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二年（207年），随曹操征乌桓的张绣死在出征的路上，2年后，其儿子张泉亦因卷入魏讽案而被杀。
张绣父子死亡的时机不得不让人浮想联翩，当初，张绣听从贾诩的建议放弃袁绍而选择投奔曹操，自那以后，曹操一直对张绣礼遇有加，张绣也算“对得起”曹操，他率领麾下的西凉兵在官渡战场上屡立战功，又随曹操在南皮击败袁谭，曹操对于张绣的封赏也可谓大方，不仅封破羌将军，食邑也一路增长到了2000户。
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这就是一个主公大人有大量，不计前嫌任用贤能的故事，但在北方大定，袁家彻底被消灭后，张绣就如此“恰到好处”地死了。
这到底是天意使然，还是另有隐情？当年的杀子之仇曹操是否真的不再计较？
诚然，一个合格的政治人物，在做决断时要尽可能少地掺杂个人感情；利益，尤其是他所代表的整个集团的利益才是影响其做出什么样选择的决定性因素。
但是政治人物毕竟也是人，是人就不可能彻底超然物外，不受任何感情影响，在有一定利益基础的背景下，个人恩怨同样可以影响政治人物的决策，它将决定政治人物在行动时是要做的惊天动地，还是润物无声。
中统二年（1261）冬，正率军北上漠北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的忽必烈突然收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山东的李璮反了。
李璮是山东益都地区的汉人大世侯，手上兵强马壮，其辖区又与南宋接壤，其反叛可导致忽必烈的基本盘华北平原出现大规模动荡，忽必烈将被阿里不哥和李璮两面夹击。
于是，忽必烈一面紧急调动其他汉人世侯剿灭李璮，一面回师坐镇稳定局势。
李璮之叛是汉人世侯与忽必烈为首的蒙古贵族之间的矛盾总爆发，是忽必烈有计划地收回汉人世侯权力引发的激烈反弹。
李璮起兵的时机选择可谓相当精妙，此时恰是忽必烈为了最重要的汗位之争对于山东、河北一带汉人世侯的控制力最弱的时候。
而事实上，李璮反叛在几年前就有迹可循，他对于忽必烈军事调动的阳奉阴违，与南宋朝廷的极限拉扯，都表明他从未与蒙元政权真正一条心。
当然了，让李璮死心塌地效忠蒙古人从情理上就不可能，因为蒙古人手上一直有李家的数笔血债，李家与蒙古人之间本就有着不共戴天之仇。
血色华北1211年，金军野战部队主力在野狐岭之战中损失大半，从此，金军与蒙军城外野战的能力锐减，蒙古骑兵得以在华北大地上肆意劫掠杀戮。
蒙古骑兵的肆虐一方面造成了华北大地上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一方面大体摧毁了金国对这一地区的有效统治。
待蒙军攻势稍微衰减，金国统治者试图恢复对华北地区的有效统治，但他们恢复统治的方式却是加税。
为了应对战争的巨大消耗，金国统治者需要大量钱粮，而刚刚经历了兵祸的华北大地此时人口锐减，经济受到了毁灭性打击，此时金国统治者向这些劫后余生的人征重税就是把人往死路上逼。
你不给人留活路，别人就只能跟你鱼死网破，何况这个时候你金国朝廷在华北地区的统治力已经弱的不行了，这种情况下你还要玩“再苦一苦百姓”，人家不反你才是脑子进水。
最终，“又菜又爱玩”的金国统治者喜提“山东、河北皆反”的大礼包。
