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周月林(1906 . )上海市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由党派往苏联学习，1931年回国，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苏区中央局妇女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国家医院院长等职。1935年与瞿秋白等在转移途中被捕。解放后，因此蒙冤25年。十一屈三中全会后予以平反。

②她的丈夫，原苏区中央政府内务部部长，红军长征时，留在江西中央分局后牺牲。

这位当年活跃在苏区的中央妇女部部长，不知为何自五十年代起，就生死不明，踪影全无。

直到1984年，我们才在梁伯台②的故里——浙江新昌县访到她。这时她已抖落历史的尘埃，在这里落户。

她百感交集地开始了自己的叙述。

我于1906年出生在上海，因为家里穷，9岁时就在上海日商大康纱厂当童工。

1924年，我参加了党办的工人俱乐部，在夜校读书时接触了一些进步人士，开始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五卅”运动爆发，我参加了罢工和示威游行，并由夜校老师张琴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做女工工作和地下工作。

1926年秋，党派我到苏联去学习，到苏联后被分配在海参威党校中国班学习。在这里我认识了华侨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梁柏台。于1927年与他结婚。1928年，我随梁柏台调伯力担任华工俱乐部主任。

为了适应将来回国工作的需要，1930年，我自费跑到莫斯科，找到中国代表团的邓中夏同志。向他谈了我要求学习的强烈愿望，他当即批准我进入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学习。我文化低，先在预备班学习了一年，在进入正式班学习时，梁柏台到莫斯科来了。他是专程到第三国际东方部要式回国的。

这时，国内正准备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需要做过政府工作，特别是做司法工作的人才。梁伯台在伯力省法院当过审判员。曾致力于红色法律研究和司法工作。他的请求很快得到批准。

1931年5月，我们回到上海。从上海坐船经汕头到香港，然后从香港回汕头，进入福建的闽西。当时从闽西到瑞金的路还没打通，我们先在闽西省政府工作。梁伯台任保卫局局长，我在红军学校做士兵工作。

9月，刘伯坚带领部队打通了从瑞金到闽西的道路。 一

天，他来到我们的住地对梁柏台说：“一大就要召开了，中央要你们立即动身到瑞金去。”和我们一起去的有好几个人，其中有陆定一的妻子——我在中大的同学唐玉贞。

她到瑞金后分配在江西卫生材料厂当厂长。她是学生出身，能力很强。长征时被分到福建四都医院当助理大夫，后听说遇害。

我们到瑞金后，首先见到贺子珍同志，她看见我们几个女同志非常高兴。握着我的手风趣地说：“你们来了就好了。我们女同志多了，各个部门都有女的，不会再受欺侮了。”逗得在场的人都笑了。

“一苏大”时，我参加旁听，闭幕时大家都在合影留念。贺子珍又对我们几个女同志说：“别人都照像，我们几个也来一张吧，”于是我们六人 一起留了个影。

“一苏大”时。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项英是副主席。我在政府里做妇女工作，那时政府各部都有部长。我是分管妇女方面的工作，但名称不叫妇女部。

当时我刚从国外回来，不了解苏区情况。为了做好工作，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了解自己工作的对象，摸清自己工作的障碍，通过调查访问，我发现苏区妇女虽然在政治上规定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在经济上同男子一样分得了土地，但由于小脚不能参加生产，耕田都是男子，女子最多送送饭，在经济上没有得到真正的平等。

同时婚姻条例刚刚颁布，还没有得到贯彻，丈夫打骂妻子，公婆虐待童养媳还很普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使妇女得到真正的解放，我们来了一个宣传运动。

大力宣传大脚的好处，开展放脚运动，宣传婚姻条例，男女婚姻自由，禁止带童养媳。这样一来，妇女们高兴了，都拥护我们。当时妇女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扩大红军，占人口半数的女子发动起来，我们的工作就好做了，慰劳队、洗衣队普遍成立，送郎、送子当红军的越来越多。

宣传婚姻条例后，对妇女有利，但又出现一些乱来的现象。

比如有的女子今天跟这个好，明天又跟那个好。有一次，中央召集各县负责人会议。 一些男同志要我去讲话。还提了一些问题要我答复。

有的问：婚姻自由为什么有的女子乱搞?我耐心地对他们说，婚姻自由并没有说要乱搞。但是，妇女受了几千年的封建压迫。她们就象笼中的鸟没有丝毫的自由。现在她们自由了。东南西北不知该怎么飞，这就要我们多做宣传教育工作，引导她们逐步走向妇女解范的正确道路。这项工作不但我们做妇女工作的问志要做。也希望你们男同志也来和我们一道做，我还对他们说，你们谁家没有老婆、嫂子、姐妹呢?

