于蒋介石麾下任何一支王牌军。

然而，到了8月2日，陈毅及参谋长宋时轮还是明确表态：攻打泗县决心不变。

对于陈毅与宋时轮寻歼桂系的部署，毛主席的态度颇为审慎。

他在8月3日的复电中指出：应避免只击溃而不歼灭敌人的战斗！

毛主席强调，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机会全歼敌人，因此提醒两人，不要过于急躁。

这封复电体现了毛主席一贯的战略思想，同时也有言外之意：由李宗仁和白崇禧精心打造的桂系军队较为顽强，要想彻底歼灭，必然需要付出相应大的代价。

因此，最终结果或许只能达到击溃而非歼灭的效果。

面对这样的战略考量，陈毅回电毛主席，并告知华中野战军指挥官粟裕：他已决心在泗县消灭桂系的两个团，并诱敌增援，逐次消灭。

午夜攻打泗县的计划，不再改变。

大军即将出征之际，山野司令部召集参战各部队指挥官，进行战前部署。

到了这时，仍有人在建议陈毅放弃攻打泗县。

二纵司令韦国清与九纵司令张震，曾在新四军第四师战斗过。

当时的反摩擦斗争，他们的主要对手就是桂系部队。

他们与桂系部队交锋的经验丰富，对第七军非常了解。

两位司令指出，第七军作为桂系精锐，老兵多、内部团结、军官经验丰富，是非常难缠的敌人。

此外，泗县周边地理环境复杂，水系密布。

连日的暴雨更使得道路泥泞难行，想要迅速攻克城池，难度极大。

因此，他们慎重建议，或可另寻作战目标。

部队行军速度缓慢，张震司令深感问题紧迫。

他又两次向指挥部进言，力陈当前形势下，不宜贸然进攻泗县的理由。

可遗憾的是，这些建议最终未能被采纳。

战斗一触即发，却是开局就不利。

泗县有睢河、新汴河等五条河流，四周多湖泊沼泽。

此刻正值雨季，暴雨肆虐，泗县化为泽国。

目之所及，皆是茫茫一片，就是浅滩处的积水也已经没膝。

县城外围还有一条深达六米、宽十五米的护城壕沟，壕沟外是开阔平地，没有一点遮挡。

城墙上，碉堡与工事林立，有一套完整的防御体系。

我军将士要在齐胸深的积水中蹒跚前行，炮车跟不上，弹药也大多受潮失效。

雪上加霜的是，河水陡涨，增援部队受阻，无法及时抵达。

毛主席指示过，“凡只能击溃不能歼灭之仗不要打”。

而今面对如此困境，即便是击溃敌军亦成奢望，更遑论彻底歼灭。

此役虽毙敌3000有余，然我方亦伤亡2400余人。

未能攻克泗县城，山东野战军西进津浦线的战略部署，也遭遇挫折。

前线的战士议论纷纷：“上级说要集中兵力打，可打起来之后却是敌人两个打我们一个！”

实际上，当时敌军只有两个团的兵力，而我山东野战军南下之师，兵力近二十个团。

按常理来说，以多敌少，应该是比较有把握的。

然而开战之后，司令部却只调遣了六个团的兵力主攻泗县。

且这六团之中，又有近乎半数被分散用于攻打外围据点。

在这样的部署下，我军的优势顿时变成了战术上的劣势。

战斗遂一直处于僵持与消耗之中。

从这场战斗的失利就能明白，为什么毛主席说陈毅不太会指挥大兵团作战。

进山东后，陈毅6战5败，他自己也自嘲：“我这个人最善于打败仗，是个常败将军！”

一直有人说陈毅打仗要靠粟裕，此言不无道理。

华东野战军与华中解放区，合并为华中野战军后，毛主席就发来电文，明确指出：陈毅兼任司令员与政委，而具体的战役指挥则交由粟裕负责。

自陈毅与粟裕调到一起后，华野的仗越打越好，越打越齐。

因此华野一直有种说法，“陈不离粟，粟不离陈”。

指挥大仗，的确不是陈老总的强项。

但不可否认的是，陈毅仍是我党不可多得的领导人才。

他被称为“百搭元帅”，永远能充当队伍里的润滑剂，有着几乎是天生的幽默感、亲和力和领导能力。

他胸怀坦荡，为人正派，从来不搞阴谋诡计，也敢于承认错误。

泗县失利后，部队士气低落。

担任主攻的第八师伤亡最重，一时间，部队中弥漫着沮丧与不解的情绪，怨言与自责交织。

师长和政委总能听到战士们自责：“丢脸啊！从来没打过这么窝囊的仗！”

于是，陈毅亲笔致信第八师的领导干部，信中言辞恳切：“三月来未打好，不是部队不好，不是师旅团不行，不是野战军参谋处不行，主要是我这个统帅犯了两个错误……我应以统帅身份担负一切，向指战员承认这个错误……”

“同志们，在艰难困苦的日子里，我从来不抱怨部属，不抱怨同事，不推担责任，因而不丧失信心。我从来不向敌人低头，但对自己的同志，我常常自我批评，很愿意低头。”

这时解放战争时期，一份绝无仅有的“罪己诏”。

陈毅以一己之肩，扛下了战事失利的责任。

他将个人的过错置于众人之前，为那些陷在自责愧疚中的将士卸下重担，帮助部队走出失败的阴影。

这样一个会用人、会管人，又不争权、不诿过的领导，无疑是下属们心中的梦幻领导。

而毛主席不同意陈毅挂帅出征，还有一点原因，就是毛主席非常了解如何发挥陈毅的优势。

陈毅最突出的，应该是他的政治才能，领导才能，外交才能和文化才能。

这也是建国后他能出任上海市长，出任副总理、外交部长的重要原因。

陈毅有很高的政治智慧与统战才能。

自1923年11月入党以来，他始终深耕于统一战线工作，是毛主席眼中不可多得的统战人才。

新中国初立，百废待兴，国家建设与发展任务繁重。

稳固国内阵脚，加速国家发展步伐，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让陈毅在国内领导岗位上继续发挥所长，对国家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

毛主席慧眼识才，自然不愿让这样一位政治强将，离开国内建设的主战场。

彼时身为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在上海汇聚各界力量，召开大会阐述抗美援朝的深远意义，激发起社会各界对志愿军前线的支持。

在上海，他领导了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群众运动。

不仅稳定了上海的工商业生产，更为志愿军提供了坚实的物资保障，其贡献不可小觑。

参考文献

罗元生《抗美援朝：毛主席点将彭德怀挂帅朝鲜的前前后后》

少华《顿挫：粟裕与陈毅(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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