在诸多起义军中，有一支迅速将规模做到了十余万人的规模，因起义军身穿红袄，故称“红袄军”。
红袄军的第一任首领叫杨安儿，他本名杨安国，因为起兵前的职业是做马鞍，故被称为“安儿”。
杨安儿在益都起兵后，潍州（今山东潍坊）的李全，沂蒙山的刘二祖，河北的周元儿也纷纷在家乡起兵响应，他们推杨安儿为首领，在山东河北一带掀起反金大旗。
面对红袄军的起义，金国的第一反应仍是镇压，毕竟在组织严密的正规军面前，农民起义军的战斗力是要差上几个等级的。
中国历史有个惯例，先起事的农民军领袖通常情况下结局都不会太好，因为被逼上绝路的农民们并没有受过正规军事训练，也还没来得及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而起义军刚刚出现时通常王朝的统治还没有彻底崩塌，结果就是最没经验的起义军遇上尚有一定战斗力的正规军。
金将仆散安贞奉命率领金国在华北地区最后一些机动部队迎战红袄军，仆散安贞率领的金军仍有一定战斗力，仅仅用了数月就攻陷了红袄军的重要根据地莱州，杨安儿在乘船逃离的过程中被杀。
红袄军这支起义军队伍组织较为松散，这原本是个弱点，但是镇压红袄军的金军来说，这个所谓的“弱点”却正是他们害怕的地方。
因为此时的金国国家机器运转严重失效，它是熬不起一场持久战的，所以对于仆散安贞这样的将领来说，只能寄希望于通过快速打掉起义军指挥中枢而达到速战速决的效果，他最怕的恰恰是这种没有实际中枢的组织。
杨安儿死后，各路红袄军自行战斗，又积极联络，很快便形成了新组织。
此时的红袄军有两路最强，一路是杨安儿的余部，此时由其妹妹杨妙真率领，另一路则是李全率领的潍州兵，两路起义军迅速合流，为了增强两支队伍的信任度，李全和杨妙真竟选择结为夫妻。
就这样，李全、杨妙真成为了红袄军的第二代领导者，经历了一番挫折的新红袄军此时战斗力提升明显，迅速攻城拔寨，再次席卷大半个山东。
而此时的金国已经被蒙军压的喘不过气来，为了避蒙军锋芒，金宣宗已经决定迁都汴京。
人往往只有在受到重大打击后才会放弃幻想，如果没有红袄军的不断做大，如果没有蒙军的步步紧逼，可能金国统治者还在做着直接统治华北平原，并将其变成自己“大血包”的春秋大梦。
如今局势已经恶化到极点，金国统治者们终于接受了现实，对于山东、河北一带的起义军不再以镇压为主，反而以国家的名义正式授予他们官职，不管你受不受我直接统治了，也不管你是怎么搞到的兵马起的家了，至于你是不是汉人就更管不着了，只要你名义上宣布效忠于金国，能帮助金国朝廷分担蒙古方面的压力，你们就都是大金国的“大忠臣”。
于是，山东、河北一带正式进入军阀割据时代。
血仇向在山东、河北大地上割据的汉人军阀们伸出橄榄枝的不止有金国，眼见自己多年的老对手金国面临如此大难，南宋非常乐意去横叉一脚。
他们同样与各路汉人军阀联络，希望后者不要忘记汉人与女真人的血海深仇，回到大宋的怀抱。
金国、南宋都对各路起义军表现出兴趣不难理解，毕竟历史都学过，这个时候这么做所要付出代价最小，收益最高。
但此时，几年前还奉行三光政策的蒙古军竟然也“开窍”了，他们意识到如果还是像以前那样对所有城池都烧光、杀光、抢光，这大大小小的汉人军阀就会联合起来跟自己拼命，自己这几万蒙古骑兵根本就不够填。
再次南下时，蒙军的统帅已经变成了木华黎，他积极拉拢汉人世侯，颁布“禁杀令”，一改往日只破坏不占领的战略，开始寻求与当地人合作占领土地了。
