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曹学佺的诗作《金陵怀古四首和汪仲嘉》中，有句“江东列郡领丹阳，鼎足三分此一方。总为石头成虎踞，不知巫峡下龙骧。”此处，“鼎足三分”喻指三国时期的分立局面，这一比喻源自古代青铜鼎的三足设计。三足圆鼎的形象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

西周时期的大盂鼎与大克鼎，以其雄伟、精美之姿，代表了当时铜鼎的巅峰之作。这两件文物不仅艺术价值非凡，其背后的故事也与中国近现代一个家族的命运紧密相连。

大盂鼎与小盂鼎，均源于清朝道光初年陕西岐山县礼村的发掘。小盂鼎在太平天国战争中遗失，现仅存其铭文拓片。大盂鼎出土不久后便归大地主董天有所有，随后转手给豪绅宋金鉴。岐山县令周赓盛早已对宋家珍藏的大盂鼎心生贪念，于是借职权之便，将其从宋家骗取并秘密出售给省城的古董商，后经多次转手，最终流入北京琉璃厂。

道光末年，供职于北京翰林院的宋金鉴偶然在琉璃厂的德宝斋（古玩店）发现了这只宝鼎。欣喜之余，他不惜花费3000两银子将其购回。然而，古语所言“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道理应验，到了同治年间，宋家衰败，不得不以700两银子的低价将大盂鼎转让给袁世凯的叔叔袁保恒。

袁保恒为了表达对上司左宗棠的感激之情，又将宝鼎转赠给左氏。后来，左宗棠遭遇诬陷，被召至京城受审，幸得工部尚书潘祖荫的救援才得以脱险。得知潘祖荫酷爱收藏，且家中藏有众多文物，左宗棠为报答恩情，又将大盂鼎作为礼物赠予潘祖荫。自此，大盂鼎被潘祖荫珍藏。

大克鼎与大盂鼎的出土背景相似，均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在陕西扶风县法门镇任村被发现。同时出土的还包括七件小克鼎、六枚编钟、盨二件及镈一件。其中，最大的一件被定名为大克鼎，其余七件较小的则称为小克鼎。

大克鼎最初出现在天津，被一位名叫柯劭忞的金石收藏家购得。由于潘祖荫与柯劭忞有着深厚的友谊，最终从柯劭忞那里得到了这件宝物。自那时起，这两件历经波折的宝贵文物便成为了潘家的珍藏。

潘祖荫在获得大克鼎的次年便去世了，遗留的藏品由其弟潘祖年带回苏州老家。潘祖年严守宝鼎，从不示人。然而，世上没有不通风的墙，许多慕名而来的访客仍络绎不绝，包括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这些人当中，两江总督端方，嗜古成癖，之前曾从陈介祺的后代那里购得过毛公鼎，这次也试图收购潘家的这两件铜鼎。他曾多次去往潘家，起初提出高价购买，买而不得后借口借观几日，被拒绝后又称能看上一眼也行，但均被潘祖年拒绝。

20世纪20年代，一位美国人曾漂洋过海专程到苏州，愿意出价600两黄金及一栋洋房以换取铜鼎，但潘家同样拒绝了这一要求。

1926年潘祖年逝世，其孙媳妇潘达于年仅20岁便肩负起守护家族藏品的重任。她坚守家训，勇敢坚定，面对官员的强迫勒索、外国商人的金钱诱惑以及小偷的盗窃企图，铜鼎都被潘达于机智巧妙地保护无恙。在抗日战争期间，苏州被日军占领，潘达于将铜鼎深埋于地下，使其免受日军侵扰。

1951年，潘达于将这两件珍贵的铜鼎捐献给了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使得沉寂60年的国宝得以重现。到了1959年，大盂鼎被送往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而大克鼎则留在上海博物馆，成为两馆的镇馆之宝。

这两件青铜鼎之所以珍贵，原因在于它们承载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大盂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达153.5公斤，为西周早期康王时铸造。该鼎设有两耳，腹部微鼓，口沿下方装饰有一周生动的兽面纹饰，其巨睛突出，仿佛凝视着远方。铜鼎的三柱足上端同样饰以兽面图案。

鼎内壁铸有291字铭文，详细记载了周康王对贵族盂的追述，包括文王受命于天、武王建立国家的历史经验及教训。其中，总结了西周王朝建立的关键因素，还有各级官员在处理政务和进行祭祀时严禁饮酒，同时指出了商朝因酗酒而导致的亡国教训。周天子在铭文中对孟进行了册命，任命他辅佐朝政，协助周王管理军国重要事务，并赐予他香酒、礼服、车马、仪仗以及上千名奴仆和家臣。最终，孟强调制作此铜鼎的目的，是为了祭祀他的祖父南公。

这篇铭文涉及殷人因酗酒亡国的内容与中国古代第一篇禁酒令《尚书·酒诰》相互印证。此外，铭文也揭示了西周早期的赏赐制度和宗法制度，为探究西周社会结构和阶级构成提供了珍贵资料。

大克鼎为西周孝王时期的青铜器，体积稍小于大盂鼎。大克鼎通高为93.1厘米，口径75.6厘米，重201.5公斤。该鼎纹饰精美，口沿下装饰窃曲纹，腹部展现流畅的波曲纹，足部则刻有兽面纹。鼎内壁铸有290字铭文，内容间隔有序，排列整齐。

铭文记载了职位为善夫（官制名：周王近侍）的克，继承其祖父师华父（族称）的功绩，因此被周王提升为王室近臣，负责传达王命，并获得服饰、土地和臣仆等赏赐。铭文最后强调，此鼎是为了纪念克的祖父而铸造。

大克鼎的铭文不仅反映了周代的册命制度，而且对研究西周的宗法制度和土地制度具有重要价值。

这两件宝鼎的历史与艺术价值极高，尤其是其铭文书法，精妙绝伦，令人印象深刻。大盂鼎的铭文以其波碟字形、敦厚隽永的风格，展现出雍容而洗练的特质，既庄重又瑰丽；大克鼎的铭文则以圆润古拙、劲健遑荤的笔触，呈现出舒展端雅、精美生动的风貌。这两件铜鼎的铭文被历代金石学家和书法家推崇为西周书法的典范，它们的拓片亦被视为极其宝贵的艺术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