你们就协助我做好自己老婆，嫂子，姐妹的工作吧，我这么一说，他们都不作声了。以后政府的其他部门开什么会。要我讲讲话，我从不推辞，因为这也是一个宣传妇女工作的好机会。

我也常常协助政府其他部门工作，有时部长不能去下乡，也叫我去。1932年春，石城闹得厉害，迟迟成立不了苏维埃政权，要求中央政府派人去帮助工作，当时几个部长都因为其它原因不能下去。项英决定派我去。

我说要派一个文化高的同志跟我去。有的问题要写信，他说可以，派中央政府办公厅厅长刘开跟我一起去。我们是骑马去的，到那里一看，房子里堆满没收的粮食衣服。当地有个大庙，干部一进去，上面就掉石头下来，据说是菩萨显灵，不让成立苏维埃。

我们召开会议当即决定，第一步把东西分下去，土地也分下去，老百姓很高兴，群众发动起来后，就成立苏维埃政府，先搭起架子，再做细致深入的工作。对庙里掉石头闹鬼的事，我们回去向中央政府报告，建议派武装解决，部队去后包围大庙搜查，发现天花板上都是石头，又在庙后背抓到几个坏分子。

他们招认是谁指使的，这个案破了以后，群众明白了不是菩萨显灵。而是阶级敌人在破坏红色政权的建立。

这次巡视石城之后，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召开第十二次常委会。听取了我们巡视石城工作报告。并委任我为中央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金维映、范乐春等同志为委员。

会上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组织纲要》。明确了建立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的目的，

一是保护妇女的特殊利益，使妇女在苏维埃政权下取得的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不受侵害；

二是动员妇女积极参加革命。实际上这两方面是一致的。

只有积极保障妇女的权利和特殊利益，才能动员妇女积极参加革命。要动员妇女参加革命。必须从保护妇女的特殊利益和维护妇女的平等权利做起。

我们那时经常下去巡视妇女工作。我去过福建，江西，瑞金当时是中央直属县，去得更多一些。

福建省的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是范乐春同志，她是打游击出身的，个子高高大大，能文能武很能干。

江西省开始是蔡畅同志负责妇女工作，后来换了本地干部谢玉钦当主任。

瑞金县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罗志才也是一个本地女子，我记得她很活泼，爱唱歌，工作也不错。汇报起工作来头头是道。

那时，各级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是很注意维护妇女权利的，如果当地政府违犯保护妇女法令，妇生会就立即提主席团去讨论纠正。

比如1932年冬，我们发现有的政府负责人把没有老公的妇女归于流氓一类；有的不给寡妇和童养媳分土地等，提到政府讨论，后给予纠正。有的还在报刊上公开批评。

由于我们的工作是从关心妇女的特殊利益做起，妇女群众看到我们真心实意为她们着想，为她们谋利益，都自觉地起来响应党的号召，参加革命工作。

回忆苏区时的妇女工作，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靠宣传动员，靠群众运动。那时封建思想比较顽固，无论什么工作，没有群众运动就冷冷清清搞不起来。比如扩红是妇女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为了动员妇女送子送郎当红军。我们就针对“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极个别拉后腿的现象，大力宣传“好男当红军，送子送郎当红军最光荣”。对送子送郎当红军的，给她戴上大红花，让她背着包袱给亲人送行，群众敲锣打鼓呼口号：“当红军光荣”, “保卫家乡”,“保卫土地”, “保卫苏维埃”,秧歌队扭着秧歌，还唱着“送郎当红军”的歌曲等等，热热闹闹，使妇女们觉得当红军家属光荣。都争着送郎送子当红军。

为了宣传群众，幫助基层妇女幹部开展工作，我们除了下去巡视外，还经常给她们报告。那时，我们作报告一般都是先列个提綱，到下面去了解一些情况，就可以結合着讲了。讲完后对下面工作存在着什么障碍，应该怎么办，提出来大家讨论，拿出解决的办法。那时之所以采取这种工作方法，完全是由当时群众和基层干部文化水平的状况决定的。我认为在什么情况下，就有什么样的工作方法。

到苏区后，听说党内最高领导是王明，可又從来没見过他的面，就问博古： “王明是黨内书记，为什么見不到他的面?”