当然了，木华黎这么做也不是因为他良心发现，而是他的兵马本来就少，且他南下时，恰逢成吉思汗西征，他本来就不多的兵力又被分走一部分，如果继续执行“三光政策”，抵抗的汉人军阀足够把他淹没了。
还是那句话，一个人如果做出了重大改变，往往是因为被逼到那一步了。
于是，华北大地上的汉人军阀遇到了一个看似不错的局面：宋、金、蒙三国都愿意接纳他们，他们从被追杀的“反贼”，变成了谁都想拉拢的“香饽饽”。
李全、杨妙真领导的这支新红袄军在思前想后后决定接受南宋的领导，南宋对于主动来投奔的起义军当然十分欢迎，将红袄军更名为忠义军，仍由李全、杨妙真领导。
李、杨二人在三方势力中选择南宋是有原因的。对于金国，二人始终不信任，毕竟自己曾经是“反贼”，金国承认自己的存在也不过是权宜之计，一旦让金国缓过劲来，恐怕一定会搞出一手反攻倒算。
至于蒙古军，李全、杨妙真更没有兴趣，因为蒙军如疯狗一般见人就杀就是几年前的事，这些他们都是亲眼目睹的，华北地区的起义军出现一方面是反抗金国暴政，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要聚族自保，抵抗蒙古军，而李全本人与蒙古军就有着血海深仇。
李全，潍州北海人，杨安儿起义后李全几乎在第一时间举兵响应。
蒙军第一次攻入山东时大肆屠戮，李全的母亲和兄长都死于蒙古人的屠刀之下。
亲人惨死让李全下定了聚族自保的决心，再加上金国统治者横征暴敛，李全毫不犹豫地加入了义军。
李全作战勇猛，善使一把铁枪，被称为“李铁枪”，由于比较能打，李全迅速成为了拥兵数万的起义军领袖。
与杨妙真联合后，李全武装迅速在山东地区打开局面。
宋、金、蒙三方都抛出橄榄枝后，其实像李全般愿意归宋的汉人军阀不在少数，一段时间内，甚至真有华北大地要被“光复”的迹象。
只是有宋一朝有两个惯例，一个是不信任武将，一个是不信任北方人，所以南宋朝廷一直有在这帮投奔过来的汉人军阀间玩制衡的想法。
这帮汉人军阀的兵是自己招的，地盘是自己打的，钱粮大多数也是自己筹的，你南宋最多给了人家点钱，就凭这你就想完全控制人家？人家都脱离你一百多年了，兵权、人事权、财权你都控制不了，凭一个所谓汉人正统就想让人家彻底臣服于你？
在又菜又爱玩这个问题上，金宋两国真是“兄弟之国”。
最终，李全被南宋的内斗搞的很难受，兵败被蒙军俘虏，其实那一时期的汉人世侯很多都有被蒙军俘虏的经历，著名的“灭宋第一人”张弘范的父亲张柔就曾被蒙军俘虏，蒙军不但会把愿意归降的汉人军阀释放，还给其极大的自治权。
从这点上看，最后谁能夺天下就可见端倪了。
因为待遇优厚，统治集团内部的骚操作又少，李全最终鬼使神差的投到了杀母杀兄仇人蒙古一方。
李全死后，他的队伍辗转后又归到儿子李璮手中，允许你的权力世袭，蒙古方面以极大的诚意换取了这些昔日与自己有不同戴天之仇的汉人世侯的效忠。
但没有任何一个帝王不想收回权力，待华北地区尽数归于蒙古，熟悉汉法的忽必烈就要行动了。
“创业者”错觉蒙古能够最终取得东亚最大农耕区华北平原的控制权，靠的是两样东西，一个是蒙古铁骑的剽悍战斗力，另一个则是对汉人世侯群体表现的足够有耐心。
自木华黎南征算起，效忠于蒙古帝国的汉人世侯享受了二十余年的地方诸侯待遇，人事权、财政权甚至兵权都在汉人世侯手里，而且这种权力可以世袭罔替。
追求增长是人性的根源，蒙古帝国对汉人世侯的充分放权，让后者产生了一种不是为蒙古人“打工”，而是自己“创业”的感觉。
那种自己“创业”的感觉实在是太美妙了，美妙到像李全这样的汉人世侯能够忘记与蒙古人的血海深仇。
