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改革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张居正为了一条鞭法能顺利推行，做了许多准备工作。

他先是实施考成法，整顿吏治，顺便排除异己，用上自己的人；然后他又整顿驿站，不许官员及亲属乱用驿站，这样既能整顿一下吏治，又能提升驿站的效率，保证地方的消息能快速传递朝廷；

最后，他又在全国范围内清丈田亩，避免土地被“藏起来”，收不上税。

做完这些，已经是万历九年了，张居正才开始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

张居正最先做的，是考成法。因为想搞变法，就要控制住官员。不然人家阳奉阴违、或者故意把政策夸张几分推行，有无数种方式给你添乱。

整顿吏治，张居正主要有两个目的，一个是确保官吏的工作效率，免得到时候官僚群体和自己玩缓兵计。另一个目的就有点阴暗了：排除异己，任用“自己人”。

考成法规定，地方督抚的工作，归六部检举；六部的工作，归六科检举；科道官，也就是言官们的工作，归内阁检举。

在考成法的体系下，内阁的权力的最大的。张居正时期，内阁虽然也有其他成员，但是都是张居正的小跟班。名义上是同事，其实和下属差不多。所以扩充了内阁的权力，就是扩充了张居正的权力。

张居正本来就深得万历皇帝的信任，再加上考成法的便利，张居正的在明朝终于到了说一不二的程度。

依附于张居正的人中，不全是认同他政策的人，也有为权势依附他的人，甚至还有心里仇视他，但是迫于形势暂时屈服的人。张居正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团队人员复杂，但是为了实现变法的目的，这些也只能放一放。

关于变法，人事上的障碍算是解决了。

张居正下一步，还要解决信息流通上的一点问题：驿站。

驿站本来是朝廷传递信息，官员出差办事用的，或者是官员荣誉退休，回去的路上也可以使用驿站。

但是时间一长，就有许多官员不重视规定了。反正是朝廷负担驿站花销，不用白不用。渐渐的，有的官员家属出行用驿站，有的甚至用驿站运起了私家的货物。

这其中，就有孔子的后人。因为孔子的地位超群，所以历朝历代都优待他家的后人，而且他家的后人享有衍圣公的爵位。

由于地位不一般，所以各方都会给点面子，这其中自然也包括驿站的管理人员。万历的时候，孔家的后人就利用驿站运输一些货物，然后贩卖。这样运输又快，还不用花运费。

但是这个便宜，硬是被张居正给搅黄了。张居正倒不是特意针对他，只是没有注意他。当时张居正宣布整顿驿站乱用的歪风，还特意派自己的儿子出去办事，走之前叮嘱儿子，不要用驿站。

张居正权倾朝野，驿站自然愿意给张阁老的儿子帮忙，但是他儿子牢记他的叮嘱，没占这个便宜。

这样一来，驿站算是看明白了：张居正这是真心要整顿驿站。他儿子都不占这个便宜，要是自己给别人这个便宜，就别怪张阁老手黑了。

张居正整顿驿站，不全是为了肃清吏治，减少财政开支，而是他瞄上了驿站的一个初始功能：传递消息。

在张居正整顿吏治之后，驿站的工作减轻了不少，办正事的效率也有所提升。张居正下令，定期把地方的消息送到中央来。

如此一来，地方和朝廷的信息差减少了。地方的消息很快就能传到中央，张居正掌握了地方的信息，地方的官员也就很难和朝廷耍心眼了。

这样一来，张居正的命令才能“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加强了中央集权，掌控了地方和中央官员的大致行动之后，张居正终于有了变法的底气。但是张居正还是不能立刻推行一条鞭法，即使这个政策在某些地区已经施行了一段时间了。

一条鞭法，可以看做是摊丁入亩的简易版本，核心都是把按人头征收的，均摊进土地之中。可问题是，一个王朝到了中后期，对土地的掌控也是模糊的。

那怎么办呢？重新统计土地吧！

其实在明朝建立之初，明太祖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统计了一次人口和土地。统计人口的政账册，叫赋役黄册；统计土地的图册，叫鱼鳞图册。因为一块一块的土地，肯定都不是四四方方的规则图形，所以等比例缩小后画在纸上，就像一块块鱼鳞。

在明朝初期的时候，依靠这两份记载，收税和徭役都执行的比较合理。可是到了明朝中后期，情况就渐渐改变了。

首先，随着时间的变化，人口情况肯定会发生变化，可能谁家绝嗣了，谁家生孩子多了，或者谁家搬家了。土地占有和人口情况肯定会发生变化。

其次，就是每个王朝都绕不开的难题：土地兼并。

每个王朝发展到中后期，都会发生严重的土地兼并，而且明朝厚待宗室子弟，还有皇庄、王庄。许多农民可能渐渐就失去了部分，甚至是全部土地。这样一来，徭役和杂税就成了严重的负担。

更要命的是，地主和官吏还会同流合污，可能把一些无人耕种的土地份额写在其他农民名下，这个农民就不得不多交税，但其实没那么多土地。

在徭役方面，普通农民也有风险。比如明朝初期，朱元璋设立了粮长制。在全国划分若干个粮区，让其中的富户担任粮长，负责征收粮食，押送粮食去京城。

朱元璋最初实行这个政策，是为了防止官吏运送粮食的过程中贪污。由百姓直接把粮食运到皇帝手里，避免中间商赚差价，朱元璋还能趁机和这些人聊聊，比如当地粮食产量咋样啊，比如当地的官吏有没有不法行为啊？有时候感觉这个粮长有才能，还会直接授予官职。

朱元璋的本意，是百姓和朝廷之间交接，避免官吏从中贪污。而且皇帝和百姓有直接交流，也方便直观的了解地方的情况，对于当地的官员也是一个震慑。

在朱元璋的时代，粮长不仅是押送粮食的人，也有和皇帝交流的机会，有权力向朝廷申报灾荒，揭发不法官吏。运气好，还能得到朱元璋的赏识，直接成为官员。所以在明初的时候，这些富户还是很愿意当粮长的。

但是到了后来，粮长的权力越来越小，只有押送粮食进京的责任。但是在古代，交通不便，从乡里去京城，这个途中要花许多时间和盘缠，所以没了好处后，这些富户也不乐意当粮长了。

那怎么办呢？这些富户就买通当地的官吏，把其他人改成“富户”，这样，这个苦差事就被甩到了别人头上。中等人家被甩锅之后，可能几代之内就变成了贫困户，要是贫困的人家，可能几次就破产了。

所以从开国到万历朝这么长时间，官府的赋役黄册和鱼鳞图册，早就不准确了。但是想实行一条鞭法，就必须准确掌握土地的数量和分布。于是，张居正做了一件事：清丈土地。

万历八年，张居正下令，在全国范围内丈量土地。经过这样一番清查，各地都查出了一些隐匿的土地。即使以后不搞一条鞭法，这些被查出的土地，也足够为国家增加一大比税收。

登记在册的土地增加，对明朝政府而言是好事。但是，一切事物都有正反两面，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官员为了政绩好看，显示自己查出的“隐藏土地”多，而故意把田地的面积测量的数值写大一点，结果增加了百姓的负担，就不得而知了。

但不管怎么说，清丈田亩给一条鞭法的实施打下了基础，还是减轻了许多百姓的负担。

有了这次清丈田亩做基础，张居正终于可以在万历九年着手实施一条鞭法了。此时距离他离世，不到一年。清丈田亩和考成法、一条鞭法一样，都是动别人蛋糕的行为。等到他死后，这些被动了蛋糕的人的怨恨，必然会投射到他家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