博古说：“他在苏联，”

我又问：“他离我門那么远，又不了解国内情况，怎么领导呢?”

博古说， “是通过电报發指示，我们都得听他的。”

我覺得这很可笑，后来就称王明为“住洋房的先生”。

苏区幹部群众对朱老总特別敬仰，记得在瑞金开群众大会时， 一听说朱总司令讲话都热烈鼓掌，挤前去看，朱老总对人也很和气，总是笑眯眯的，老百姓願意接近他，知道他在前方打仗，总是送东西给他吃，总司令又轉送給中央機关，毛主席对朱老总最好，朱从前方打仗回來，毛主席先去看他，他说，我们有今天，有朱老总的一份功勞。

我在政府工作一年多以后，又调到中央当妇女部长，起因是这样：有一次，项英和何叔衡兩人来找梁柏台商量一件事，说刘开官僚主义严重，好多人写信告到最高法院院长何叔衡那兒，他们要处罚地。

梁柏台说； “顶好不要处分，他毕竟不是敌人，还是用数育的方式好。”

大家商量的结果决定用“公审”的方式，现在叫群众大会。这样既教育他本人，又教育大家。

可是叫谁去公市呢?他们商量的结果，认为让我去主审比较合适。叫邓子恢陪审。

公审时，在最高法院窗外的场地上搭了一个台，我发言时，张闻天正好路过。他听完我的发言说，今天的公审会开得不错，主审人审得好。政府有这样的女同志做妇女工作，我们中央还没有，于是把我调到中央当妇女部长。

我在中央担任妇女部长期间，邓颖超同志是中央的秘书长，又是妇女委员，党内叫她帮助开展妇女工作。邓颖超同志政治水平高。也很会做工作，我有什么事总是找她商量。

在中央妇女部工作时，开始有这样一种现象：好像妇女工作就是妇女做。我们除了有时向罗迈同志汇报一下以外，党组织不太过问。我们发现后就指出，女子半边天，不发动妇女，光男子革命不行。但妇女工作光是妇女组织做也不行。各级党政都要关心妇女工作。

也许是由于我们的提议，中央后来对妇女工作更重视了。比如1933年11月在决定召开各省要工农妇代表会时，中央事先召开了扩大会议。博古、张闻天、罗迈、邓颖超等都参加了研究。

会上提出由邓颖超代表中央发表文章。要求各级党政，工会加强对女工农妇代表大会的领导。在妇女代表会的基础上来动员劳动妇女。并把这一工作当作党的整个工作看待。在会上还决定由中央派代表下去检阅各省的妇女工作，我到江西省去。刘群先(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长),到闽赣省，我们回来还向中央作了汇报，在我印象中妇女工作开展得比较好的是江西，最好的是兴国。

年底，江西省召开女工农妇代表会时，我又代表中央妇女部参加并讲了话，我除了跟代表们一起参加大会和小组讨论外，还找她们个别谈话。了解基层妇女工作的情况。代表们和我们也都亲亲热热，随便得很。

1934年1月，召开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时，我被选为中央的执行委员和主席团的成员。当时我认为不应该选自已，应当选邓颖超同志更合适，我曾对博古说，按政治水平，工作能力应选邓颖超，他说， “我们要按票数来的”。

也许我天天搞妇女工作，经常下乡，接触面广，认得我的人多些，其实我远远不如邓大姐。不久，我又回到中央政府继续做妇女工作，这时中央接替我当妇女部长的是李见珍同志。

我回到政府工作后，有一次毛主席要我汇报妇女工作。当时我重点汇报了妇女扩红的情况，主席听完指示我说：“男子当红军后，要多做优待家属的工作。优属工作不搞好，红军家属的实际困难没解决，就会出现开小差的现象，影响扩大红军。战士在前方打仗也不安心。”

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后，我们更注重做好红军家属的工作了。那时中央和其他政府部门的干部都带头参加礼拜六优待红军家属的义务劳动。我们帮助红军家属挑水、洗衣、扫地、做饭。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一边干活， 一边和她们谈心，了解她们的情况和困难，使优待红属的工作做得更有针对性。