但是，这种“创业者”错觉本身也是一把双刃剑，毕竟“创业”的感觉如此让人上瘾，你再想让他们变成“打工人”可就难了。
忽必烈通过利益绑定，兵力分散等手段，以进两步退一步的方式缓慢收回汉人世侯群体的权力，这个过程进行的有条不紊，双方都比较“体面”，史天泽、张柔等大世侯也比较配合地交出兵权。
但是，所有“团队”都有利益远近，关系亲疏，李璮的队伍在益都，是蒙古与南宋对峙的前线，离蒙古帝国核心控制区较远，在客观上给了李璮“不在一棵树吊死”的条件，所以尽管忽必烈在收回权力的时候表现的很有耐心和章法，李璮依旧对忽必烈的收权行为表现出格外的敏感。
甚至可以说忽必烈那边刚刚举枪，李璮这边也立刻开始积极准备。
忽必烈瓦解汉人世侯权力的第一步叫分兵，蒙古军队出击时大多要分多路，在这个过程中，蒙军几路出击，汉人世侯的武装也被分成几路。
而且由于汉人世侯的武装太过能打，蒙军在后期攻城战中常常让汉军当先锋，也可以说敢死队或炮灰，以此来消耗汉军的精锐力量，从客观上削弱汉人世侯的力量。
忽必烈在进行这些不太明显的行动时，李璮便敏锐地意识到他这是要收权。
李璮与张柔等人不同，后者是真与蒙古人一条心，其对蒙古方面表现出充分的信任，即便知道蒙古方面要收权，也会主动“配合”。
而与蒙古人有着血海深仇的李璮，他留在蒙古一方完全是因为后者给他提供的“创业条件”更优厚，如今你要收权，让我成为你的“打工人”？做梦。
当初利益一致的时候，血海深仇可以暂时不计，如今利益不一致了，对不起，我李璮可以跟仇人一起“创业”，不能给仇人打工。
摊牌时刻忽必烈主导的对南宋的几次用兵，李璮都拒绝出兵，他给出的理由是防备南宋偷袭，由于此时的忽必烈还不是大蒙古国大汗，出于稳定内部的目的，面对李璮的阳奉阴违，忽必烈也没做过多反应。
其实事情走到这一步基本就也标志着忽必烈与李璮的合作结束了，这一点忽必烈和李璮都心知肚明，忽必烈想先稳住李璮，待他利用汉人世侯势力夺取大蒙古国最高统治权后再收拾这个怀有二心的家伙，而李璮想的则是先稳住忽必烈再多积蓄一些力量，这样在脱离忽必烈时把握能更大一些，双方都在彼此欺骗中等待时机。
1259年，蒙哥汗死于钓鱼城下，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汗位争夺战开始，阿里不哥以大蒙古国旧都和林为根据地，联合诸多蒙古贵族向忽必烈用兵，忽必烈则以汉人世侯军团为核心的联合军团予以迎头痛击，此番忽必烈大战阿里不哥，李璮仍就没去，他在为自己的“大业”做着最后的准备。
一面以御宋之名大举加固城防，一面与南宋取得联系表示愿意献涟、海等城与南宋换取其在自己叛乱时提供助力。
李璮如此行为基本等于明牌了，如此清晰的信号，忽必烈当然会有所察觉，只是苦于与阿里不哥的汗位之争正处于关键时刻，此时的忽必烈还不想与李璮彻底撕破脸，忽必烈设法以给予金银的方式稳住李璮。
中统二年（1261）冬，忽必烈再度亲率大军远征漠北，力图一举打垮阿里不哥，此时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汗位之争已经初见端倪，阿里不哥实力不及忽必烈的事实已经被大多数人看清，所以李璮明白，这是个最后的机会了，必须趁着阿里不哥还没被干掉，忽必烈又远在漠北的机会干一番“大事”。
但忽必烈的行动速度比李璮预想的要快，在他还在为举兵反叛做准备的时候，忽必烈突然回师燕京。