随着革命战争的发展，女同志参加生产越来越普遍，但是很多人的小孩没有人带。为了解决她们的困难，我们决定办托儿所，当时老百姓不知什么叫托儿所。在我们的督促下，由中央政府内务部制定颁发了《托儿所组织条例》,并根据这个条例下去宣传，中央还在下洲村搞了试点。

第五次反“围剿”时，敌人改变了战术，采取步步为营，碉堡推进的“堡垒政策”,对苏区发动了新的进攻。在敌人的进攻面前，王明在苏区的代表李德等人提出“寸步不让”“四面出击”主张死打硬拼。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意见是诱敌深入，声东击西，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灵活打法，双方争论得很激烈，后来以多数票通过李德的打法，毛主席保留意见，并说，“我有病， 一直没有休息，现在可以休息休息了，按你们的去打吧!”外面以为他撤职了。

有一天，毛泽覃从外面回来，气呼呼跑来问我说：“有人要撤毛主席的职，是不是真的?”

我说： “没有这样的事，政府，军队里的人都拥护主席，谁敢撤职，那还了得?不信你可以自己去问主席。”

他说： “我不去，问问你，知道情况就行了。”

我知道他有点怕哥哥，因为主席对他的小弟弟要求很严格，经常对他说，年轻人要好好工作，不要嘻嘻哈哈。所以他有些事倒经常来找我谈谈，因为我住在毛主席隔壁，跟贺子珍关系很好。

1934年，中央政府决定在瑞金成立一个国家医院。没有人当院长，毛主席和张闻天同志商量后叫我当，我当初不肯，对主席说： “我是外行，干不了。”

毛主席耐心地对我说： “不会可以学，外行可以变内行嘛，医生大都是刚俘虏过来的，叫谁当?不是叫你光去领导医学，管医的还有傅连璋，而且要加强政治领导，做监督和思想工作。”

事后，贺子珍同志又跟我讲了在战争年代女同志生孩子不懂医学的苦痛。她说，有一次在行军路上， 一个师长的老婆肚子痛，就在路边生下了一个孩子，敌人来了，她不懂医，只好取下围裙把孩子连同胞衣一起兜着走。

还有的女同志生下孩子后不知怎么办：有的把脐带扯断，孩子被活活弄死。讲完后，她鼓励我说，你去吧，不光当院长，还可以学妇产科知识。以后是很需要的。听了她的话，又进一步增强了我的信心。

到了国家医院以后，凡是有人生孩子，不管白天或者晚上我都要到场。通过几个月的学习，我初步掌握了妇产科知识。

在长征出发前，上级规定对已婚的女同志到医院进行一次检查，怀孕的都要留下来，我都照办了。

1934年10月，在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指挥下，第五次反“围剿”遭到严重失败，主力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根据地准备长征。

开始我同梁柏台都在长征的名单里。可是临到出发前，情况起了变化，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分局，留下项英、陈毅坚持斗争，又说还要留下一个，留谁没有定，由他们挑选。

结果项英点名要梁柏台，这样梁柏台也留下了。项英来找梁柏台时对我说： “现在需要你，你就留在这里做妇女工作。”我不肯，又去找中央，去了两次他们都在开会，这时梁柏台也劝我，我只好留下。

留下不久，党又临时决定瞿秋白、何叔衡、我和张亮四人到香港或上海去搞地下工作，同时决定邓子恢跟我们同路出发，到福建，龙岩，永定一带去打游击。

编者注：张亮是项英的妻子。与周月林都被误认为是出卖瞿秋白。

1935年2月，我们从江西出发到了福建，找到省委书记万永诚。当时敌人进攻得厉害，省委已搬到四都山上，省委安排我们在山上住下，后来派了一连人护送我们向永定进发。

一天半夜，我们在水口附近渡过了汀江，到一个小村庄坐下来烤衣服。准备烧点东西吃时，敌人追上来了，哨兵立即朝天开了一枪，战士领着我们往后山跑。

不一会，敌人又从山脚下包抄上来。护送队留下一部分人在山上阻击敌人，掩护我们撤退， 一部分人带我们到后山顶上，看看没有下山的路，我们就一个个从山上滚下去。

下山后，我看看邓子恢在我前面走，心想，他是本地人，又是打游击出身，路熟，就紧紧跟在他后面。

走了一段路才发现瞿秋白没有跟上来。我想他是党的领导人，到红区的时间不长，不会走山路，又犯有严重的肺病。如果掉队将寸步难行，自己有责任保护他。于是我又回包围圈去找他，走了一段路后，找到瞿秋白，他看见我非常高兴地说： “阿妹，你来了，这就好了。”我陪着他慢慢往前走。

过了一会又碰到张亮，她因怀孕也走不动。我们三人又往前走了一会。看见一个破屋子。瞿秋白指着屋子喘着气对我说： “阿妹，我们到里面休息一会吧。”

这时张亮也要求休息一下再走，我知道这时敌人离我们不远，但看看他们也确实走不动了，只好对他们说，你们先到里面稍微休息一下，我再到别的地方看看。

这时，我发现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草丛，杂草很深，里面有一口水塘，人躲在里面，外面的人什么也看不见。于是我就小心地钻进去，从里向外观察着周围的动静。

过了一会，瞿秋白来了对我说： “阿妹，我们还是躲到你那儿去吧，我看了一下周围，还是你那里隐蔽一点。”

说着，他和张亮都过来了。谁知，瞿秋白因为生病，又没有吃东西，脚下无力，刚走到草丛边就摔了一跤，撞在旁边的一棵小树上，小树摇晃了一下，立即就被山上观察的敌人发现了。

只听他大声说：奇怪!今天没有风，为什么那棵树突然会动， 一定有人。不一会，就有好几个敌人叽叽咕咕地从山上下来，他们搜查了一阵，没看见什么,又对着草丛大声喊，躲在里面的人快出来，我们已经看见你们了，不出来就开枪了。说着，朝天放了几枪，并向草丛搜来，我们就这样一起被捕了。

被捕后，我们先被关在上杭县，不久瞿秋白和我被叛徒指认，听说瞿秋白被解往长汀，英勇就义。我也被押往龙岩，敌人判了我十年徒刑。

第二次国共合作释放政治犯时，我被梁柏台的一位同乡保释出狱。释放后，我想到梁柏台，除了思念之外，也想通过他来寻找组织。当我千里迢迢从福建来到浙江新昌县梁柏台的家乡时，柏台的姐姐告诉我，他已经牺牲了。

这意外的不幸给了我当头一棒，我悲愤万分。又转道上海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寻找组织。由于我没有介绍信未被接受。此后便同组织失去了联系，过着贫病交加，流离失所的痛苦生活。

解放后，我又一次通过早期熟悉的同志，如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刘长胜，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张琴秋等同志，要求恢复我的组织关系。后因“瞿案”蒙冤，度过了长达25年的冤狱生活。

正在我绝望的时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我带来了新的生命，1979年11月，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复审，终于为我平反。

我平反后，组织上对我十分关心，现在我享受离休红军干部待遇，又按我的意愿和要求，把我安置在丈夫梁柏台烈士的家乡- — 浙江新昌县定居。我十分感谢党对我晚年生活的照顾，我要用自己的有生之年继续为党工作。

此文由邹成香根据周月林1984年口述整理。

编者补充资料：

这个五人小组里，身体素质最好的，是邓子恢，其次是女部长周月林。瞿秋白身患肺结核，根本跑不动，就躲进了树丛中。张亮怀有身孕，同样跑不动，也躲进了灌木丛里。

周月林本来是与他们两人一起跑的，结果一回头，两人都不见了。她是个责任心和善心都很强的女人，她知道，没有人帮助，他们两人是根本逃不出去。

想到这里，有希望跑出去的周月林，毅然返回，去找瞿秋白和张亮。很快，她先后找到了瞿秋白和张亮后，但她根本没办法带他们出去，他们虚弱到根本走不动路。

晚年的周月林

现在，周月林能做到，就是找一个更为隐蔽的地方，三人一起隐蔽。躲藏好了以后，他们已经料到，敌人很快会找到他们，于是他们开始统一口径。

瞿秋白的化名是林琪祥，做古董生意，被红军抓了去，现在跑了出来。张亮的化名是周莲玉，是一个富商的妻子，被红军绑架了，丈夫不愿拿赎金。自己是趁着红军主力跑了的时候，逃出来的。周月林化名是陈秀英，是一名护士，红军大部队走了，她没地方去，就打算回老家。