这时候的李璮已经被架在火上烤了，再不动手，等忽必烈缓过劲来就彻底没机会了，所以尽管错过了忽必烈远在漠北的最佳时机，李璮还是决定要放手一搏。
李璮以经营多年的益都为根据地，正式举兵叛蒙，并传檄河北，希望各路汉人世侯与其一同反叛，至此，一直貌合神离的忽必烈与李璮终于迎来了总的摊牌时刻。
大势难逆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铁律：只要中央政权站稳脚跟，其权势就会持续不断地被加强，时间拖得越久，地方势力的反叛就越没有胜算。
李璮认为自己传檄河北后会有其他汉人世侯响应自己是因为此时的忽必烈已经无比清晰地开始收回汉人世侯权力了，李璮认为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量，这些汉人世侯应该与自己一同反叛而不是继续效忠于忽必烈。
但是由于忽必烈的收权行动进行很巧妙，在收回汉人世侯地方上的军政大权的同时，也在中央给这些汉人大世侯们安排了重要岗位的官职。
不同的人对于价值的评价体系是不同的，有人执着于自己“创业”，有人却更向往安稳的生活，此时元帝国模式已然初步形成，待在里面似乎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不是所有汉人世侯都愿意与他李璮一起再“浪”一把的。
但尽管如此，谁也不能保证没有汉人世侯愿意与李璮合作，忽必烈对于自己与汉人世侯间相互利用的关系定位十分清晰，他明白这群汉人世侯不过是出于利益的考量才愿意追随自己，如今李璮掀起反叛大旗，谁敢保证其他汉人世侯不响应呢？
于是亲征归来的忽必烈在阿里不哥已经被重创的情况下没有马上开启下一次亲征，而是留在燕京坐镇，忽必烈对人性的把握是相当准确的，所有人在采取行动时都会评估风险与收益，有他亲自坐镇，其他汉人世侯们跟随李璮造反的风险就被快速拉高。
忽必烈对人性精准把握换来了丰厚的回报，无一名汉人大世侯响应阿里不哥一同造反，甚至忽必烈派去平叛的第一波队伍就是由其他汉人世侯组成的。
没有其他汉人世侯的支援，李璮仅靠自己的6万兵马是不足以对抗全部大元的铁骑的，而且人是一种会自动根据周围环境对自身行为做出调整的高级生物，当李璮预想中的“河北皆反”的局面没出现时，即便是李璮的那6万兵马也会有强烈的不看好与李璮一起“创业”前景的想法。
所以李璮行动一受阻，其“创业团队”的信心立刻开始崩塌，轰轰烈烈的李璮起义，在闹出巨大动静，逼的忽必烈暂缓与阿里不哥争权之后不到5个月就被其他汉人世侯所平息。
益都李家，这个本来与蒙古人有着血海深仇的家庭在利益的驱使下与仇人开始了长达30余年的合作。
但以利相交，利散则止，但何况李家与蒙古人间还有着血海深仇。
这场被利益“耽搁”了30年的复仇，最终以一种雷声大雨点小的方式结束。
但李璮虽死，这番李璮反叛算是彻底改变了汉人世侯在忽必烈心中的定位，收权行动，得提提速了。
哦，对了，李璮反叛时，有一个叫王文统的人受到了株连而被杀，这个王文统同样不简单，他和他的“继承者”们将通过各种别样的方式与当时朝堂之上的“汉法派”儒臣上演极限拉扯。
利益在中国文化中是一种被人鄙夷的东西，但人性又注定了谁都想要利益，于是大量的生意被伪装成“主义”说出，元朝版的义利之争和盐铁之辩即将以一种荒诞的形式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