瞿秋白苦笑说，你们两人对好口径就行，至于自己，很难不暴露，因为认识自己的人太多，很容易被认出来的。于是，两个女人又计议了一番，连一些细节都考虑到了。

果然，他们很快被敌人搜了出来，按照之前对好的口径，他们一口咬定自己的身份。敌人只好把他们关了起来。

抓到瞿秋白他们的，是钟少奎保安团第二营的，营长叫李玉。李玉一眼就看出了瞿秋白不是一般人，儒雅，从容，谈吐不俗，根本不像一个商人。

李玉是个好色之徒，也是个爱钱的主。他眼睛盯上了这两个女的，一个是个孕妇，他想到的是弄钱。那个护士模样不错，他家里老婆要生产了，他就把周月林带回了家，让她给老婆接生。这当然是短期打算，长期嘛，收她当个小妾。想到这里，他心里不知有多美。

正好有个做生意的朋友过来拜访，听说抓了个孕妇，长得挺漂亮的。这位朋友老婆一直没生育，所以愿意出钱买回去，孩子也有了，小老婆也有了，一举两得。

李玉得了钱，又卖了人情，自然也是满心欢喜。

张亮（右）

只是，一个月后，上面忽然派人指认出了瞿秋白，竟然是共党大人物。上级命令，赶紧把放掉的两个女的抓回来，因为他们是一起被捕的，肯定也是共党的重要人物。

就这样，周月林和张亮又被投进了监狱里。但不管敌人怎么审问，她们一口咬定，就是周莲玉和陈秀英，敌人问不出什么，判了她们十年徒刑。

但她们并没有坐十年牢，因为全面抗战爆发了，国共结成了统一战线，敌人又没有任何证据，只好把她们放了出来。

而瞿秋白，在被叛徒指认出来后，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大义凛然，坚强不屈，于1935年6月18日，被老蒋下令处决，英勇就义。

瞿秋白牺牲了，苦了同时被捕的周月林和张亮，因为我党不知道叛徒是谁，而她俩的嫌疑最大，也可以说，基本上断定就是她们俩出卖的。

张亮出狱后，跟周月林分手去找项英。有一个颇为流行的说法，是项英认定张亮叛变出卖了瞿秋白，气愤之下开枪打死了她。这当然不是真的，项英那样的高级领导人，不会如此冲动。

真实情况是张亮找到项英后，项英无法确定她是否叛变，就给了她一笔钱，让她走了。张亮去找项英时，是带着在监狱中生的孩子去的。在监狱里，是周月林给她接生的。

张亮带着孩子离开了新四军军部，她后来跟她弟弟一起去了延安，把孩子放在了延安，后来就下落不明，有人说，她和弟弟都被康生派人勒死了，因为她弟弟知道康生的底细，怕他说出来，就杀人灭口了。

可怜张亮，一直到死，都背着叛徒的罪名。

周月林出狱后，先是找到丈夫梁柏台家，梁家也不知道梁柏台的下落，而且，梁柏台在老家，也有妻子，是父母包办的，他是逃出去的。这样，梁家是肯定待不下去了，只好回到老家。

她多次努力想跟组织联系，可是根本联系不上，因为，在很多人眼里，她就是出卖瞿秋白的叛徒，谁会跟她联系呢？她认命了，嫁了个船工，不再抱有他望。

但是，她的平静生活到了1955年被打破了。那一年，瞿秋白烈士安葬仪式举行，他的未亡人杨之华要求严惩出卖瞿秋白的叛徒。周月林被当成叛徒抓了起来，关进了功德林监狱。过了十年后才被宣判，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服刑期满后，因为是重罪，还是没释放。周月林自从被捕后，就一直申诉，从未停止过。直到1979年，北京高院重视起来，重新调查，在一张旧报纸上发现一则消息，才得知出卖瞿秋白的，不是张亮和周月林，而是当时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的老婆徐氏，周月林的冤屈得以昭雪。

后来组织上对她落实政策，按照1925年工作办理了离休手续，可是，她本来不该是这样的命运，她是党的高级干部，前途无量啊。唉，人的命运，真的很难捉摸。